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天津慈善社团与天津社会的变化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要：随着近代天津的开埠通商，天津逐渐发展成为北方商业经济的重镇。天津拥有当时中国最多的租界， 中外各国文化思想不断交流碰撞，西方社会的一些先进理念开始为中国人所接受并影响着天津社会的发展。此 后天津产生了众多的近代慈善社团。慈善救济已由单纯的施衣、施粮扩展为施药，更多的是在慈善救济中教养 兼施，帮助被救助者改造思想，用所学技艺来养活自己，从而减轻社会的负担，达到对贫困人群救济与促其自立 相结合的目的。
　　关键词：慈善社团;天津社会;变化
　　中图分类号：F7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916（2020）16-0132-03
　　近代中国灾害频发，慈善社团及其救助制度的确立 与变迁，往往服从于特定时代的需要。近代天津慈善事 业的蓬勃发展发端于天津社会早期商业、工业、城市变迁 这一历史背景之下。近代天津经济的发展为天津社会救 济活动提供了切实可靠的物质基础，西方慈善理念的传 入，则开阔了人们的视野。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近代天 津慈善事业前进的步伐。研究现代化的著名学者罗荣渠 对现代化给出了广义和狭义的两种解释。他认为“广义 的现代化主要是指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导致社会 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引起世界经济加速发展和社会适应 性变化的趋势，具体地说，就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 革命为推动力，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 大转变，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 域并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深刻变革的过程。”[1]3 中 国与西方国家的第一次大规模较量始于鸦片战争。这次 战争引起中国与近世西方资本主义的全面冲突。这些冲 突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封闭性发展的格局，是中国 走向近代化的开端。西方国家在条约口岸获得特权，这 使得在那里形成了中外共管、文化混杂的近代化城市，这 些地方成为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窗口。不论是根据不平 等条约被迫实行开放还是自行开放，“这些开埠通商地 区成为传统中国接触外部世界和西方文明的前沿地带， 成为中国现代商业、工业、金融业、运输业以及文化事业 的中心，对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和半现代化发 挥了带头作用。”[1]300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国家在炮舰的护送下向中国输 入了他们的商品，也伴随输入了近代西方文化。中国在 西方炮舰的威胁下被迫接受西方的商品，也接受了西方 的文化。近代中国从闭关自守走向门户开放的过程，就 是中国封建社会在西力的冲击下逐渐解体、蜕变和转向现代化道路的复杂而痛苦的历程。”[2] 慈善作为世界各 国都有的思想，在强国家，弱社会的背景下，它在任何时 候都构不成对当权者的威胁，相反慈善活动的开展还有 利于维护社会的安定，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所 以西方慈善活动的部分先进理念使得传教士易于传播或 近代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也乐于接受并积极推广。同时， 近代以来，地方战争及自然灾害连年不断，救灾活动特 别是规模较大的救灾活动实施困难，统治者更加关注民 间社会力量。地方富绅依靠自身的经济实力、号召力和 较强的组织力，加上官方的倡导和支持，在救灾活动中占 有重要地位，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民间赈济可以积 少成多，而且更重要的是只要社会有需要，它可以随时随 地办理，对地理位置偏远或交通不便的灾区，尤为有益， 这种办赈方式起到了官府赈济所不能起的作用。新的理 念伴随着近代中国频繁的灾荒及战争逐渐加快中国社 会变革的步伐，慈善救济已经由单纯的施衣、施粮扩展为 施药，更多的是在慈善救济中广泛地实现了教养兼施，帮 助难民改造思想，用所學技艺来养活自己，从而减轻社会 的负担，达到对贫困人群救济与促其自立相结合的目的。 近代慈善救济中慈善人士广泛提倡的教养兼施收到了一 定的效果。慈善家们的救济理念在近代社会发展中逐渐 形成了世界观念，如红十字会等慈善社团，不仅平时开展 灾荒救济，而且积极地参与战争救济，他们的活动是以前 慈善团体所不曾有过的。他们在战争中遵循国际惯例， 得到了各国的充分肯定。
