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现象学与马克思哲学异质性及其三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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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彤
近二三十年来，现象学在国内兴起，并逐渐成为中国当代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然而，国内的一些学者，或者囿于海德格尔的某些观点，或者借鉴了法国现象学派的做法，或者参照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个流派，例如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一些观点，硬性地将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勾连起来，甚至有人直接称自己的观点为现象学马克思主义。为此，笔者在胡塞尔现象学和马克思经典著作这两种不同学术资源和哲学文献的基础上，将他们二人的哲学观、哲学的研究方法以及哲学的基本研究领域予以比较，进而阐明这两种理论的异质性及其三大差别。
一、严格科学的“第一哲学” 与唯物主义哲学
古往今来，凡是称得上是一门哲学的理论，都要解决“物自体”“实在”或“存在”等等基本问题。很显然，如果像“物自体”这类东西不需要付出精神的艰辛努力，轻易地直接地就呈现在人们面前，那么就不需要有哲学，这个世界上也可能就不存在哲学了。正是因为“实在”或“存在”隐而不显，哲学才有它的用武之地，哲学的作用在于透过千差万别、纷繁复杂的各种现象去揭示出内在本质性的必然性的东西。日常思维具有迷惑性和朴素性，在这一点上，几乎所有哲学都具有共同点，马克思的哲学与胡塞尔的现象学在此也能够找到某些相似之处。
马克思揭示出了日常思维现象的规律与事物本质结构的规律之间的矛盾性。人们天天在使用金钱，用它进行各种复杂的交易，却从来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金钱到底是什么。社会主体在这个鱼龙混杂的现象世界中自由自在，如鱼得水，殊不知，他们已经与其内在本质完全疏离了，而且对于这种疏离状态完全是无意识的，他们的实践已经是一种异化了的实践，他们的“自主活动、自由活动”的类生活已经变成了低级的世俗的“向钱看”的物欲生活，“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1]（p34） 异化劳动不仅生产出了异己的产品，并且生产出了敌对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旨在发现某种规律：“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2]（p8） 马克思几乎耗尽了毕生的心血揭示出这种生产方式中剥削是一种极其普遍的现象，“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1]（p34） 因而国家和法律制度上已经被取消的不平等还会在经济领域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进而就此揭开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散布的重重思想迷雾，使人们能够认清历史的真相，并教育广大无产阶级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只有采用彻底斗争的方式才能获得真正解放：“它自身摆脱当前时代压迫与剥削它的特殊形式的解放，不是通过纯粹政治的、法律的和文化的变革，而只有通过直到触及经济基础对现存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关系所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才得以完成。”[3]（p122） 因而，对于马克思而言，重要的是要在理论上把哲学和其他意识形态当作现实来把握，并在实践上这样对待它们，哲学斗争是现实斗争观念上的组成部分，而在物质生产领域消灭整个资产阶级才是最重要的社会现实，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的哲学是一种彻头彻尾革命的唯物主义哲学，哲学斗争是通过在一个特殊的领域——观念领域的斗争来参与到社会中的一切领域里进行的反对整个现存秩序的革命斗争，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早期观点和晚期观点是一以贯之的，“你们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4]（p8）
