长三角区域中心城市能级：内涵、测度与评价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叶南客　王聪

　　[摘要]城市能级是新时期城市竞争力的重要体现，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以提升城市能级为主线，不断凸显长三角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构建了由5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和20个三级指标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从全国层面、长三角层面、江苏省层面和南京都市圈四个维度对长三角区域中心城市能级进行比较分析。同时，聚焦于南京发展，将南京作为案例进行具体分析，发现南京城市能级发展具有以下特点：区域增长能力较强，控制影响能力亟待提高;原始创新基础较好，科技转化能力亟待提升;枢纽地位日益提升，区域辐射能力有待增强;服务功能日益完善，城市国际化水平相对滞后。本文基于南京城市能级发展的优势和短板，进一步提出南京城市能级提升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长三角一体化;城市能级;评价比较
　　[中图分类号]F299 [文献标示码]A[文章编号]1672-1071（2019）05-0000-00
　　一、引言
　　在新的城市竞争中，城市竞争力不再仅仅体现为城市本身的实力，城市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是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全面影响下，人才、资本、技术等创新要素的配置能力将愈发明显。能级原本是物理学中的概念，后被广泛应用于区域经济研究领域，用来表征城市的某种功能或综合功能对其他地区的辐射力和影响力。目前，关于城市能级的研究，主要围绕城市具体功能能级分析、城市能级比较评价和城市能级提升策略等相关内容展开。国外关于城市能级的研究经历了从单个城市到城市系统的研究[1]。国内的研究较早源于施祖辉（1997）和孙志刚（1998）在对城市功能的相关研究中提出和使用了“城市能级”的概念，孙志刚认为“能级”是指城市相对于外部区域发挥集聚和扩散作用的程度，主要体现为三个功能：经济功能（集聚-扩散能力）、创新功能（科技创新辐射力）和服务功能（基础支撑能力）[2][3]。随后，城市能级被广泛用于测度城市和城市群在特定区域、国家体系乃至世界范围内集中和扩散生产要素以及创造新的要素和产品（服务）的能力，并日益得到政府的重视而进入政策话语体系。部分学者针对城市核心功能提出城市能级提升的重要举措，如周振华（2005）强调现代服务业功能是提升城市对外经济联系和城市能级水平的重要支撑[4]。余文凯（2016）从上海建设智慧城市的视角，提出上海提升城市能级的着力点[5]。吕拉昌（2013）围绕创新能级，对我国三大都市圈的创新能级体系进行了测评和比较[6]。更多学者注重城市综合功能的研究，赵全超（2006）[7]、韩玉刚（2015）[8]、方大春（2015）[9]、杨莎莎（2017）[10]、方应波（2018）[11]等学者通过构建相关指标体系对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国内主要城市群的城市能级进行了比较研究。林善炜（2010）[12]、伍江（2016）[13]、张卫良（2018）[14]等学者以福州、上海、杭州、成都等城市为案例分析对象，提出了提升城市能级的机制和实施路径。这些研究显示，城市能级提升与城市功能完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城市能级的提升有利于增强城市经济实力和促进城市产业结构优化，提高城市创新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完善，优化城市发展环境[15]。从城市群内部来看，不同城市能级的提升，也有利于完善其所在城市群的空间结构，推进资源要素配置优化，促进区域功能的完善和竞争力的提升。
　　二、城市能级评价的内涵与模型构建
　　（一）城市能级评价的功能内涵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行政区划的界限不断弱化，长三角从“行政区经济”走向“一体化经济”，要素资源的配置方式发生巨大转变，长三角各城市进入新的竞争合作发展阶段。中心城市是区域城市体系中等级较高的城市发展形态，区域中心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对于完善长三角区域城镇体系、实现区域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此，对于长三角区域中心城市能级的评价要综合考虑三个目标导向：一是体现全球网络化新趋势。全球经济在多元格局调整变革中不断寻求新的平衡，全球化进入网络化发展新阶段，呈现出了很多新的趋势和新特点，对城市能级提升的内涵产生影响。全球资源要素流动更加注重技术、资本、信息、文化等全要素流动，城市在区域中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对创新资本、智力资本、服务资源等高端要素的配置更为重要。处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的高端环节和全球城市网络体系的节点位置，成为区域中心城市发挥区域控制力和影响力的重要体现。