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点宣教在体外受精-胚胎移植高龄二胎女性患者中的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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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 探討节点宣教对实施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高龄二胎女性患者的应用效果。方法 ： 选取山东省某生殖医学中心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接受IVF-ET治疗的高龄二胎女性患者的临床资料共244例，根据护理方式不同进行分组，对照组124例，观察组120例，进入周期后观察组实施节点宣教模式，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对高龄二胎女性患者的心理状况进行评估分析。结果 ： 接受IVF-ET治疗的高龄二胎女性患者实施护理干预前观察组SAS评分和对照组SA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实施护理干预后SAS评分和对照组SAS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施护理干预前观察组SDS评分和对照组SD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实施护理干预后观察组SDS评分和对照组SDS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 节点宣教在IVF-ET高龄二胎女性患者中应用可以改善其焦虑和抑郁情绪，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值得在临床应用。
　　【关键词】  节点宣教;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焦虑;抑郁
　　  The application analyzing of advanced age patients with the second child in vitro fertilization-embryo transfer by node education
　　Liu Ge1，Liu Yanjuan2，Wang Li3
　　1.Heze Medical College， Heze， Shandong 274000;
　　2.Heze Peony People's Hospital， Heze， Shandong 274000;
　　3.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ifang Medical College， Weifang， Shandong 261041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node education on advanced age patients with the second child in vitro fertilization-embryo transfer.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244 advanced age patients with the second child couple with IVF-ET treatment were chosen from a reproductive medicine center from June 2018 to June 2019 in Shandong and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different nursing modes： control group 124 cases and observation group 120 cases. After entering the cycles， the observation group implemented phased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sures， using the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 and the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 to assess the psychological condition of advanced age patients with the second child.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AS scores betwee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P>0.05） of advanced age patients with the second child in vitro fertilization-embryo transfer before nursing intervention.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AS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DS scores betwee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P>0.05） before nursing intervention. After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DS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node education in IVF-ET advanced age patients with the second child can improve their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nd improve the patients' satisfaction. Node education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 words] Node education; In vitro fertilization-embryo transfer（IVF-ET）; Anxiety; Depression
