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老年贫困问题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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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老年人口规模不断增加使得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负担加重，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基础服务设施不完善、公共卫生资源不足的情况下，老年贫困发生率逐年增加。研究表明，农村老年贫困发生率高于城市贫困老人，使得农村老年贫困人口成为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农村老年贫困问题急需解决。通过对农村老年贫困文献的梳理，了解老年贫困类型、致贫原因以及贫困应对策略，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认识和了解农村老年贫困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寻找新思路、新方法。
　　[关键词]农村;老年贫困;类型;致贫因素;应對策略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B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老年人口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8.1%，其中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2.6%，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老年人口数量增加、老年预期寿命延长，使得社会养老负担加重;家庭规模的小型化、核心化使得家庭养老负担加重;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公共卫生资源及基础服务设施建设不完善的情况下，老年人口的晚年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也会受到影响。
　　基于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以及中国老年人口状况资料，王德文（2005）发现，1.3亿的老年人口中，老年就业比例（33010）远低于非就业比例（67%），老年贫困发生率为7.1%-9.0%。根据200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朱庆芳（2005）预测老年贫困发生率为13%-17%。杨立雄（2011）利用中国农村老年贫困人口数据推算出农村老年贫困发生率为10%以上，农村老年贫困人口有逐年增长趋势。杨晓蕾（2018）通过贫困老年人口的城乡差异分析得出，农村老年贫困人口规模显著高于城市贫困老人，其生活质量显著低于城市贫困老人，农村贫困老年群体的生活处境更为恶劣。由此，农村老年贫困人口问题更应当引起政府和社会的普遍关注。
　　老年贫困类型多样，其致贫因素也表现出多维性，那么，农村老年贫困类型究竟有哪些？什么原因导致农村老年贫困问题的产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策略才能使贫困老人有效摆脱贫困问题呢？这正是我们需要弄清楚的问题。
　　1老年贫困类型
　　随着生理功能的衰弱、家庭地位的衰退以及社会地位的衰落，老年群体无不例外地体验和经历着“失去感”，包括失去健康、失去伴侣、失去地位等。老年群体内部分化，使得老年贫困群体成为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作为多重危险的集合体，老年贫困群体的脆弱性更加显著，老年贫困类型也呈现出多样性特征。
　　1.1狭义贫困和广义贫困
　　狭义贫困，更多情况下指涉经济贫困，采用单一的收入指标来衡量老年人口的贫困状况。广义贫困不仅涵盖经济贫困的范畴，同时涉及社会贫困、精神贫困、健康贫困等内容，王翠琴等（2016）认为，老年贫困既有经济贫困，也有社会贫困和文化贫困;高翔等（2018）将农村老年贫困细分为经济贫困、健康贫困、精神贫困、权利贫困四个方面;韩振燕（2019）以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从收入、住房、健康、养老、社会参与、精神状态等七维度进行老年贫困的测算。
　　1.2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
　　绝对贫困主要从物质剥夺视角研究老年贫困人口，韩有为等（2017）认为绝对贫困是指老年家庭经济资源不足以满足基本物质需求的状态，通过多维度的物质剥夺指标对农村老年绝对贫困进行精准识别;李萌等（2019）从收入、消费、资产的多维视角将老年贫困划分为不同类型，同时探讨了老年贫困存在的结构性和波动性特征。相对贫困涵盖老年群体的机会剥夺、权利剥夺等内容，世界银行（2001）指出，贫困不仅指物质剥夺方面，它还涉及人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贫困群体因其影响力不足、无法有效表达自身需求，处于一种社会边缘化的生存状态;龙玉其（2018）认为，老年相对贫困是以不同老年人的收入和社会平均收入作为参照标准的，与较高收入的老年人相比，老年相对贫困处于一种较低水平且差距较大的状态。
