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乐器筑的历史传播与当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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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筑，是我国古代产生较早而又随着历史变迁逐渐销声匿迹的一种弦鸣乐器。它最早流行于战国时期，在民间深受欢迎，汉代以后筑出现在宫廷燕乐当中，宋代以后逐渐消失。作为一种曾经流行于民间，后又被宫廷所接纳的乐器，筑因何走向衰落？江苏沛县乐器制作人郝敬春在参照大量史料和文物的基础上，制作了一系列复原筑，并在当地开展筑乐的教学活动，其意义应当如何评价？只有厘清筑乐的历史传承，透析其传播规律，才能寻求答案。
　　关键词：乐器;筑;筑乐
　　 注：本文系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基金项目“古乐器‘沛筑’传承与发展研究”（T-c/2018/01）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筑乐在民间的流行
　　据文献记载，从先秦时期到西汉，击筑一直是深受民间喜爱的音乐活动。《战国策》记载，苏秦为了游说齐王，用民间流行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来说明临淄地区国民安乐，“甚富而实”。有关先秦时期筑的记载不止此一则。在《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了刺客荆轲与高渐离以筑相交的故事。“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荆轲刺秦之时，其击筑而歌的场景更为后世所传扬。上述史料共同佐证了一个基本情况——筑曾在民间传播甚广，是民间常见的自娱乐器。这种广泛的传播首先应当以筑的形制与功能的相对完善为基础。
　　作为流行乐器，筑的形制与功能应当具备以下特点：第一，筑的演奏方式应当较易掌握，入门不难，才能方便其传播。按照当今学者的考证，最早的筑为五弦筑，器型较小，一手执柄扼弦，一手执竹尺演奏。由于筑是一弦一音的乐器，难以演奏音域较为宽广的乐曲，客观上也减少了演奏的难度。第二，筑的音色、演奏方式、演奏场合、演奏曲目应当与同时期流行的乐器——竽、瑟、琴具有互补性。同为弦类乐器，为何瑟、筑、琴三者成为流行于民间的乐器？相互之间必然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除了器型和演奏方法带来的音色差异外，筑作为手持乐器，比琴和瑟更加方便携带和表演，如同当代的吉他、手风琴等形制较小的乐器，更适宜于演奏者在动态中展演。第三，筑乐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与上文所述，击筑的入门较为简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史书中记载了筑乐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史记》记载，高渐离善于击筑，在酒家表演，“击筑而歌，客无不流涕而去者”。
　　二、从民间走入宫廷的筑乐
　　西汉时期，筑乐逐渐进入宫廷，筑乐也经由俗乐形态转化为雅乐。
　　《史记·高祖本纪》中有刘邦击筑而歌的记载，筑乐仍然保留有民间流行形式的特点。“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高祖刘邦出身平民，这段记载是为数不多的有关其音乐活动的记载。作为未经过特殊音乐训练的人，能即席击筑唱歌，说明击筑是一项并不具太高难度的音乐技能;在与父老乡亲酒酣耳热之际击筑为歌，直抒胸臆，说明这是当时酒席上常见的助兴活动。总之，这则史料仍然印证了筑作为流行乐器的特点。
　　汉代以后，筑的形制逐渐发生了变化。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载：“筝，五弦筑身乐也。”筝和筑从初期差异较大，到后来在演化中有所相似，究竟是哪一种乐器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呢？显然从历代出土的筝的形制，和乐器的演进规律来看，应当是筑体积变大，增加了弦的数量，以增强其音色的表现力。
　　伴随着形制的“改进”，筑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从民间乐器变成了宫廷乐队中常见的乐器。比如，《魏书·音乐志》中有“依魏晋所用四厢宫悬，钟、磬各十六悬，埙、篪、筝、筑声韵区别”;《隋书·音乐志》中有“高祖既受命，定令，宮悬四面各二虡，通十二镈钟，为二十虡。虡各一人，建鼓四人，柷敔各一人，歌琴、瑟、箫、筑、筝、掐筝、卧箜篌、小琵琶，四面各十人，在编磬下”;等等。类似记载颇多。