二是体现国家新的战略导向。我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换为中高速增长阶段，经济产业结构和动力机制都在发生转变，新旧动能转换加快。新型城镇化战略助推新的区域发展格局形成，城市群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亟需在更高层次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发挥其对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进入全面提升的阶段，在创新发展理念，带动区域经济转型发展、创新发展、均衡发展，以及对接“一带一路”战略等方面应肩负起其历史使命和战略担当。三是体现城市发展新的阶段特征。上海提出了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的建设目标，并积极制定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助推共建G60科创走廊等区域合作创新平台。杭州提出要打造“三城一枢纽”，即着力打造创新创业活力之城、历史文化名城、人文生态魅力之城以及亚太地区重要国际门户枢纽。合肥提出加快建设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副中心，奋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之都，并致力于加快构筑长三角多层次轨道交通网，建成“米”字形高铁网络、推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加入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等。南京明确提出创新名城建设，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名城方面成效显著，作为长三角唯一的特大城市，未来南京要以“全面提升城市能级”为重要抓手，不断凸显南京作为长三角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长三角区域中心城市能级提升的功能内涵，要适应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战略要求，在长三角“一极三区一高地”的战略定位中肩负起自身的使命担当，紧紧围绕“一体化”和“高质量”，着力提升城市创新、产业支撑、资源配置、连通辐射、服务保障等方面，重点提升三个能力：一是科技持续创新能力。科技创新涉及到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成果转化的各个阶段，不断打通技术研发、市场培育、产业转化等各环节的壁垒，以科技创新助推产业经济的自我变革和自我更新，通过技术革新和制度创新实现新业态引领，促进产业升级，明确不同阶段科技创新的重点任务，建立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增强可持續创新能力。二是要素资源配置能力。要提升城市能级必须汇集创新资本、智力资本、信息要素等关键资源，通过集聚跨国公司、高端人才等资源要素发挥对创新链、价值链和产业链高端环节的控制能力，以及关键资源要素的配置能力。要把促进区域资源高效配置作为提升城市能级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加快物理空间枢纽建设的同时，加快提升网络设施的现代化水平，深入推进大数据基地等平台建设，发挥链接国内国外市场的平台功能。三是城市综合服务能力。城市能级的提升必须要提升服务经济能级，形成全球服务功能，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端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高地，聚集各种功能的服务业市场主体和要素市场体系。要注重城市环境综合改善，提供在社会服务方面的优质供给，为社会大众提供更加舒适的城市环境，为国内外先进要素的集聚提供更加优质的生态体系，提高城市的综合影响力。 　　（二）评价指标体系设定
　　基于城市能级提升的目标导向和对城市能级内涵的把握，构建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城市能级评价指标体系，该评价体系由5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和20个三级指标构成（如表1），具体指标如下：
　　一是城市经济功能。主要体现为城市的综合经济实力、高端经济要素集聚、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等。高能级的城市都具备高密度的高端经济要素集聚特征，是高等级城市发挥资源配置能力的基础支撑。现代产业体系主要体现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和高效率的现代产业体系。本文从区域增长能力和控制影响能力2个方面，选取人均GDP、服务业占GDP比重、500强企业总部数量和独角兽企业数量4个指标。