　　1.3客观贫困和主观贫困
　　客观贫困依据绝对贫困的内涵来界定，主观贫困则依据个体对于贫困的理解而作出的对自身贫困状况的主观感知。杨菊华（2011）采用主观和客观双重标准来衡量老年贫困，其操作化指标为：生活来源是否够用，收支是否平衡;生活状况是否不如人;能否经常吃肉;身体是否健康;精神是否孤独。徐海峰（2016）从主观和客观两个角度判定农村老年贫困，依据的参照标准为绝对贫困内涵界定、个人主观感受以及村民的评价。傅宇（2019）将老年贫困操作化为8个具体指标，其内容涉及：年龄是否超过60岁;是否为农村户籍;是否为低保对象或低收入家庭;主观认为自己属于贫困认可;是否患有一种及以上需要长期治疗的疾病;主观感觉自己获得社会支持较少;主观感觉精神文化生活匮乏;其中，前5个指标为客观贫困的判定标准，后3个指标属于主观贫困的判断标准。
　　1.4城市贫困和农村贫困
　　根据地域属性或户籍属性可以将老年贫困划分为城市贫困和农村贫困。杨晓蕾（2018）对贫困老年人口的城乡差异进行分析，通过社会层面、家庭层面及个人层面的差异性比较，得出结论：农村贫困老年人口的规模及生活质量显著低于城市贫困老年人口。侯斌（2019）分析了家庭支持、社会支持对城乡贫困老人脱贫的影响，结果显示，城市贫困老人的经济贫困、精神贫困问题更严重，农村贫困老人的健康贫困问题更严重。其他学者以城市贫困人口作为参照，认为农村贫困老年人口在受教育程度、社会资源水平、社会保障水平以及养老服务体系等方面居于劣势。
　　2农村老年贫困及致贫因素分析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扶贫开发战略以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农村老年人口的收入水平显著提升。但是，从社会动态发展视角来看，农村老年贫困群体因其个体因素、环境因素等仍然面临严重的贫困问题，绝对贫困虽有下降趋势，但是相对贫困问题仍然严重。过去以收入状况作为衡量老年贫困的标准已经不适用于当下的老年贫困问题，农村老年贫困问题具有多样性、混合性，经济贫困、社会贫困、精神贫困、健康贫困等问题相互勾连，“贫困沉淀”特征日益显著。 　　农村老年贫困人口因自身状况、家庭结构、社会环境等诸多差异，使得群体内部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其致贫因素也呈现出多维性特征，总体来看，农村老年致贫因素可以从个人、家庭、社会、制度、文化五方面进行分析。
　　2.1个人因素
　　根据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婚姻、健康、教育、职业、收入以及地域等差异是农村老年贫困的重要影响因素。M·Moghadam（2003）提出了“贫困女性化”概念，女性的家庭角色限制其外出就业的可能性，自身储蓄不足导致女性贫困问题的产生。吴玉韶等（2014）通过对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数据显示，超过1/2的農村老年人口因为生理机能衰退和健康状况下降而退出农业劳动领域，使得老人失去稳定的收入来源。Sari and Satu（2014）认为女性、单身者、低教育者以及健康状况较差的老人更容易发生贫困问题。刘二鹏等（2018）通过对老年贫困人口特征的辨识，发现地域特征、性别特征、年龄特征以及家庭特征使得农村老年贫困人口存在内部分化。
　　2.2家庭因素
　　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核心化以及成年子女的频繁流动，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经济供养、日常照护以及情感支持功能减弱，经济贫困、健康贫困、精神贫困等诸多问题愈发严重。王琳等（2006）认为，一定范围内，子女数量对老人的经济贡献呈现边际递减效应，子女经济状况不佳影响农村贫困老人的代际转移支付;市场经济的冲击使得传统养老观念淡漠，老人家庭地位下降、生活保障不足。孙文中（2011）认为家庭经济收入、家庭财富支出结构以及子女对老人的转移支付能力是影响农村老年贫困的重要因素。刘二鹏（2018）认为，老年贫困的发生与家庭的代际支持力度、家庭收入状况以及老人在家庭中的话语权紧密相关。
　　2.3社会因素
　　基于人口老龄化和风险社会的时代背景，农村老年贫困群体的适应环境能力和应对风险能力较弱，因而遭遇社会排斥、居于依附地位，处于社会边缘化状态。徐海峰（2016）认为社会贫困包括地位贫困和交往贫困，地位贫困涉及农村老人话语权的缺失和影响力的不足，在社会环境中没有发言权、未能受到尊重;交往贫困涉及贫困老人自动脱离原有关系网络，或者关系网狭小，所附带的社会资源不足。乐章等（2017）在家庭禀赋、社会福利与农村老年贫困研究中指出，由于较弱的适应能力和风险抗逆力，农村贫困老人经常遭遇自然风险、社会风险及市场风险的冲击。高丽等（2019）基于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的分析，得出结论：社区贫困环境通过脆弱性机制、压力暴露机制影响老人的心理健康，导致精神贫困、健康贫困问题的产生。罗明辑等（2020）通过对农村空巢老人多维贫困测定，发现村委会关心以及社会支持度对农村空巢老人贫困具有正向缓解功能。