　　慈善社团的救助在近代已不再囿于天津城市一隅， 而逐渐展开了积极的互动，特别是作为通商大埠的上海、 天津之间联系更进一步加强。近代先进的新闻传播媒介 被慈善团体充分利用，在慈善救济中作为慈善团体和民 间各阶层之间良好互动的一个重要媒介，慈善团体利用《大公报》《益世报》等影响广泛的报纸媒介及发布征信 录等手段公布所收捐款和慈善善款的用途，使得慈善活 动的透明度增强，从而得到了民间募捐人的更大的信任， 这使得慈善活动开展得更深入，慈善社团的规模更加扩 大。
　　鸦片战争后，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天津很快成为北 方重要的通商大埠，经济繁荣居北方各城市之首。民国 中期天津不仅工业生产居华北第一位，内外贸易也是华 北的中心。天津为水陆码头，人烟稠密，百货云集，工厂、 店铺鳞次栉比，极易发生火灾。清代，曾有本地人武廷豫 创立同善水会，长芦盐政莽鹄立捐置救火器具。自此，以 公益为中心的消防组织在天津不断出现，到清末，由各绅 商捐立的水会共有 48 处。民国时期水会得到了较大的 发展。在天津早期城市发展过程中，民国时期的警察把 防火救火也作为其一项重要职责。但是随着近代天津城 市的扩展，单靠警察实施防火救火，就显得捉襟见肘，水 会作为防火救火的慈善社团恰巧弥补了政府部门力不从 心的局面。“在商会等社会团体的帮助下，水会得到了根 本的改观，并得到了政府的支持，购置最新式救火汽车火 龙，建筑十五丈报警钟楼，装设各街道自来水龙头并各十 字路口报警专电，附设保险部，组织商家，互相保险，共同 监视。既免奸商阳借保险，阴自放火之狡谋，又可挽回外 利权，诚一善举而数备焉。”[3] 通过上述报道，我们可以 很明显地看到，水会经过改良后，适应了近代天津城市发 展的需要，而且就天津进行了分区治理，还在十字路设置 了报警电话，这使得火灾救助、信息预防及时，扑救及时。 商人们在祸患的威胁下，开始把自己的私有财产加入了 防火保险。保险作为近代西方的较为发达的一种产业被 引进到天津，火险成了当时保险份额中占绝对优势的险 种，同时商人们又从火险中能取得一定的赔偿款，减轻了 损失。可以说火险的推行过程中，商会起了很大的作用， 商会为近代天津保险业的推行，付出了努力。 　　“中国传统社会历来奉行重农抑商政策，民族工商业 从而长期被窒息而不能发展，这是中国没有发生内源性 现代化的重要原因。晚清以来的一系列变革引起社会与 国家新型关系的产生。”[4] 商会作为资产阶级社团早期 的主角，在推动地区乃至中国社会变化的进程中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同样作为较早成立的天津商会在天津社会 近代化的征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天津商会在城 市的公共活动中参与管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其 中创办报刊、兴办商学、平粜粮食、实施赈济、整顿交通等 公共活动，进一步构建了商会在公益事业中与政府的协 调合作关系。”[5] 天津商会为了开商智、联络商情、振兴 商务而创办了近代天津第一份商业类型的报纸——《天津商报》，《天津商报》的发行，适应了近代天津开埠通 商后商业经济的发展形势，为商人的商业活动提供了更 好的信息与指导，成为商业界人士宣传商业与发表自己 言论的一块主要阵地。它大大地增强了工商界在社会 上的影响，而且该报纸的创刊也带动了其他报业的创刊。 对于这份报纸，研究天津商会的学者宋美云给予了这样 的评价：“天津商会创办的《天津商报》在全国或者至少 在北方地区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将商人们只注重眼 前利益的短浅眼光，引导到树立现代宏观经商战略、经营 方式和长远目标的层面上，具有逐步培育现代化意识商 人的深远意义。”[6]295 这可以说是对商会创办报刊活动 的一个中肯的评价。早期维新派号召同西方进行商战， 而进行商战关键的一个法宝就是造就商业人才。天津商 会成立后把兴办商学作为该会的一项重要举措，他们鼓 励和倡办各种实业学校，1906 年，天津商会在东马路创 立中等商业学堂。1907 年王永泰等绅商呈请创办天津 民立第一初等商业学堂，该学堂以造就商业人才为宗旨， 不收学费，学制三年。这些实业学校在一定程度上为天 津商业造就了人才，也促进了天津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 为天津教育的近代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此外，据宋美 云、庞玉洁等学者对天津商会的研究，天津商会还在推动 城市消防的近代化及卫生管理方面向近代化的转变做出 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商会在积极提倡节俭，弘扬中华民 族的勤俭之风方面起着重要的倡导引领作用。“商人” 也从千百年来“四民之末”的卑贱地位，一跃“成为城 市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也是影响当时政局风云 变幻的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7]285 商人形象改变 以后，官商机制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最后在辛亥革命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1]297 对于商会在近代天津社会变化中 的重要意义，学者邵雍曾指出清末直隶商会的重要作用， 他认为：商会成立以来调控银钱比价，平息金融活动;举 办初、中等商业学堂，以先进业务人才，造就新型商业人 才;设立阅报室和讲演会，开通风气……商会支持清政府 振兴实业、预备立宪的政策，商会还组织开办免费义务学 校，创办新式学堂，组建和参与新式教育社团、捐资教育 或介入社会教育，积极兴办近代教育事业。[8]83