　　二是科技创新功能。主要体现在创新资源要素高度集聚、持续的基础创新能力和产业转化能力。在全球城市网络中层级较高的城市都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在全球创新网络中发挥重要作用，引领全球产业创新发展。本文从原始创新能力和科技转化能力2个方面，选取研发投入占GDP比重、普通高校在校大学生、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每万人专利授权数量4个指标。
　　三是信息枢纽功能。主要体现为城市在区域要素流通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功能，通过人流、信息流、资金流和货物流的集聚实现经济效益提升，包括硬件的枢纽设施建设，以及现代化的网络设施建设水平。本文从信息流通能力和枢纽转换能力2个方面，选取人均移動电话年末用户数、人均互联网用户数、旅客运输周转量、货物运输周转量4个指标。
　　四是城市开放功能。主要体现为国际贸易和国际交流能力。城市深度融入全球化的能力与水平，是城市拓展国际市场，获取国际资源要素，提升国际知名度与影响力的重要支撑条件。本文从跨境交易能力和文化交流能力2个方面，选取实际利用外资占GDP比重、进出口贸易、国际友好城市数量、年入境旅游人数4个指标。
　　五是公共服务功能。主要体现为文化、教育、医疗等不同社会服务的供给能力。城市公共服务能力是吸引城市发展所需要的各类高端要素的重要影响因素，要推进能够满足不同层次需要的医疗、教育、文体设施建设，加快培育成熟的、与国际接轨的医疗服务、教育服务和文体设施的建设。本文从生活消费能力和生活服务能力2个方面，选取城市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人均储蓄存款余额、人均卫生技术人员数量、文化、教育、体育与娱乐业单位从业人员4个指标。
　　（三）样本城市选择
　　不同的区域范围对于城市能级的目标定位不同，本文主要从国家范围、长三角区域、江苏省内区域和南京都市圈区域等四个维度进行对标分析，从不同的区域范围系统分析长三角区域中心城市的城市定位和城市能级影响力。从国家范围来看，国家中心城市是中国城镇体系规划的最高层级，2010年2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10—2020年）》明确提出五大国家中心城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和重庆，随后增加了成都、武汉、郑州和西安，总共确立了9个国家中心城市。从长三角范围来看，系统分析长三角区域中心城市——上海、杭州、南京、合肥的主要指标，寻找城市坐标和定位。
　　同时针对南京城市能级提升，从江苏省范围和南京都市圈层面进行分析。从江苏省范围来看，不断完善南京的城市综合功能，提升城市首位度，对于提高南京在全省的引领带动作用和促进江苏省高质量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南京都市圈范围来看，如何发挥南京的龙头作用，实现南京都市圈城市之间交通、医疗、教育、创新等一体化发展，打造国家级现代化都市圈，建设长三角高质量发展合作示范区，南京也将大有可为。
　　三、城市能级的测度与评价
　　（一）测度方法与数据来源
　　在城市能级的测度中，需要对所有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指标的权重确定采用了熵权法这种客观赋权方法，由此得到每个城市的综合得分，分不同层级对城市能级进行评价。
　　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不同城市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等部门统计数据、不同城市2018年《城市统计年鉴》和所在省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等数据。对于2018年数据缺失的，以2017年数据进行弥补。
　　（二）城市能级的分层测度
　　1. 国家层面的城市能级
　　从国家层面来看，北上广深排在了第一序列，均属于在全国有重要影响力的城市，城市辐射范围遍布全国，在全国城市体系中具有较高能级。具体来看（如图1），北京作为首都，属于全国性的高能级城市，其经济功能和服务功能优势最为突出，经济功能方面包括三产占比、500强企业总部数量、独角兽企业数量，以及服务功能方面的卫生技术人员占比和文化、教育、体育与娱乐业单位从业人员占比均遥遥领先。上海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的龙头城市，各方面优势相对均衡，尤其是城市开放功能、信息枢纽功能和城市服务功能方面，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指标方面包括进出口总额和实际利用外资占比都比较高，文化开放方面国际友好城市数量也比较高，城市服务方面全体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和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都是第一，居民消费和金融支撑方面的作用突出。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综合性门户城市，最为突出的功能表现为信息枢纽功能和城市经济功能，信息枢纽功能方面信息流通能力和枢纽转换能力相对都比较强，而城市经济功能方面，表现出区域增长能力强，而控制影响能力弱，即经济体量和经济结构优势比较突出，而独角兽企业和500强企业总部的数量相对比较欠缺。深圳作为全国的创新高地，不仅具有坚实的经济基础，而且充分利用体制机制灵活，市场化程度高等优势，集聚了众多的创新要素，科技创新和产业产品创新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在城市经济功能、创新功能和开放功能方面都表现出了绝对的优势。