　　2.4制度因素
　　现阶段的新农合和新农保作为“普惠性福利”政策，基本覆盖全部农村户籍人口，但是，郑超等（2015）认为，新农保政策虽然具有基础保障作用，但是保障水平有限，同时通过挤出子女代际转移支付降低了扶贫效果;新农合虽然能够较少农村老年贫困人口的医疗支出，但是对健康贫困的影响效果不显著。农村低保以及特困人员救助制度作为“补缺型福利”“救济型福利”，只能发挥社会兜底作用，老年群体的脱贫能力和脱贫资源未能真正提升，反而让老年贫困群体产生福利依赖，不足以真正解决农村老年贫困问题。杨益（2020）在农村老年贫困问题研究中提出，现阶段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在降低老年贫困风险、预防老年贫困方面的作用非常有限，农村老年社会保障制度亟需完善。
　　2.5文化因素
　　农村老年贫困可以放到传统的农村文化环境中去理解，农村老人的“养儿防老”、“传宗接代”、“重男轻女”观念浓厚，男性子嗣的有无对于农村老人具有重要意义，尤其体现在日常生活保障和精神慰藉方面。宋家豪等（2019）在男性子嗣对于老年贫困影响的研究中发现：拥有男性子嗣可能会增加农村老人的经济贫困，但是其心理贫困概率降低。对于男性子嗣的偏爱与执着使得农村老人将大量时间和精力用在建房和彩礼的筹备上，以子代为中心的家庭资源分配方式使得农村老人的自身储蓄积累减少，因而陷入经济贫困。对于没有男性子嗣的农村老人，则遭受村民舆论的冲击而陷入精神贫困，进而采取缩小或者断绝社会交往的行动，陷入社交贫困。
　　3农村老年贫困应对策略分析
　　3.1国内老年贫困应对策略
　　国内老年贫困应对策略从老人自身、家庭、政府及政策、社会及社会工作介入等角度考虑。
　　3.1.1个体层面。从能力建设视角出发，关注贫困老人改变的内生动力和潜能。王三秀（2016）在积极老龄化与我国老年贫困治理路径新探索中，呼吁社会摒弃对老年人的消极看法，充分发挥贫困老人在贫困治理中的主体地位，通过建立专项资金支持、教育支持制度，进而提升贫困老人的社会参与能力。陈凤贞（2017）在保障农村老年基本权利视野下，提出发展农村老年教育能够提升老人的继续就业能力，同时满足精神文化需求，是解决农村老年贫困问题的有效途径。王志腾（2019）在老年教育对解决老年贫困问题的功能分析中，提到：老年教育能够增强老人的各项技能、提高综合素质，对于解决老年能力贫困和物质贫困问题具有积极作用。
　　3.1.2家庭层面。充分发挥家庭成员在经济支持、日常照料、心理支持等方面的作用，积极履行赡老义务。许琪等（2019）研究代际互惠对老年人满意度的影响，发现双向互惠的代际交往关系对于资源相对匮乏的老人具有更积极作用，能够有效提升老年人福祉。杨晓蕾等（2019）在居住方式对贫困老年入口社会支持的影响研究中，提出：积极弘扬传统文化，倡导子女给予老人关心和照护，健全家庭养老方式。
　　3.1.3政府层面。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增加对贫困老人的救助水平以及社会关怀。国务院公布的《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2014）提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为社会提供公共教育、劳动就业、养老服务以及社会救助等服务内容，这些内容大多与贫困治理相关，由此，可以通过专业社会工作者力量提升老年人口的贫困治理能力。韩有为等（2017）认为减少农村老人绝对贫困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努力：①加强住房、医疗政策的干预力度;②低保资格审核过程中应将收入因素和非收入因素（如：家庭资产、健康冲击等）纳入其中;③针对农村独居老人的低保资格认定和救助水平方面，给予优先照顾;④未来政策应增加盘活老人资产、提供信贷优惠与支持的内容。 　　3.1.4社会层面。基层社会组织、社会服务机构等应该积极参与到养老服务事业中，建立预防老年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营造尊老爱老的社会气氛。王琳等（2006）从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群众动员三方面提出预防农村老人相对贫困的应对策略。谢秋山（2013）以内蒙古赤峰市一户农村老年贫困家庭作为研究对象，运用赋权理论和个案社会工作方法，以探究专业社会工作介入农村老年贫困问题的路径，并检验社会工作介入的实践效果。王三秀等（2018）基于Z县Y村的调查，探究社会工作介入农村老年精准脱贫的困境与出路，指出：社会工作者在准确识别老年贫困对象、确定帮扶项目、整合老年及乡村资源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表明社会工作在农村老年贫困问题方面大有可为，能够为传统农村老年脱贫模式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3.2国外老年贫困应对策略
