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桑觉寺》对行为文学主题思想的批判和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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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诺桑觉寺》通过对女性人物角色的塑造，呈现了作者奥斯丁对英国行为文学主题的批判和反讽。其中，女性应该远离或遮蔽学识，不应该主动爱上别人，在征询父母同意的前提下才能接受男性的求婚，不应该阅读小说等四个方面是作者重点选取的批判和反讽主题。奥斯丁从人物塑造和文学主题的关系出发，批判了英国行为文学的局限性，对行为文学作者罔顾现实人性，根据意识形态需求呈现理想女性形象，规划有误导性的女性行为指南等思想进行了反讽。
　　关键词：《诺桑觉寺》;行为文学;女性形象;反讽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394（2020）03-0001-05
　　在奥斯丁的小说《诺桑觉寺》中，存在着对英国传统的行为文学中各类主题的批判和反讽。《诺桑觉寺》的创作正值英国社会的转型期和急剧动荡期，人们日益关注传统社会价值和道德标准。此时的行为文学，如格里高利（John Gregory）广为传颂的《父亲给女儿们的最终叮咛》，肖邦女士（Hester Mulso Chapone）的《增进知识信札》和《年轻女士的口袋图书馆，或父母的监视》等名篇，都特别推崇宗教、行为举止、娱乐、友谊、爱情婚恋、阅读学识和女性居家管理与节约等话题。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之处：提倡女性遵守谦卑、服从和忠诚的美德，被认为是当时通俗小说作品和小说阅读行为的解毒剂。
　　奥斯丁在《诺桑觉寺》中不但指出了行为文学中的荒谬之处，还对不当行为指南的主题思想进行了深刻反思、客观批判和辛辣反讽。通过《诺桑觉寺》中行为文学思想的再现，奥斯丁从以下四个方面对行为文学进行了批评和反讽：女性不应该有学识，或应该尽量掩藏自己的学识;女性在尚未得知是否被爱之前，不应该爱上别人;如果父母赞成，女性必须接受男性的求婚;小说对女性来说是危险的，女性不应该阅读小说。通过对这些主题的再现和思想剖析，奥斯丁表达了自己对行为文学主题思想的看法：行为文学作者缺乏对现实人性的了解，他们根据意识形态需求呈现所谓的理想女性形象，他们规划和推崇的女性行为指南有误导性，宣扬的是将女性固定在私人领域的必要性和合理化的思想。
　　一、行为文学：女性意识形态的教育和重构
　　“行为文学”的肇始是以强化当权意识形态为目的的。这类作品阐述的核心是女性教育理论，旨在规范理想女性形象和特质，并强调其随时代的变迁而必须修改或变更的必要性。行为文学研究者们认为，任何时代的理想女性形象都是该时代当权者的理想形象，而非当时女性的真实面貌。琼斯（Vivien Jones）指出，十八世纪行为文学刻意塑造被迫屈从意识形态的英国女性，把她们描述为“无性格特征的典范” [1]2。在其主编的《启蒙时期的女性教育》系列从书中，塔德（Janet Todd）呼应了琼斯的论点，强调“行为文学根据意识形态所呈现的女性形象，绝不是真实生活中女性的镜像描述” [2]vii。按照塔德的定义，“行为文学这个文类主要阐明数个世纪以来的女性教育理论。它建构了女性柔弱的形象，記录了女性定义的转变，并指出各个时期女性被敦促必须向往与仿效的理想典型” [2]ix。她还指出，男性行为文学作者笔下的女性，与其说是女性真实面貌的呈现，不如说是他们为满足心中所想象的理想女性形象而建构的幻影。[2]15克莱尔等人都认同这一观点。他们认为，行为文学是投射某种理想苛求的文类，这种文类“在路径上，侧重教导性与教育性”，读者不应该“将它看作是社会现实的反射或可靠的呈现”[3]10。
　　十八世纪以来，英国行为文学的主要诉求对象是中产阶级女性，其目的在于对她们进行教育与重新塑造，基本功能是宣扬当时无处不在的“中产阶级女性意识型态”，手段是将“女性、个人领域，家庭与家务以及休闲进行连接，并在女性和感情与感性之间划等号” [4]6。按照琼斯的说法，行为文学创作全然以中产阶级意识形态为导向，此类文学书籍“不仅将中产阶级女性局限于家庭性消费者的角色，更使劳动阶级的女性处于双重压迫的困境” [4]5。