由此，我们就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对哲学的基本态度和观点：哲学是人们物质活动的产物。“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5]（p524） 因而人们的社会关系、生产力与社会交往制约着人们的观念，“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5]（p525） 人们在从事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产生了道德、宗教和科学这些“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当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条件发生了改变，人们的思维及思维的产物也随之改变：“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5]（p525） 因而人类意识问题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6]（p33） 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意识生活的依附性、从属性与根本不独立性。
我們再来看胡塞尔现象学。关于什么是现象学，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开头就指出：“什么是现象学，在胡塞尔的最初著作出版后的半个世纪，还要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是离奇的。”[7]（p1） 然而，这种追问又是必要的，因为现象学的历史正是在对这个问题的不断追问中展开的。现象学是关于本质的研究，胡塞尔与马克思同样认为，现象既揭示本质，又隐蔽本质，如果本质轻易就能被人们发现，那么就不需要有哲学了。日常生活的自然态度包涵了各种各样的先入之见、历史前提与文化预设，正是这些天然的朴素的幼稚的自然态度妨碍了哲学思维的深入探索，因而胡塞尔在20世纪初就提出了“回到实事本身”。“哲学研究的动力必定不是来自各种哲学，而是来自实事与问题。”[8]（p69） 实事并不等同于经验的事实，哲学家决不能“在那些以如此大的范围在直接的直观中绝对被给予的观念面前佯装盲目。”[8]（p69） 借助于某种直观，我们就可以回到有关我们意识经验的更原初的某种无中介的原始素材和呈现之中，哲学研究需要一种绝对清晰地被给予的最底层工作领域的“实事”，现象学恰恰能够提供这种“实事”。现象学追求一种彻底的无前提性，“借助于现象学的本质把握，一个无限的工作领域便显露出来，一门科学便显露出来……”[8]（p70） 因而，现象学是关于开端和起源的严格的科学：“通过系统的思考来彻底地澄清为至今为止的哲学所幼稚地忽略了或误解了的严格科学之条件，尔后再去尝试新建一座哲学的学说大厦……人类文化的最高兴趣在于要求一门严格科学的哲学”[8]（pp5-6）。 因而，作为数学家的胡塞尔从一开始就试图将哲学奠基在一个确定无疑的基础之上，使哲学成为真正严格的科学，正如施皮格伯格所说，“严格科学的理想”和“哲学上的彻底精神”是胡塞尔现象学的不变项。现象学是全部知识的最后根据和对全部知识的理性批判。哲学作为一切有效性的最终源泉，是一种具有真正自明性而圆满实现的进行澄清的自身沉思，它在古希腊那里有其历史起源，希腊人最早建立了这种哲学文化的理念。没有严格科学的开端，就没有严格科学的继续发展，哲学具有最终有效性的本质形式，因此称得上是第一哲学，“通过新的超越论现象学的出现，就已经初步出现了一种真正的和正确的第一哲学”[9]（p35）。现象学以一种最彻底的哲学的自身意识，追求绝对的有条理的必然性的知识，胡塞尔在批判世界观哲学时，以一种哲学家的真正使命意识的口吻说道：“我们切不可为了时代而放弃永恒……”[8]（p64） 他在批评实证主义时，饱含着对哲学的深厚情感说道：“实证主义可以说是将哲学的头颅砍去了。”[10]（p19） 因而，哲学是一门彻底的自下而上建立在可靠基础上并向着最严格的方法进步的科学，在这条科学批判之路上，笛卡尔、休谟和康德等近代哲学家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但是很不幸，他们都与现象学擦肩而过，没有回答所有知识和科学之最终可能性这一根本问题。现象学是对一切本质的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知识的反思，借助于这种反思，将会对这一根本问题给予圆满的回答，因此，“现象学可以说是一切近代哲学的隐秘的憧憬。”[11]（p160）
时至今日，在胡塞尔现象学问世整整一个世纪之后，提出“什么是现象学”这个问题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这个让无数现象学家扪心自问而念念不忘的问题，体现了他们最根本和最深度的自我反思。胡塞尔曾经以“我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作为不断深入细致研究的旨趣，萦绕在他脑际的是：我如何能够做到使我的思维的每一步都确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之上，我何以能够避免每一个未被合理证明的假定，从而最终让严格科学的理想在哲学上得以实现。胡塞尔是一个做哲学基础工作耐心细致分析的大师，当他遇到哲学的初学者通常所表现出来的自大而空泛的主张和论证时，他总爱说：“不要大钞票，先生，给我小零钱。”正是在这种返璞归真的纯化过程中彰显了现象学独特的哲学魅力，因而当我们不断追问何谓现象学时，这种现象学实际上已经不是一门专业学科，或一块研究领域了，而成为一种最原初的做哲学的方式。现象学并不满足于对素朴的已经暗含了无数不言自明的先入之见的理论框架的日常思维获取答案，而是希望找到一块绝对本真的经验领域，从而展开细致入微的描述，并且永远向未来开放。