　　三、筑乐的消失与当代传承
　　筑缘何会消失？目前有如下几种看法。第一是“进化说”。项阳认为，轧筝作为筑的后代，继承且丰富了筑的演奏方法，筑在完成了这种嬗变之后，其仅以击弦的演奏形态本体，随着名称一起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第二是“替代说”。张玉兰认为，在“丝”的家族中，筝和琴等姊妹乐器无论是结构型体的改造、创作曲目的丰富，还是演奏技巧的提高都超越了筑，最终替代了筑的作用，而导致筑逐渐消失。第三是“不适说”。徐文鸣在《古筑的历史研究及复原开发》一文中认为，随着宋代瓦肆、勾栏等市民娱乐场所的兴起，戏曲、说唱等表演形式更加丰富，器乐也更加多样，筑的表现力已经不能够满足当时民众审美需求。
　　如上文所述，到隋唐时期，其形制的发展已明显有别于早期。唐代杜佑《通典》中记载了当时筑的形制：“筑，按今制，身长四尺三寸。”换算为今天的单位，唐筑足有129厘米之长。根据古人身材，如此形制庞大的乐器显然只适合与筝、瑟等一样静置演奏，失去了其最初的手持演奏、简易便携的特征。在筑从民间逐渐走入宫廷，且不断增加体积、琴弦以适应宫廷音乐的需求之时，逐渐弱化了其原本用于民间自娱的主要功能。徐文鸣认为：“《宋史·音乐志》主要可以探寻筑的衰落过程：由雅乐降为俗乐，直至消失。”笔者却认为恰恰相反，筑乐的由俗入雅才是其逐渐衰落的重要原因。
　　由于筑与高渐离、荆轲、刘邦等一系列人物相关的、广为流传的记载，它与豪迈、悲壮、苍凉等意境或意象联系在一起，成为文学作品中的这一类意境的符号。唐诗中有大量借筑咏情的诗句，如：高适《别韦参军》中的“弹棋击筑白日晚，纵酒高歌杨柳春”;李白《醉后赠从甥高镇》中的“欲邀击筑悲歌饮，正值倾家无酒钱”;王宏《从军行》中的“十五学剑北击胡，羌歌燕筑送城隅”;等等。这些作品中筑的出现无不体现了筑无法为其他乐器所取代的功能和特质。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与其说筑作为一种乐器被淘汰、被替代，不如说当年击筑为乐、豪迈纵情的市井音乐形态，在时代的变换中逐渐没落直至消失。 　　现在，徐州沛县的郝敬春老师在研究了大量文献与博物馆文物的基础上，复原出一把五弦仿古筑，取名为“沛筑”，引起强烈反响。为了增进其表现力，他逐渐制作出了十三弦筑、二十一弦、二十六弦等一系列新型复原筑。经过改制后的筑不但增大了音量，还具备了转调功能，在音色上则融合了各类弹拨和击弦乐器之特点，兼具古筝、古琴、扬琴的形制与功能于一体。被尘封于文献当中的古乐与古乐器重新展露面目，它们在现代社会文化环境中何以自处？
　　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较高，社会文化生活较为丰富的今天，复原古乐和古乐器，其首要动因不是为人们娱乐提供新的选项，而是一种主动的文化传播行为，是国家强盛和生活富足为人民带来文化自豪感、自信心和文化自觉在社会文化领域的折射。郝敬春说，他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喜爱这件古老而又年轻的艺术瑰宝，希望面临销声匿迹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得到足够的重视，国人能够珍视本民族文化，充分发扬文化自信”。
　　如郝敬春、丁承运等古乐器研究者有一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不仅仅将古乐器复原作为使命，而且主动通过各种社会活动，如教学、舞台展演等来进行宣传、展示与推介，开展传播活动，成为古乐或古乐器的传播者。文化传播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自然传播，从文化中心逐渐向外围扩散;另一种形式的传播是有意识有计划的传播，即文化通過有意识的拓展、开发等活动被积极地加以传播。筑乐如今带着的文化传承记忆再次面世，如果仍然任其自然传播，可以想见其传播的效果。只有借助社会力量，为传播和传承创造条件，方能使古乐复鸣不至于成为昙花一现。
　　筑乐经历了从民间俗乐到逐渐雅化，从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到逐渐与其他乐器交融，失去本身特点，最终被同类乐器取代的过程。这一过程提醒当代复原者，只有充分挖掘乐器本身的特色，使其有别于同类乐器，方能使其具有恒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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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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