　　二、女性与知识：“最聪明的人始终想加以避免的”
　　格里高利在《父亲给女儿们的最终叮咛》中首度提出了女性行为指南中的远离知识之说。在这部写给女儿的人生忠告中，格里高利毫不掩饰他对女性拥有知识的反对态度。他说：“假如你恰巧有知识，那就把它好好掩藏起来，尤其是不要让男人知道，他们一般用嫉妒和憎恨的眼神来看待拥有巨大学问的女性。”[5]37在《诺桑觉寺》第十四章，当凯瑟琳对蒂尔尼兄妹的关于绘画的交谈感到十分“迷惑”，发现自己“一点儿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时，[6]121她就用从行为文学中得到的教导对学识进行嘲讽：“人们倘若要交朋友，始终要表现出无知。要是表现出无所不知的样子，那就等于说没有能力迎合别人的虚荣，这是最聪明的人始终想加以避免的。一个女人，倘若她不幸有些知识的话，尤其得尽量加以掩饰才是。” [6]122
　　奥斯丁借叙事者之口对格里高利所说的那种憎恨女性有知识的男性进行了反讽：“除了她所说的之外，就这个问题我只想补充一点，为男人们说句公道话。尽管大多数轻薄的男人认为，女人之蠢反倒很能衬她们容貌的美，但是，他们也有一部分人本身就极为明智、博学，因此不希望女人无知之外还有别的品质。” [6]122小说中的蒂尔尼上将就是一位并不崇尚女性无知的男士。凯瑟琳其实并不算聪明好学，“她一有空子好钻就逃避不学”[6]3，在音乐、绘画和法语上都没有很高的水平，但在凯瑟琳的内心深处却有一股毫不掩饰的对知识的追求热情。她在耻于不懂绘画时向蒂尔尼先生请教，还对其他事物的好奇和求知同样不加遮掩。凯瑟琳拥有开放、诚实和热情的个性，所到之处都深受欢迎。拥有格里高利所提倡的年轻女性务必掩饰真正自我品格的倒是伊莎贝拉·索普。为了吸引男性的注意力，伊莎贝拉总是掩饰她的个性，表现得极其虚伪，时时露出意欲操纵他人的本质。凯瑟琳、蒂尔尼和伊莎贝拉等三人身上显现的行为品质，暴露了行为文学作家们所提倡的女性行为主题思想是多么荒谬和具有误导性。 　　三、女性与恋爱：“女方是不能说已在恋爱的”
　　1751年，里查德森（Samuel Richardson）在《漫步者》杂志上撰文，哀叹高尚求偶观念的丧失：“年轻女士春心萌动，或者爱上一位身份未公开的男士，都是极其荒谬的。”[7]105对里查德森的关于女性恋爱观的言论，奥斯丁以叙事者之口进行了嘲讽。按照里查德森的观念，凯瑟琳在没有见过蒂尔尼先生之前如果梦到了他，那将是极其荒谬的和不被允许的。当凯瑟琳和蒂爾尼先生跳完舞后，“女方的心里是非常想继续”他们亲密关系的。在喝完酒入梦时，叙事者说道：“我希望至多那也是半醒半睡或者早晨打瞌睡时的那种梦罢了;因为如果真的像一位著名作家所说，男方没有表白自己的爱情，女方是不能说已在恋爱的，那么，在还不知道有一个男人做梦也在想一个年轻女子之前，那女子竟然做梦在想着他，那必定也是很不妥当的。” [6]24奥斯丁以梦为例，揭示了像里查德森那样的“著名作家”所提出的女性行为思想的荒谬所在。既然梦是无法自控和掌握的，那么自然而来的男女爱情难道就要有意识地压抑吗？里查德森和格里高利等人显然是在迫使青年女士完成她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此一来，他们的行为文学的核心诉求本质也就没有合理性所言了。
　　格里高利认为，女士只有在确认被男士所爱后才能说自己在恋爱，“审慎和雅致的每一个动机都是为了让她严防对男士的初恋印象，直到她收到男士喜爱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据”。[5]113奥斯丁在《傲慢与偏见》中对这个谬论进行了批判。当伊丽莎白和夏绿蒂在谈论吉英是否爱上彬格莱先生时，伊丽莎白觉得她妹妹一定是爱上了彬格莱先生，夏绿蒂还对吉英拼命掩饰自己的情感发出了严重的警告：“要是一个女人在她自己心爱的人面前，也用这种技巧遮遮掩掩，不让他知道她对他有意思，那她就可能没有机会博得他的欢心;那么，就是把天下人都蒙在鼓里，也无补于事。” [8]24
　　这个出自年轻女士之口的合乎逻辑的劝导，将里查德森和格里高利的所谓高尚女性婚恋观给彻底否定了。它出自十分顺从的夏绿蒂之口，而不是充满“偏见”的伊丽莎白之口，更凸显了女性对当时行为文学的独到见解和发自内心的抵制。在《诺桑觉寺》的结尾描写蒂尔尼先生和凯瑟琳的关系时，奥斯丁再一次对理想女性行为规范进行了反驳：“他的爱是出自于感激，换句话说，因为相信她喜欢自己，他才认真地对她加以考虑。……这是爱情故事的新情况，也有损于女主人公的尊严。” [6]268很明显，如果不是蒂尔尼先生发现凯瑟琳对他的真挚情感，他也许就不会爱上她并最终选择她。