　　    随着生殖医学技术的发展，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及其衍生技术作为治疗不孕症的主要手段，为不孕症患者带来了希望。伴随国家全面二胎政策的开放，接受IVF-ET治疗的患者也逐年增多，人们也逐步认识到心理因素对实施IVF-ET治疗妊娠结局的影响。国内外多数研究表明，接受IVF-ET治疗患者的心理因素不仅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而且对妊娠结局也产生一定的影响[1-2]。但是很多患者对实施IVF-ET治疗的认知不足，缺乏良好的依从性，从而影响了受孕率。另有研究指出，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孕症患者抑郁、焦虑情绪较为严重，不利于治疗的开展，重视综合护理干预工作，使患者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提高主观能动性，在治疗全程中积极参与，是保障获取理想妊娠结局的关键[3-4]。本研究旨在了解IVF-ET治疗的高龄二胎女性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状态，探讨节点宣教对实施IVF-ET治疗的高龄二胎女性患者的应用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选取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接受IVF-ET治疗的高龄二胎女性患者的临床资料共244例，采用随机数表法对入选对象分组，对照组124例，观察组120例。1）所有研究对象均为年龄≥36岁非首次生育的患者;2）确诊为女性因素不孕行IVF-ET治疗接受并配合调查者;3）无严重心理创伤经历者;4）无严重精神疾病者及躯体疾病者;5）无内分泌疾病史、吸毒史及近期重大生活事件史。调查对象签订知情同意书，在知情同意情况下进行调查研究。所有接受调查的患者均在进入周期第一天发放问卷，观察组在胚胎移植后病房健康宣教后发放问卷，均当场收回。
　　1.2 调查方法
　　由培训的专业护理人员对接受IVF-ET治疗的患者在填写问卷前说明调查目的，要求接受调查的患者根据个人实际情况如实回答，独立完成。调查过程中由专业护理人员使用统一指导语，不加任何暗示，问卷填写完毕现场收回。收集的所有问卷均采用编码管理，承诺信息绝对保密，不泄露患者的隐私。对照组采用传统的健康宣教模式，主要包括行IVF-ET治疗过程，注意事项等。观察组采用节点宣教模式，即在治疗周期第一天、取卵前后、胚胎移植前后进行阶段式健康宣教。其宣教内容包括以下项目：1）制作IVF-ET治疗过程中各节点宣教卡片，患者在不同治疗阶段，护理人员进行针对性的面对面宣教，指导患者积极配合治疗，解答患者提出的问题，了解患者心理状态及需求，根据患者临床特点調整宣教内容和进程，保证患者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处于同一治疗阶段的患者集中宣教，加强患者之间的交流沟通，帮助患者明确各阶段健康宣教的内容和目的，并告知注意事项;2）同一治疗阶段的患者采用集中授课的方式进行宣教，集中授课采用多媒体教学，课前以不记名方式发放卡片让患者写出问题，课后统一解答，提高患者参与的积极性和兴趣。加强患者的心理疏导，促使每位患者改善不良的心理情绪，提高治疗信心;3）创建微信平台，由科室工作经验丰富、理论知识扎实的护理人员进行健康教育，定期推送有关IVF-ET科普文章，讲解科室常见疾病的专业知识及保健知识;4）优化微信平台互动功能，及时解答患者有疑虑的问题，或者是利用微信公众平台的一对一交流功能，由专业人员给予解答和指导。
　　1.3 调查工具
　　1.3.1 一般情况调查表 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情况调查表对调查对象采用无记名方式进行问卷调查，包括调查对象的年龄、结婚年限、不孕年限、文化程度、职业等。
　　1.3.2 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5] 采用Zung氏焦虑自评量表测试患者的主观感受。该量表包含20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1～4级评分法，其中第5，9，13，17，19项用正性词陈述，按4～1顺序反向计分。将20个条目得分相加得出粗分，标准分=粗分×1.25。参照中国常模结果，SAS标准分分界值为50分，其中50～59分表示轻度焦虑，60～69分表示中度焦虑，70分以上表示重度焦虑。
　　1.3.3 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5] 采用Zung氏抑郁自评量表测试患者的主观感受。该量表包含20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1～4级评分法，其中第2，5，6，11，12，14，16，17，18，20项采用4～1顺序反向计分。各条目累计分/80=抑郁严重度指数。抑郁严重指数<0.5表示无抑郁，0.5～0.59表示轻微至轻度抑郁，0.6～0.69表示中至重度抑郁，>0.7表示重度抑郁。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统计学方法采用描述性分析，统计推断采用t检验，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调查一般人口学特征
　　接受本次调查的高龄二胎女性患者共244例。其中对照组124例，年龄（39.3±3.90）岁，结婚年限（9.6±3.7）年，不孕年限（7.6±4.3）年。学历：小学及以下28.0%，初中或中专33.7%，高中21.8%，大学及以上16.5%。职业：农民32.7%，事业单位或公务员15.8%，管理人员9.3%，其他42.2%。观察组120例，年龄（40.6±3.88）岁，结婚年限（10.3±4.1）年，不孕年限（8.5±3.9）年。学历：小学及以下29.4%， 初中或中专31.5%，高中20.4%，大学及以上18.7%。职业：农民29.4%，事业单位或公务员13.5%，管理人员11.2%，其他45.9%。 　　2.2 两组高龄二胎女性患者实施护理干预前焦虑、抑郁发生率