因而我们看到，胡塞尔面临的是一个理论问题，而马克思则直面当下社会现实，正是由于胡塞尔与马克思实际面对的哲学问题不同，因而，他们二人采用了不同的解决方法、方案与出路，进而导致二人在如何看待哲学这个基本问题上的根本差异。马克思认为哲学作为一种思想观念，不能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去理解，而应该到人们现实的物质的生活关系当中去理解，到解剖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当中去理解，在人们的道德、政治、法律及其各种意识形式之下，存在着一个社会整体经济结构的基础。因而，哲学“是这个世界的补充，虽然只是观念的补充。”[5]（p8）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6]（pp32-33） 唯物史观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教条，也不是一条历史哲学的不变规律，而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即这样一个掩盖在各种复杂意识形态背后的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12]（p776）由于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的运行受剩余价值的引导，因而反抗对工人的剥削、投入到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当中就成为马克思的毕生使命。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这样就改变了原来意义上的哲学和人们对哲学的理解：“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而作为数学家的胡塞尔，要求哲学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哲学不仅应该为自然科学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而且应该为人的精神科学奠定基础。现象学哲学建立在一个精确、严密的本质直观的基础之上，人类的所有知识都必须经得起理性的批判，因而哲学是所有知识中最本质的知识，是关于开端和起源的知识，它不仅处于整个科学的顶端，而且先于其他一切哲学学科，并从方法上和理论上为其他一切哲学学科奠定基础，现象学是作为严格科学的“第一哲学”。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建立在“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基础之上，唯物主义哲学是一种在实证科学基础之上新的社会科学，而第一哲学则构成了严格科学的基础和所有科学的开端，二者是不同性质的科学，唯物主义哲学和第一哲学构成了马克思与胡塞尔在哲学观上的根本差异。
二、现象学还原与辩证法
胡塞尔和马克思不仅在哲学观上存在着根本差异，而且还各自建构了完全不同的哲学研究方法。他们二人都非常重视方法，都可以称为方法论的大师，在这一点上确实很相似。但是，由于他们的哲学方法根本上的差异，进而阻碍了在二者之间进行对话与交流的可能性。
辩证法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方法，甚至马克思在成为一名唯物主义者之前，就已经是一个辩证法家了。在马克思看来，任何事物都交织在一起，而且变动不居，辩证法所表现的就是这种相互聯系和变化。对马克思来说，哲学的消灭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抛弃哲学，而是要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因为马克思的哲学是这样一种哲学，“它的理论认识了社会和历史的整体，而它的实践则颠覆了这个整体。”[13]（p38） 哲学作为社会历史过程的一个侧面不仅反映社会现实，而且已经参与到社会历史进程之中了，思想是社会现实的一个观念组成部分，因此对于精神生活，我们应当将其与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生活相结合来看待，人们的观念活动与人们的经济、政治和法律活动共同构成了社会现实的一般历史过程，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因而是辩证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魅力恰恰就是独立于思想之外的和依附于思想的多种因素的结合。不过，转化的力量是社会发展中更重要的决定因素。”[14]（p12） 尽管经济活动在一个社会中起基础性作用，但是在具体的现实中，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则表现为一种辩证的相互作用：“这种关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的辩证观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不可更改的组成部分……”[13]（pp40-41） 恩格斯晚年为了捍卫唯物史观，反对那些庸俗马克思主义者们对唯物史观的任意歪曲和诽谤，说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12]（p696） 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政治的因素以及法律的哲学的甚至是宗教的观点都会对历史进程发生影响，并且表现出各种因素的相互转化：“物质生存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生存方式起作用。”