　　四、女性与婚姻：“女人都会一口答应的”
　　奥斯丁在《诺桑觉寺》中嘲讽里查德森所提出的女性行为指南时，用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脚注来指明作者的身份和相关信息。里查德森曾对一位没有对父母言听计从的女士进行过揶揄和讽刺。他义正辞严地提出，在男士求婚之前，对方父母的意见必须征询，年轻女士一定要遵从父母的意愿才能接受男士的求婚。为了揭露理查德森的女性婚恋观的荒谬之处，奥斯丁在《诺桑觉寺》中展示了与里查德森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的婚恋描述。莫兰夫妇对女儿和蒂尔尼先生的关系一向从不过问。到达富勒顿村后亨利就在没有征得凯瑟琳父母同意的情况下向她求婚，结果遭到了她父亲的反对。情急之下亨利立即请求莫兰夫妇同意他所提出的这桩婚事，莫兰夫妇这才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同时提出了一个并不刁钻的条件：亨利的父亲蒂尔尼将军也要同意这桩婚事。《诺桑觉寺》中的父母往往在他们子女的婚姻问题上退居二线，唯一的例外就是亨利的父亲蒂尔尼将军。在他得知凯瑟琳是一位富有的财产继承人时，便极力促成亨利和凯瑟琳的婚事。他的狭隘利己主义婚姻安排，显示了里查德森式极其功利的理想父母行为和顺从式女性形象。
　　奥斯丁笔下敢于挑战里查德森等人的理想女性婚姻行为规范的女主人公并不在少数。《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就悖逆了母亲的愿望，拒绝嫁给柯林斯先生。在劝说哈丽埃特拒绝接受马丁的建议时，爱玛非常义正辞严地说：“一个女人居然会拒绝求婚，这对于男人来说，总是不可理解的。男人总是以为，只要男人向女人求婚，女人都会一口答应的。” [9]61与传统小说中那些缺失质疑精神、选择意识薄弱的女性角色相比，类似莫兰小姐和爱玛那样的女性角色非常勇于挑战权威和传统女性行为规范。
　　五、女性与小说阅读：“我们是一群受害者”
　　奥斯丁在《诺桑觉寺》中对行为文学最明显和最直接的讽喻来自其中的“为小说辩护”章节。奥斯丁时期的女性阅读——尤其是小说阅读——是与她们所接受的教育形式分不开的。在女性教育方面，当时的行为文学作者特别青睐和提倡以“实用性”为主且花费较低的“一般教育”。有别于以实用性为特征的“一般教育”，“优雅教育”即“教养教育”则以表面炫燿为特征。莫尔认为，“优雅教育”的目的是“诱惑与耀眼”，能让女性在公众聚会时成为关注的焦点。[10]158为了不让女性的心灵受到诱惑或污染，“一般教育”推崇那些与实务相关的有用科目。维克斐尔德指出，女性应该学习和从事一些可带来收益的活动，这其中就包括阅读 、书写、算术和簿记等。行为文学作者们强调，“一般教育”足够让女性履行其在家庭中的责任与义务，使她们扮演“好女儿、好妻子、好女主人”等角色。[11]133
　　虽然当时的女性教育并不反对女性阅读和书写，但是大多数行为文学作者认为，女性不适合学习“抽象学问”，小说阅读对女性来说毫无裨益，女性容易被小说所误导，她们需要“抵制可能给她们带来意乱情迷的感性”[5]63。在行为文学作者眼里，小说是不适合女性阅读的。弗尔狄斯说：“小说在本质是可耻的，犯有与忠诚美德相抵牾的叛国之罪，对所有礼仪的冒犯如此触目惊心！她若自愿阅读，必有出卖节操之心。” [12]75
　　奥斯丁在《诺桑觉寺》中宣称，她不会像其他小说家那样加入“他们自己最大的敌人，一起对这样的作品使用最刻薄的词语”。她还对其他的小说家说：“让那些书评家闲着没事做，去诋毁这迸发想象力的作品吧。我们不可就这样散伙;我们是一群受害者。” [6]32奥斯丁认为，不妨给年轻女士推荐《塞西丽亚》《卡米拉》或《比琳达》的故事梗概，因为这些小说都是“一部表现了思想的巨大力量的作品，一部用最贴切的语言向世人传达对人性的最彻底的认识，并对人性的种种表现作最恰当的刻画” [6]34。 　　伊莎貝拉是引荐凯瑟琳阅读哥特小说的人物之一。但是伊莎贝拉为人有点轻浮，她的阅读是轻松随意的自我沉浸式，所以这多少印证了行为文学中对进行小说阅读女性形象的刻板塑造。其实在小说阅读这件事情上，凯瑟琳和伊丽莎白是完全不同的。在得到蒂尔尼先生的介绍后，凯瑟琳所获得的是小说阅读的另外一番视野。奥斯丁明确地向外界表明，小说阅读本身并没有本质上的好坏之分，人们不过是基于自己的个性来对小说阅读经验进行区分。伊莎贝拉兼具自私和操弄他人的个性，意欲用小说和小说阅读来使凯瑟琳成为她的门徒。凯瑟琳的幼稚和冒险个性使她在小说阅读上具备了猎奇和探险的可能。蒂尔尼先生富有教养、善于观察，他的小说阅读动机常常与获得消遣、判断力与洞察力有关。