　　图1 北上广深城市功能比较
　　图2 国家层面的城市能级比较 　　南京及其他城市基本属于第二梯队，属于在区域范围内有重要影响力的城市，城市辐射范围虽然相对有限，但在区域中影响较大，属于不同区域范围内能级较高的城市（如图2）。其中，天津、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六个城市均是国家中心城市，2018年，除了西安，其他五市均成为GDP过万亿城市俱乐部一员。同时，苏州、杭州、宁波、青岛、长沙也都是GDP过万亿城市重要成员。如图3所示，南京在城市创新功能、城市经济功能和综合服务功能方面的优势明显，城市开放功能增长空间还比较大。从具体指标来看，城市经济功能方面，南京人均GDP指标低于苏州，三产占比指标低于杭州，500强企业总部数量和独角兽企业数量方面较之于杭州也表现出明显的不足。城市创新功能方面，南京在大学生数量方面的优势最为明显，仅次于西安;创新投入方面，较之于武汉、杭州还有一定差距;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也比不过苏州和天津;每万人专利授权量方面，南京较之于苏州、杭州、宁波等城市也有差距。综合服务功能方面，南京消费水平和医疗卫生基础较好，但从具体指标来看，全体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低于苏州和杭州;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低于杭州、成都和重庆;卫生技术人员占比低于杭州、郑州、西安和成都;文化、教育、体育与娱乐业单位从业人员占比低于武汉、成都和长沙。信息枢纽建设方面，南京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相对较高，人均互联网用户数排名第一;但人均移动电话用户数低于苏州、杭州、武漢、成都、长沙等城市;旅客和货物周转量也低于天津、武汉、重庆、成都、宁波等城市。城市开放功能是南京的弱项，无论是开放型经济建设、文化旅游交流水平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图3 不同城市功能比较
　　2. 长三角城市群中的城市能级
　　具体来看南京、杭州和合肥三市的发展指标，城市开放功能是三个城市共同的短板（如图4）。南京在经济功能、服务功能、创新功能和信息枢纽功能方面相对比较均衡，杭州的经济功能和服务功能相对较强，创新功能和信息枢纽功能相对偏弱;而合肥在经济功能方面的短板更为突出。具体指标来看，南京的优势在于经济体量、在校大学生数量、文化、教育、体育与娱乐业单位从业人员占比等指标，而企业发展、三产占比情况、每万人专利授权量情况、金融服务支持、医疗卫生人员数量等方面，杭州均优于南京。虽然从目前的指标来看，合肥的各项指标还不理想，但从未来发展态势分析，合肥不仅与上海、北京同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与武汉、郑州等同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战略地位持续提升，发展潜力和后劲不容忽视。
　　图4 长三角内部城市功能比较
　　3. 江苏省内的城市能级
　　从江苏省内几个主要城市的比较来看（如图5），南京在创新功能、枢纽功能和服务功能的首位度优势不断凸显，但开放功能和信息枢纽功能的首位度水平还有待提高，尤其是开放功能方面，明显低于苏州。从具体指标来看，南京的人均GDP水平、500强企业总部数量、每万人专利授权量、进出口总额、实际利用外资占GDP比重等指标均低于苏州和无锡，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年入境旅游人数、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远远低于苏州。近年来，杭州、西安、合肥、武汉、成都等城市纷纷实施“省会战略”，不断提升区域发展水平。整体来看，南京作为省会城市较好地发挥了政治中心作用，但经济上的支撑带动作用不够强，中心地位有待强化，经济首位度明显偏低。如图6所示，2018年，成都占四川的比重为37.7%，武汉GDP占湖北的37.7%，西安GDP占陕西的34.2%，长沙GDP占湖南的30.2%，广州GDP占广东的23.5%。而同为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合肥GDP占安徽的26.1%，杭州GDP占浙江的24.0%，而同期，作为省会城市南京GDP占全省的比重只有13.8%，而苏州GDP占全省比重达到了20.1%。南京与苏州在经济规模实力上还有一定差距，对全省辐射影响力也有待增强。
　　图5 江苏省内主要城市功能比较
　　图6 南京的城市首位度比较
　　4. 南京都市圈中的城市能级
　　南京都市圈是中国最早跨省共建的都市圈，是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着重分析南京都市圈内部城市的发展优势和不足，有助于共同谋划提升都市圈发展质量和现代化水平。从都市圈城市发展情况比较来看（如图7），南京在经济、创新、枢纽、开放、服务功能方面都占有绝对优势。具体来看，经济、创新和枢纽功能方面，紧随南京的城市包括常州、镇江、扬州和芜湖;服务功能方面，紧随南京的城市包括常州、镇江、扬州和马鞍山。然而，开放功能是南京的弱项，马鞍山的外资占GDP比重达到了1.30%，比南京的0.30%还要高，同时，常州、芜湖也都高于南京。南京都市圈的一体化发展的前提还是南京要做强自己的硬实力，提升自身龙头作用，做大能级。同时，要充分发挥不同城市的资源禀赋和发展优势，通过一体化发展，共同提升区域竞争力。