　　天津社团还促进了天津社会传统风俗陋习的转变。 众所周知，缠足起始于南唐后主李煜。缠足旧恶习的历 史悠久，严重摧残了人体，制造了一种病态的美。缠足使 广大妇女被剥夺了走出家门，从事社会活动的权利。近 代中国出现有组织地宣传缠足之害，号召人们放足、反缠 足是从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开始的。清末西方传教士 创办的基督教刊物《中西教会报》开始刊登大量反对缠 足的文章。基督教人士在天津设有不缠足会，规定凡入教者不许缠足，向教外人士广泛征求劝诫缠足的文章。 维新变法期间，维新派人士从多方面对缠足进行了抨击， 掀起了反缠足运动高潮。1901 年 12 月 23 日，光绪皇帝 颁布禁止女性缠足上谕，这成为第一份由皇帝亲自下达 的关于禁止女性缠足的诏令。并得到了诸如岑春煊、张 之洞等封疆大吏的热烈响应。1902 年，经过了八国联军 侵华打击的慈禧太后，回到北京后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 政权，决定实行新政。慈禧太后颁布懿旨，把废缠足作为 新政的一项举措，正式废除。环顾近代西方各国的近代 化历程，可看出他们无不是思想观念、社会意识率先进入 近代化的。缠足是封建的中国落后愚昧野蛮的一个标志。 因此，废除缠足，具有反封建的作用，它传播了一套国家、 民族的新观念。废缠足多少改变了人们固有的思想观念， 使得妇女反传统的思想开始萌芽，通过这一活动使妇女 追求男女平等、追求解放的社会风气与思想观念都为之 振奋起来，人们开始从心理、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实现了由 传统到近代的转变，它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各地不缠足声势的影响下，以后的北洋政府和南京国 民政府都颁布了禁缠足法令。总之，晚清民国时期，在刘 梦扬等开明人士的呼吁推动下，热衷于女权运动人士的 广泛参与下，在《大公报》《益世报》及各种进步报刊的 广泛宣传下，天津的不缠足运动一直持续不断，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各个不缠足社团公开发表缠足危害言论，在 一定程度上触动了人们的封建愚昧思想，开始改变了传 统中女子以小脚为美的审美陋习，对推动近代天津社会 风俗改良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近代天津作为通商大埠，来此经商的异乡人较多，同 乡会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由特定的经济和政治目的所决 定而成立的。历史步入近代，人口的流动性进一步加大， 那些客居异地的商人，面对林立的行帮竞争和激烈的市 场角逐以及各种强权力量的压迫，他们感到势单力薄，于 是他们为了在城市中能够站住脚，开始通过地缘、血缘关 系联结乡谊，寻求建立一个维护自身利益的团体即同乡 会。所以同乡会就是以地缘为纽带的互助、互济团体， 宗旨大都有“联络商情”“举办公益事业”“为同乡谋福 利”[9]279 等活动。民国时期天津的很多同乡会还建有他 们的公共墓地，为那些客死异地的同乡安葬。同乡会建 立起来以后，他们具有自己固定的会馆，并推举出会馆董 事，董事具有很高的威望和权力，他可以处理同乡内部的 纠纷，代表同乡同官府接洽以及排解与其他乡帮的矛盾 冲突。随着近代天津商业的发展，会馆的功能进一步增 强，会馆不仅为同乡介绍职业、辦理丧葬、迁运棺材等事 务，随着会馆力量的强大，经济实力的增强，他们开始兴 办各种慈善事业，实行对家乡灾区的紧急赈灾救助。可以说，“会馆是随着商业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地域性的 公益性组织”。[10]158 会馆对于近代天津商业的发展和天 津慈善群体的壮大起着重要的作用，极大地促进了近代 商业信息的交流和推动着慈善救济事业的开展，促使商 业和慈善事业的运营实态向着近代化的方向迈进。 　　民国以来，天津慈善社团更向着规模化、集中化的方 向发展。民国时期是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阶段，也 是近代天津传统慈善社团迈向近代社团的一个重要的转 折时期。民国时期随着新的慈善理念的传播，募捐已经 打破了传统地缘、血缘和业缘关系的束缚，捐助范围更加 广阔，募集资金更加雄厚。南京国民政府对慈善事业积 极鼓励扶持，同时为了让慈善活动更加有效地进行，对慈 善团体也采取了鼓励与监督相结合的方针。为了让慈善 团体运行更加规范、更加有效率，南京国民政府逐渐对旧 有的传统慈善社团进行了积极地整顿，将这些慈善社团 统统纳入到各级主管部门的统一管理之下。同时，为了 配合慈善社团的管理，南京国民政府还制定与颁布了监 督慈善团体法规，将规范和监督慈善组织纳入了法制的 轨道。1928 年南京政府先后颁布了《管理私立慈善机 关规则》《地方救济院规则》。1929 年又颁布了《监督 慈善团体法实施规则》。1932 年颁布了《各地方慈善团 体立案办法》《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管理条例》。