[12]（p691） 社会历史进程之所以是辩证的，是因为经济、政治与文化共同构成了一个相互作用过程的整体，辩证法是在社会现实中真实存在的现象，是一种新的综合。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在《资本论》中，他将商品、价值、劳动、资本和利息看作是共同构成了一个具有辩证关系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来加以研究：“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6]（p18） 这种研究表明，这些社会经济要素相互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因而具有暂时性特征：“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6]（p112） 因而，马克思的伟大历史功绩就在于把黑格尔那里就以一种抽象的唯心的形式存在著的辩证法真正变成“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映衬出了一种具有丰厚物质基础的历史观：“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的简单形态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6]（pp42-43）
胡塞尔同样认为方法非常重要，现象学首先是指一种方法。胡塞尔现象学以批判心理主义作为开端，因为心理主义把观念科学和实在科学搞混了，“所有乌鸦都是黑的”这是一个关于事实的普遍定律，研究事实的是经验科学，然而，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事物，比如“2+3=5”“三个内角”和“180度”等等，这些是以观念形式存在的事物，研究这种事物的科学是观念科学，在自然规律和观念规律之间，在“经验的种群概念”和“观念的性属概念”之间存在着根本区别，观念科学是一种先天科学，而经验科学是一种关于事实的实在科学：“在观念科学和实在科学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的、始终无法克服的区别。” [15]（p75） 判断、表象、猜想、提问等等既可以指一种心理的认识体验，一种主观的心理行为，也可以指判断、表象、猜想、提问的内容，逻辑关系正是这种内容之一。它们以一种观念的形式存在，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思维它们，它们都表现为同一个真理、同一个证明和同一种理论形式，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效。心理主义的错误就在于混淆了心理过程和心理过程的结果二者的关系，胡塞尔的《逻辑研究》说明了因果推理、矛盾律、同一律等等并不是心理学的命题，它们是具有判断明见性观念条件的命题，心理学只是一门研究心理事实的经验科学，从心理学的命题中无法推论出绝对有效的观念命题，观念的关系与实际的事实真理无关，它们是一种理性真理，“纯粹的逻辑学规律便是纯粹建立在真理的概念以及与真理概念相近的概念中的真理。”[15]（p84） 这样，胡塞尔就有力地批驳了心理主义的相对主义与怀疑主义倾向，维护了逻辑学应有的真理性权威，认识行为的主观性与认识内容的客观性之间的关系从此得以解决。《逻辑研究》之后，这个问题已封存在历史的档案之中，人们不再讨论这个问题了。
因而，纯粹逻辑学与纯粹数学一样，都属于观念科学，研究观念科学需要一种特别的方法，即本质直观。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之第六研究中，出色地阐明了感性直观与范畴直观的区别：“它们不具有与一个个体的、须通过某个直观来给予的个别性的特定联系，而是以一种总体的方式表达着观念统一之间的联系。”[16]（p143） 我看到了白纸、白桌子和白布，但是当我反思“白”本身时，就进入了范畴直观的领域，范畴形式并不是一种实在对象，而是一种观念对象，它们奠基于感性直观之中，“我们也可以将感性的或实在的对象描述为可能直观的最底层对象，将范畴的或观念的对象描述为较高层次上的对象。”[16]（p156） 感性直观作为一种世界信仰，正是应该悬搁起来，以满足现象学作为一种彻底无成见的哲学方法的需要。人们在进行哲学思考之前，已经具有了关于世界的意识，人们以一种自然态度在世界中直面生活，然而，“现象学家意向的‘目光束’不再是对准被理解为存在着的对象，而是对准那些在其非课题的如何显现之中的对象以及这个显现有视域意识中的置入。”[15]（pp27-28） 现象学悬搁的方法正是将这些客观之物加上括号悬置起来，而回到人的生生不息的意向生活之中，正是这些未被课题化的主观的被给予方式，成为现象学研究的课题，因而，现象学的方法在本质上具有一种反思的特征。