　　图7 南京都市圈主要城市功能比较
　　（三）南京城市能级的综合评价
　　一是区域增长能力较强，控制影响能力亟待提高。从具体指标分析来看，南京的经济功能总指标仅次于杭州、高于苏州、天津等城市。其中，2018年，人均GDP达到152886元，三产占比为61%，在所有城市中分别位于第5位和第6位。南京的GDP总量虽然全省第二，但GDP增速达到9.43%，高于南通8.95%、无锡8.82%，继续稳居全省第一，经济增长迅速，显示出南京强大的经济发展潜力。但南京在区域中的经济影响力还不高，代表新经济的领军企业偏少，发展活力不足，对区域的经济控制影响能力有待提高。从500强企业数量来看，南京只有8家，较之于北京的102家，上海29家，杭州26家，差距还比较大。此外，从代表新经济领军企业的数量来看，2018年南京的独角兽企业只有7家，是北京80家的8.75%，上海38家的18.42%，杭州22家的31.81%。 　　二是原始创新基础较好，科技转化能力亟待提升。目前来看，南京具有较好的原始创新基础，在校大学生数量一直排在全国前列。创新名城建设以来，更是集聚了诸多的创新要素和创新资源，2018年，高新技术企业年增长70%以上，新申报高企数增幅、高企培育库入库企业数、获省级高企培育资金以及当年新增高企数4项均位列全省第一。新增就业参保大专以上人数34.15万人，增幅达60.1%。2018年，众创空间数量达到282家，其中53家為国家级备案，排名全省第一。然而，在科技成果转化、国家大科学装置落地、开放型创新体系建设等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制约了南京城市能级的提升。从每万人专利授权量的数量来看，南京仅排在了第8位，不仅低于北京、广州和深圳等城市，也低于苏州、杭州、宁波和无锡。同时，南京国家大科学装置数量明显不足，尤其现在合肥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数量和投入力度上超过南京，南京在国家级重大科技创新平台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
　　三是枢纽地位日益提升，区域辐射能力有待增强。南京作为“一带一路” 和长江经济带两大国家战略的重要交汇点，地处沿江和沿海经济带“T”型发展轴的连接点，区位优势明显，尤其是南京水陆空综合交通体系完备，长江 12.5 米深水航道凸显了南京的航运枢纽地位。同时，南京公共交通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是首批“国家公交都市示范城市”，地铁运营里程378公里、排名全国第四。从具体指标来看，南京的人均互联网宽带用户数排在了所有城市的第一位。目前来看，南京已经建成了较为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体系。然而，无论是铁路线网结构和辐射能力，还是海港和空港的能级，南京与国家区域枢纽和中心城市、省会中枢的地位并不相称。目前，高铁仅直接衔接6个方向，东西向服务能力不足;禄口机场旅客吞吐量、国际航线数仅为广州白云机场的37%和23%;长期以来全省“井”字型综合交通构架，也制约了南京连接服务苏中苏北地区的能力。目前，合肥都市圈的交通优势正在迅速崛起，未来将全面建成 “时钟型”高铁网络，形成12条高铁中心，成为名副其实的综合交通枢纽。南京需增强区域辐射能力，带动城市能级提升。
　　四是服务功能日益完善，城市国际化水平相对滞后。作为江苏省的省会城市，南京的公共服务水平优势突出，城市服务功能的排序仅仅低于长沙。完善的公共服务能力也增强了城市的宜居性，南京连续10年被评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之一。2017年在中国各城市医疗实力评估中，南京以38家三甲医院、25300名执业医生和49900张床位数排名全国第七，列江苏省第一。根据英国体育市场情报研究和数据服务机构SPORTCAL最新发布的2017年度“全球体育影响力100强城市排行榜”，南京体育城市指数名次比上一年上升了9位，位列第十位，仅次于北京排名全国第二。然而，从目前发展现状来看，南京国际化的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明显不足，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方面还相对滞后，对外贸易和引资能力还有较大提升空间。2018年南京的实际利用外资占GDP比重只有0.30%，低于上海的1.44%、武汉0.74%、杭州0.51%、合肥0.41%。随着常驻外籍技术专家、高端人才的日益增加，优质的教育、医疗等高端公共服务资源供给已经成为吸引优秀人才落户的重要因素，目前南京的国际教育、医疗配置还远远不够。
　　四、结语