　　对照组共124例，其中SAS标准分为（54.48±7.74）分，轻中度焦虑占58.06%，无焦虑占41.94%，无重度焦虑。抑郁指数平均为（0.53±0.06），轻中度抑郁占64.52%，无抑郁占35.48%，无重度抑郁。 观察组共120例，其SAS标准分为（54.63±7.82）分，轻中度焦虑占60.0%，无焦虑占40.0%，无重度焦虑。抑郁指数平均为（0.54±0.07），轻中度抑郁占63.33%，无抑 郁占36.67%，无重度抑郁。见表1。
　　2.3 两组患者实施护理干预前焦虑、抑郁状况比较
　　对照组、观察组实施护理干预前焦虑、抑郁状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4 两组患者实施护理干预后焦虑、抑郁状况比较
　　观察组在治疗过程中进行节点宣教，实施护理干预措施，实施护理干预后两组焦虑、抑郁状况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3 讨论
　　 随着全面二胎政策的放开，越来越多符合条件的家庭选择追生二胎。但有些女性再生育时年龄已经超过35岁，属于高龄产妇的行列，高龄产妇生二胎比育龄产妇多了许多风险。诸多文献研究报道，30～35岁以后妇女的生育能力下降，可能是因为高龄妇女卵巢功能的下降导致卵泡数目减少、卵母细胞非整倍体率增加、子宫内膜变薄和容受性降低等因素影响了受精和妊娠的维持[6-8]。有研究显示，在排除不孕因素、促排卵方案、移植胚胎数和质量的情况下，IVF-ET的临床妊娠率随年龄增长而逐渐下降，38～40岁临床妊娠率下降最为明显，44岁以上临床妊娠率仅4.35%;随着年龄的增长，早期流产率呈上升趋势，35岁以上明显升高，40岁以上总流产率超过45%[9]。另有一项调查显示，实施IVF-ET治疗的高龄二胎女性患者进入治疗周期前焦虑情绪发生率为50.0%，抑郁情绪发生率为56.67%，与国内外研究结果比较，焦虑、抑郁情绪发生率均较高[10]。
　　本研究结果显示，59.02%的患者存在焦虑情绪，63.93%的患者存在抑郁情绪，IVF-ET患者接受治疗前焦虑、抑 郁得分均高于全国常模[11]。郭启云等[12]对188例接受IVF-ET患者治疗前心理状况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6.70%的患者有焦虑症状、46.28%的患者有抑郁症状，其焦虑、抑郁得分均高于全国常模。 张琼等[13]随机抽取202例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的女性患者，在治疗周期的第1天采用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进行调查，其焦虑、抑郁筛 出率分别为48.5%和56.9%，这与本研究结果是一致的。究其原因，可能是患者对IVF-ET治疗周期长、用药不熟悉、穿刺取卵是否疼痛和移植手术是否成功以及生理、心理、社会等因素的影响，易产生焦虑、抑郁的心理。因此，医务人员应重视患者面临的心理问题，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帮助患者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方式进行情绪的管理，加强健康教育，使患者科学认识不孕不育[14-15]。
　　本研究分析了224例实施IVF-ET患者的临床资料，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焦虑、抑郁情绪。通过比较结果显示，实施护理干预前对照组焦虑标准评分为（54.48±7.74）分，观察组焦虑标准评分为（54.63±7.82）分，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对照组抑郁指数为（0.53±0.06），观察组抑郁指数为（0.54±0.07），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实施护理干预后对照组焦虑标 准评分为（53.16±6.94）分，观察组焦虑标准分为（50.63±5.99）分，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抑郁指数为（0.51±0.42），觀察组抑郁指数为（0.49±0.53），两组比较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有文献指出，女性随着年龄的增加，卵巢功能逐渐下降，IVF-ET成功率随之降低，，心理压力增加，生活质量水平降低[16]。蒋玲等[17]在探讨阶段性健康教育联合肌肉松弛训练对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患者生理、心理、睡眠及妊娠成功率的影响时指出，阶段性健康教育联合肌肉松弛训练可影响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患者的生理和心理，改善睡眠质量，提高患者妊娠成功率。赵晓英等[18]研究指出，实施IVF-ET治疗的患者干预前焦虑情绪、抑郁情绪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实施护理干预后两组患者焦虑情绪、抑郁情绪评分均低于同组干预前，这与本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在本研究中入选对象均是年龄>35岁的高龄患者，赵晓英等[18]研究纳入对象的标准是初次诊断为不孕症并行IVF-ET技术治疗的患者，未对纳入对象做年龄的界定。
　　IVF-ET治疗的过程复杂，大致分为控制性促排卵期、取卵前期、取卵后期、胚胎移植期、胚胎移植后期等阶段。同时，节点宣教模式的建立是一个比较系统的过程，任何一个阶段健康教育没落实到位，都可能对治疗产生不利影响，加重患者心理压力，增加经济负担。因此，在患者接受IVF-ET治疗的不同阶段，运用生殖医学、心理学和护理学相结合的方法给予积极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提供连续完整而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既有利于改善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绪，也可降低医疗纠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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