根据现象学中止判断的反思态度，在对象对意向意识的如何显现之中展开细致的分析，现象学不关心对象，而更关心对象的“显现”。因而胡塞尔现象学具有康德哲学的味道，先验哲学不是与对象有关，而是与我们认识对象的方式有关，现象学作为本质直观的方法，从意向活动—意向对象的意向性关系中揭示出先天之物。而回溯到这个主观显现之路被胡塞尔称为现象学的还原：“它无非是对中止判断的彻底普及化。在普遍的中止判断中被剥夺了其有效性的世界存在暴露出自身是为意识的显现。随着这个还原，现象学的方法在康德所形成的传统的意义上成为先验的方法。”[15]（pp31-32）
胡塞尔一生的哲学发展的一个显著倾向就是不断地回到人的主观意识之中，《大观念》所谓的先验转向就是一种更加彻底的悬搁：“如果整个世界，包括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一切我思都被排除，剩下来的还有什么呢？”[11]（p99） 剩余下来的无非就是一个“纯粹意识”或“先验意识”的领域，这个领域被胡塞尔描述为一个新的存在区域，“意识本身具有的固有的存在， 在其绝对的固有本质上，未受到现象学排除的影响。因此它仍然是‘现象学剩余物’，是一种存在区域，一个本质上独特的存在区域，这个区域可肯定成为一门新型科学——现象学科学。”[11]（p100） 在《笛卡尔式的沉思》中，胡塞尔通过现象学还原，不断回到先验主体性中：“通过现象学的悬搁，我就把我这个自然的人的自我和我的心灵生活——我的心理学上的自身经验领域——还原到了我的先验现象学的自我，即还原到了先验现象学的自身经验领域。”[17]（p35） 笛卡尔式的沉思就是关于主体性的沉思，现象学是对一般先验认识的批判，因而是一门极其独特的科学：“现在所讨论的，则可以说是一门绝对主体的科学，即是这样一门科学，它的对象在其存在中并不依赖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存在或非存在所作的判定。”[17]（p41） 在胡塞尔晚年未完成的著名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他一再声明，主观性是一切谜题中最大之谜，“只有彻底追溯这种主观性……才能达到世界的最终的存在意义。”[10]（p87） 胡塞尔不断地对“这个自我”的伟大发现发出惊喜的神情和由衷的赞叹，在这种不断还原和悬搁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东西，一切真正哲学的“阿基米德点”便显露出来，因而它开启了哲学一个新的时代，为这一新时代中的哲学树立了一个新的目标，胡塞尔晚年越来越固执地坚持不断执行新的还原的任务，正如施皮格伯格所说，“他越来越多地不仅谈论把自然世界还原到纯粹的现象，而且他还补充说，这个还原要还原‘到’作为它的‘起源’的主体性上……实际上胡塞尔差不多是指派给还原一个宗教皈依的作用。”[18]（p181） 因而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马克思辩证法的方法强调的是社会现实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及其相互转化，而在胡塞尔那里，通过现象学的还原，我们就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纯粹意识的研究领域。正是由于他们二人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导致了两个泾渭分明的研究领域，下文则做出更加详细的阐明。
三、纯粹意识反思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胡塞尔与马克思都提出了哲学应该回归生活世界这个主题，从这一点来看，两者的哲学研究似乎能够找到某个共同的研究领域。马克思认为，哲学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19]（pp219-220） 马克思哲学著作中的人是一个个现实的人、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具有物质联系的人。哲学不应该高高在上地成为一种形而上学，而应该走向生活世界，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哲学不应该用头脑立于世界，而应该用双脚立地，并用双手采摘世界的果实;哲学不应该成为脱离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物质交往的“贫困的哲学”，而应该描绘出这个丰富而能动的生活过程，因而马克思的哲学可以看作是走向生活世界的哲学，马克思可以称为面向日常生活的第一位现代哲学家。众所周知，胡塞尔晚年将“生活”与“世界”合并成一个新词，并创造性提出了生活世界理论，似乎在胡塞尔那里，纯粹现象学也可以“生活世界”化了，下面将阐明二者哲学研究的具体内容和研究领域的根本差异。
马克思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关心“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对马克思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过渡到他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学说的批判，奠定了其以“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历史演进为内容、以人的社会历史本性为实质、以无产阶级革命和斗争为时代的鲜明特色的唯物史观为基础，并且在政治经济学这门新科学中，出类拔萃地剖析了新的市民社会形态的物质生活过程。