　　本文从城市经济功能、科技创新功能、信息枢纽功能、城市开放功能和公共服务功能五个方面分四个维度对长三角区域中心城市能级进行了综合评价，并聚焦南京实际发展，对南京城市能级发展的优势和短板进行具体分析。整体来看，南京在经济增长潜力、城市创新发展、公共服务能力等方面的发展优势比较突出，但也存在新兴产业领军企业欠缺、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有待提高、城市国际化水平相对滞后等发展短板。城市功能的完善是城市能级提升的重要支撑，未来提升南京城市能级，需要从五个方面进行创新突破。一是增强城市经济功能，提升区域综合辐射力。围绕“4+4+1”主导产业体系，促进南京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跃升。同时，发挥好南京江北新区和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南京片区的前沿引领作用，围绕一批具有重大发展前景的未来产业，实现在监管、审批、金融扶持等方面的制度突破，探索更多更高质量的制度创新成果。二是增强科技创新功能，提升科技创新源动力。强化前瞻性基础研究优势，瞄准价值链上的核心技术和关键环节，不断完善团队建设、政策环境、资金支持、管理机制等顶层设计，促进基础科学研究从“跟踪学习”向“原始创新”转变，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立足南京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力量，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实现创新链和产业链、资金链、供应链的有效对接。三是增强信息枢纽功能，提升城市要素链接力。借助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平台，推进“智慧机场”建设，完善机场枢纽服务功能和品质。不断完善直连全国的“米”字形高速铁路网络，争取高铁、城际交通与禄口机场的无缝对接，不断完善空铁联运体系。四是增强城市开放功能，提升对外开放引领力。加快建设海外创新平台，提升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和竞争优势，不断提升主导产业国际竞争力。推动企业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在海外中心城市搭建综合性“走出去”服务平台，为企业开展国际科技合作搭建桥梁和通道。五是增强公共服务功能，提升公共服务承载力。大力发展国际教育、国际医疗等高端设施，为高端人才引进创造良好的条件，不断提升南京公共服务吸引力。积极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不断提升服务效能，为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公共服务，积极构建南京宜学宜居宜业的创新生态体系。
　　参考文献：
　　[1]Puglisi M， Marvin S. Developing urban and regional foresight： Exploring capacities and identifying needs in the North West[J]. Futures， 2002， 34： 761-777. 　　[2]施祖辉.上海与国际中心城市的功能能级比较[J]. 预测， 1997（1）：17-29.
　　[3]孙志刚.城市功能论[M]. 北京：經济管理出版社，1998.
　　[4]周振华.论城市能级水平与现代服务业[J].社会科学，2005（9）：11-18.
　　[5]余文凯.未来30年互联网发展提升上海城市能级与智慧城市研究[J].科学发展，2016（11）：102-112.
　　[6]吕拉昌，谢媛媛，黄茹.我国三大都市圈城市创新能级体系比较[J].人文 地理，2013（3）：91-95.
　　[7]赵全超，汪波，等.环渤海经济圈城市群能级梯度分布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2）：28-32.
　　[8]韩玉刚， 曹贤忠. 皖江区域城市能级与生态环境协调度的测度和发展趋势研究[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5， 24（6）：909-916.
　　[9]方大春， 孙明月.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影响力研究[J]. 经济地理， 2015（1）：76-81.
　　[10]杨莎莎，邓闻静，纪明.中国十大城市群核心城市影响力比较分析[J].统计与决策， 2017，（23）：123-128.
　　[11]方应波，黄炜迦，朱慧.基于城市能级的珠三角城市群城市空间结构研究[J].广州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2018，17（5）：67-73.
　　[12]林善炜.福州城市功能优化与提升——基于空间结构视角[J].福州党校学报， 2010，（3）.
　　[13]伍江.上海城市发展内涵和理念优化调整与城市能级的阶段性提升[J].科学发展，2016，（4）：99-106.
　　[14]张卫良. 坚持城市国际化战略， 加快提升杭州的城市能级[J]. 杭州（周刊）， 2018，514（30）：14-17.
　　[15]韩玉刚，焦化富，李俊峰.基于城市能级提升的安徽江淮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研究[J].经济地理，2010，30（7） ： 1101-1106.
　　（责任编辑：董玥玥）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1/view-1519917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