　　国外老年贫困应对策略的文献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老人自身、政府及制度层面。Adrienne La Grange and Betty Yung（2001）强调政府应该致力于解决贫困的单身老人收入、住房及医疗方面的问题。Sari and Satu、Neda and Johan（2015）认为应对老年贫困的关键是健全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与此同时，各国所采取的老年脱贫策略各有差别。
　　美国老年社区服务就业计划是针对贫困老人的职业培训和就业计划，老人能够通过这一服务计划获得再就业机会，进而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刘征争（2003）在对美国老年社区服务就业计划的研究中提到，贫困老人通过社区服务工作派遣获得培训、经验，技能，特别是找工作所必須的就业技能，以此提升老人的再就业机会和能力。李宜桐（2019）通过分析美国老年社区服务就业计划，发现：通过为老年提供一定的社区服务和工作岗位，在保障老人基本生活需要、改善老人经济状况方面具有积极作用。通过这一计划，不仅能够减少联邦政府的社会救济费用，而且能够帮助老人实现自强自立。
　　日本人口老龄化严重导致养老负担沉重，加剧老年贫困问题的产生。为解决老年贫困问题，日本政府一方面积极完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及相关体系，另一方面鼓励老人再就业，通过自身努力改善经济状况。丁英顺（2017）在日本老年贫困现状及应对措施的研究中指出，通过调整护理保险制度、高龄老人医疗制度中的个人支付比例，以及采取改善年金数额减少的状况，以缓解贫困老人的养老保障问题;通过《高龄者雇用安定法》、《雇用保险法修订案》等一系列法案来保障老人的工作权益、提升老人再就业的积极性;同时，采用提高非正式员工待遇的方式来预防老后贫困，以此减少社会的老年贫困问题，降低老年贫困风险的发生率。
　　韩国同样面临人口老龄化和老年贫困问题。丁英顺（2016）在韩国老年贫困问题的研究中提及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老人再就业以及社会参与等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制度方面：通过敬老金制度、护理保险支付、基础老龄年金制度提供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就业方面：通过《老年人就业促进法》、促进老年人就业奖励制度、《雇佣上禁止年龄歧视及老年人雇佣促进法》来保障老年人在就业方面的各项权利，鼓励老年人积极就业来缓解老年贫困问题;社会参与方面：支持老人开展各种经营活动（如：报亭、小卖部、办公用品经营等），鼓励老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如：志愿活动、老年培训等），充分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实现老人的社会价值。
　　此外，汪建强（2007）在研究英国老年贫困时提到老年就业、老年歧视等问题。因此，在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时，应该通过政策法规的完善来保障贫困老人的就业权益。
　　4文献述评
　　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发现，农村老年贫困类型多样，贫困因素复杂，贫困类型与贫困成因相互勾连，使得农村老年贫困问题比城市更为突出。现阶段，中国在个体、家庭、政府、社会方面都采取积极应对策略，但是，农村老年贫困问题仍然存在，且老年贫困人口规模有逐年增加趋势。在分析国外老年贫困应对策略时，美国、日本、韩国政府均鼓励老年人就业及社会参与，通过就业培训提升老年就业能力，通过政策法规保障老年人的就业权益，发挥老年人余热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这些脱贫策略能够极大改善贫困老人的经济状况，同时也能够减轻政府在解决老年贫困问题方面的财政支出。
　　根据活动理论，老人应该保持足够的社会活动参与。通过老年教育活动提升老年就业技能，通过老年再就业改善晚年生活质量，这对于解决农村老年贫困问题具有积极意义。现阶段，农村老年贫困群体对自身能力认识不足，缺乏老年教育和老年就业意识，他们更多依靠家庭、政府和社会的帮助来获得基本生活保障，这不仅是对老年人力资源的浪费，同时也无助于农村老年贫困问题的解决。
　　当前，社会工作嵌入农村脱贫工作已经不是新鲜的事情了，但是，社会工作介入老年贫困群体脱贫实属创新之举。社会工作者介入农村老年贫困群体，通过老年教育活动提升老年自强自立意识，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进而减少农村贫困老人对外部力量的过度依赖，使农村老年贫困问题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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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2020-06-02
　　[作者简介]尹转（1992-），女，山西汾阳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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