因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理论作为出发点，他把市民社会作为一个历史的因而也是暂时的发展过程来看待，他发现市民社会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的经济基础，也是从这种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政治、法律和道德关系的各种新的斗争及其各种主观对立的基础，因而建立在这种阶级对立基础上的社会，资产阶级在对其他社会阶级行使经济的统治的同时也行使着政治和文化的统治，“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20]（p51） 所以，为了废除资产阶级社会，必须进行革命斗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可以看作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实际指导。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了全面的剖析。他试图阐明资本是怎样生产的，更重要的在于发现“资本是怎样被生产”的秘密，进而揭露出资产阶级剥削雇佣工人的实质。马克思对商品、货币、劳动、价值、资本的出色分析总是涉及到某些在特定历史过程中具体的社会现实，总是可以发现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可以证实的物质生活过程，总是把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看作为一个总体内部的各个环节，而且这些不同要素相互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联系并一同发展。无论是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还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都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分析，都把资产阶级社会看作是在“特殊的历史形式”中产生的一个暂时历史过程，都完全承认历史变化的可能性。他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那些永恒不变的全部范畴，他们把社会形态中的某个要素从这个不断变化的历史长河中抽出来，将其看作是自然存在的不变规律和永恒原理，这种做法在马克思看来，在理论上是教条的，在实践上是空洞的，因而对现存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关系的论述，包含了科学地批判这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并在实际上对它实行彻底变革其基础的可能。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的历史解释为物质生产力从低级向高级的组织形式不断发展的过程，他把远远超过以往一切时代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巨大发展的生产力，看作是过渡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必不可缺的物质基础，而这种过渡是由现代产业工人的社会革命所引起的，无产阶级承担着一种必然的历史使命，因而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关于未来发展的革命的理论。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唯物主义的社会理论，马克思的研究领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2]（p16）
我们再回到胡塞尔，胡塞尔把现象学看作是一门本质上全新的科学，因为它研究的对象不仅与其他科学不同，而且并不与各种实证科学、经验科学发生冲突，反而构成了这些科学的基础：“现象学研究的各种结论不能、而且也绝不会与世俗科学那些经过检验的结论相冲突，甚至不会与那些经过证明的所谓科学哲学的学说相抵触。正像我们在上面强调指出的那样，现象学具有属于它自己的研究领域，它希望在其他科学开始的地方结束。”[21]（p168） 现象学具有属于自己的研究领域，那就是纯粹的意识领域：“现象学必须研究‘意识’，研究各种体验、行为和行为相关项。”[11]（p43） 现象学态度与自然态度的不同就在于自然态度是直向世界中的事物的态度，而现象学的态度是返回到意识本身，因而是一種反思的态度。纯粹的意识是指它是一种绝对存在的联结体，没有任何东西在时空上外在于它，而且它也不可能存在于任何时空之内，不可能经受任何物的因果作用。胡塞尔举例子说，木头可以被火烧掉，但是说人意念中的木头被烧掉则完全是荒谬的。作为现象学领域的纯粹意识是指通过现象学方法的一种特殊的中止认知设定，即加入括号，而把目光投入到意识生活中如其所是的绝对存在之中：“我们现在完全生存于这类第二级行为中，其所与物是绝对体验的无限领域——现象学的基本领域。”[11]（pp136-137） 现象学之所以是一门独特的基础科学，是因为“它的惟一的研究领域必然是被纯粹地把握的主观性……”[9]（p245） 如果没有这门新科学作为基础，任何哲学形而上学、自然科学以及精神科学的奠基都是不可能的，因而哲学配得上的称号是被绝对奠立的科学，是第一哲学，是纯粹的基础科学，是最终的真理和最初的原理。 