　　凯瑟琳从诺桑觉寺返回家中时，母亲误以为女儿的忧郁是对自家条件感到自卑而引起的。事实上凯瑟琳的情绪低落是因为想念蒂尔尼先生，但是莫兰太太却无法察觉其中的缘由。她还十分牵强地拿“一篇妙文”来开导女儿：“楼上一本书里有一篇妙文，详细讨论了这样的问题，说到年轻的姑娘因为结识了有钱的朋友，结果在家里变得娇气起来了，我想是《镜报》吧。什么时候我去把它找出来让你看，因为我相信你读了会有益处的。”[6]365这篇所谓的“妙文”指的是《镜报》1799年刊登的一篇诙谐夸张的小品文，介绍一些中产阶级姑娘因为拜访了一位贵妇而变坏的事情。莫兰太太不了解原由，还想对儿女进行教导，不切实际地用一篇她心目中的行为指南妙文来为女儿疗伤。
　　六、结语
　　奥斯丁在《诺桑觉寺》中通过再现行为文学的主题，向外界展示了它所强加给女性的种种规约和设定。她将这些设定融入小说创作中，又以人物角色对行为文学主题设定的反映而对它们进行批判和反讽，并在一度程度予以思想瓦解。奥斯丁的批判、反讽和瓦解策略从来都不是板起面孔或盛气凌人的说教，这一点和行为文学作者有很大的不同。奥斯丁为女性正名、为小说辩护，用极为轻松和幽默的语调揭露了行为文学根据意识形态需求呈现的所谓理想女性形象的本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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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徐    晶
　　Critique and Irony of the Themes of Conduct Books in Northanger Abbey
　　ZHANG X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001， China）
　　Abstract：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major heroines in Northanger Abbey presents the author’s critique and irony of the themes of conduct literature. The four major themes the author takes on includes that women should keep away from or conceal learning， that women should not be in love before they are loved by men， that a woman must accept a man’s proposal of marriage if her parents approve， and that women should not read novels for they are dangerou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racterization and literary theme， Austen criticizes the limitations of conduct literature and ironizes the authors of conduct literature for their ignorance of human nature， their presentation of ideologically idealized women images and their misleading planning for women conduct.
　　Key  words： Northanger Abbey; conduct literature; women images; ir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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