1933 年 颁布了《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管理条例施行细则》等法 律、法规。慈善团体法对监督慈善团体和“团体监管和 促进慈善团体自律方面具有指导意义。该法明确了慈 善团体的性质及其经营范围，确立了监督慈善团体的职 能部门及其主要权限。对慈善团体发起者、管理者的权 力、职责以及运行过程作了全面系统的监控约束：严格监 督慈善团体成立（立案）的审批程序，明确慈善团体的 主体资格”[11] 鼓励并吸收各界热心慈善的人士加入慈 善事业的行列，将慈善事业发展纳入到一个全社会共同 监督之下。为了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慈善团体法对举 办慈善团体的人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监督慈善团体法》 规定举办慈善的人必须是名望素著，操守可信，曾办慈善 事业著有成效者;热心公益，慷慨捐输者;对于发起之慈 善事业，有特殊之学识或经验者。其属于社团性质者，每 年至少应开总会二次，由董事报告详细收支情形及其财 产状况。“同时限制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经济犯罪分子、 破产者及吸鸦片者等人品瑕疵者为慈善团体的发起人或 组织管理者，从源头上保证慈善队伍的纯洁性与社会信 誉。”[11] 同时针对办理赈务的人员制定了奖励条例及惩 罚条例。这使得转型期的中国慈善事业基本上有法可依， 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和保障了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天 津社会局及时公布了国民政府的这些慈善方面的法令条例，并多次按照法令对津埠慈善团体进行了改组，在社会 局的统一领导之下，天津慈善团体演变在向着近代慈善 社团规范化、统一化、组织化方面迈进。
　　总之，近代随着西方侵略势力的入侵，西方宗教在中 国的传播，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产生了新的阶 级，社会矛盾复杂化加剧。慈善社团作为社会变迁的一 个缩影，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近代天津社会向现代转型 的轨迹，对人们认识研究天津慈善社团在近代社会转型 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对于人们利用慈善 社团研究天津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罗荣渠 . 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M]. 北 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2] 罗荣渠 . 论美国与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输入中国 [J]. 近代 史研究 ，1986（2）.
　　[3] 内地改良救火会详志 [N]. 益世报 ，1923-07-13.
　　[4] 林被甸 ， 董正华 . 中国现代化研究的现状 [J].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研究 ，2003（1）.
　　[5] 宋美云 . 百年前的天津商会 [J]. 中国改革 ，2007（2）.
　　[6] 宋美云 . 近代天津商会 [M]. 天津 ： 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02.
　　[7] 朱英 . 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 [M].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8] 邵雍 . 中国近代社会史 [M]. 安徽 ：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 2008.
　　[9] 王春霞 ， 刘惠新 . 近代浙商与慈善公益事业研究 （1840—1938）[M].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1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 会 .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 第五十六辑 ）[M]. 天津 ： 天津人民 出版社 ，1992.
　　[11] 龔汝富 . 民国时期监督慈善团体立法及其启示 [J]. 法商研 究 ，2009（5）.
　　作者简介：王纪鹏（1974—），男，汉族，山东临沂人，历史 学博士，遵义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 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责任编辑：李直）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1/view-1531226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