针对近代欧洲自然科学日益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化的倾向，胡塞尔晚年提出了生活世界理论。在胡塞尔那里，生活世界理论并不标志一种哲学趋势、一种哲学转向或一种哲学未来，而只是通向超越论现象学的一条新的道路。只有回到生生不息的生活世界之中，才能彻底解决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历史之谜的问题，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是一种预先给定的存在意义的主观构成物，科学作为一种更高层次上的构成物，就奠基在前科学的日常经验与思想活动的生活世界基础之上。而一旦我们进入到“生活世界”的基础领域，我们就会“令人惊异”地发现，在这里不仅存在着知觉、回忆、想象、判断等各种意向性活动，这些意识活动又连着无限的过去和敞开的未来，而且存在着非现前的但却共同起作用的显现方式和有效性的综合之整个视域，还存在着流逝的东西的连续性，这里不单单有人的意识主观能动的回忆和期望，而且还有被动的滞留和前摄。思维对象与思维活动不仅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且它们之间先天就存在着令人惊叹的非常奇特的相互关联。事物的被给予方式又与我的动觉、我的身体运动结合在一起;在主体间性的相互理解中，我的体验和体验获得物又与他人的体验和体验获得物神奇般地发生着关联。因而，现象学开辟的是一个全新的无限的领域，生活世界只是进入这个全新领域的引线，通过一种新的普遍的興趣的转向，我们就指向了这个主观性的领域，“在反思中我们惊讶地认识到，在这里存在一些本质关联，它们是延伸的更远、普遍的先验性的组成部分，这里显示出一些非常奇特的‘关联’，它们甚至能以直接描述的方式指明。”[10]（pp192-193） 因而现象学是对主观构成的成就最彻底和最深刻的自我反思，人的主观意识生活，是哲学的真正主题，也是世界之谜的真正解答。
因而，尽管胡塞尔与马克思都可以称作是关注生活世界的哲学家，但是由于他们二人面临的具体现实环境和要解决的实际哲学问题不同，导致他们在哲学观、研究方法和基本研究领域上的根本差异，因此二人的理论失之毫厘，差之千里。马克思的伟大贡献就在于把社会生活过程的一切现象都溯源于经济，并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看待经济现象及其一切社会现象，这是一种关于革命与发展的社会理论，它的客观基础在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而它的主体承担者则是无产阶级。马克思希望将抽象的哲学改造成实证的经验科学，这种新科学就其内容而言则首先是经济学，《资本论》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唯物主义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结果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这种革命理论从法国大革命和19世纪无产阶级新的革命运动中获得了决定性的推动力，“这种实际地参与历史运动，是马克思主义的任何概念和任何理论阐述所服从的伟大目的。”[3]（p183） 马克思的一生都在实践着青年时期批判费尔巴哈曾发出的“改变世界”的壮语豪言。而作为大学教授学院式人物的胡塞尔一生都在反对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心理主义和怀疑主义对哲学的侵袭，他怀着一种使命意识在思考：我如何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他希望把他的现象学建立在一个具有绝对自明性的普遍领域的基础之上，从而保证严格科学的哲学理想得以实现。现象学是一门彻底的、自下而上建立在可靠基础之上的、具有最严格的方法的科学，是关于开端的、具有最高哲学目的理念的、为其他学科奠基的第一哲学。胡塞尔凭借哲学上的彻底精神以一种彻底自律的精神气质，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现象学还原，他的一生都在沿着笛卡尔、休谟和康德的哲学道路不断前行，一生都在探索一切奇迹中的奇迹——主体性，一生都在履行着年轻时曾提出的“回到实事本身”的响亮口号。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由于胡塞尔现象学与马克思哲学存在天然的异质性差别，因而“现象学马克思主义”这个提法比较牵强，如若硬将二者揉合在一起，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南辕北辙，不仅曲解了唯物史观，而且有失现象学方法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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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建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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