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非专业记者的环保观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南香红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有一个疑问：在分工里，是否可以将“环境记者”单拎出来，成为记者职业的一个分支？
　　假如真的可以分出环境记者一类的话，我必须承认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环境记者。从我任职的几家媒体内部实行的“记者分口”制来讲，在我的二十多年的记者生涯里，从来都没有被分配了专门去跑过“环保口”，但是奇怪的是我每每总是要“撞上”环境新闻，而且每一次的环境问题的报道总是给我带来好运气。现在想来，可能是因为我个高腿长，闲得没事就往别人的口子里插一足，沾了很多“环境”的光。
　　
　　读懂河流读懂大地
　　
　　我第一篇严格意义上的环境新闻是1993年发表于《新疆日报》的《塔里木河枯萎了》。那时的我是《新疆日报》记者，一次偶然的采访让我看到了塔里木河，我惊奇于自己从中学课本里认识的中国最长的内陆河为什么像一条小泥沟，于是就天真而轻率地发问：“这真的就是塔里木河？它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后来我才发现，我的后一个问题复杂而难以回答。对此，仅仅发出一篇报道是远远不够的。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环境问题远没有像现在这样能引进社会和媒体的普遍关注。当记者追寻一个环境问题时，可能远没有写一篇成就报道受重视。大概是中国最大的流动沙漠里腾转扭动、蛇一样艰难爬行的塔里木河的某种宿命似的东西打动了我，我在1993到1996年的4年间持续关注，并组织了一个摄制组从塔河源头喀喇昆仑山口到尾闾罗布泊，从空中到地下进行了全方位采访。
　　这次报道对我影响巨大。我走近一条河，了解了一条河几千年的苦难与变迁，阅读了一本河流与人类文明的大书。
　　我看到了塔河尾闾上罗布人的生存状态，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些“系”在塔里木河的尾巴上的人。塔里木河流到哪里，他们就生活在哪里：塔里木河是一条没有堤岸的河、一匹脱缰的野马，在沙漠里摆徙翻腾，罗布人就拽“马尾”四处流浪。一位罗布老人在短短几十年里经历了环境的巨大变迁，从打渔人变成了牧羊者，因为河干了他无鱼可渔；而后他又不得不学习如何做农民。
　　一条流浪的河，一族流浪的人。
　　塔里木河和罗布人的生存状态在世界人类史上也是少有的。它活生生地呈现了人类与人类文明对河流的依赖、无奈与顺从，以及人类和人类文明对于河流和自然的影响与颠覆。塔里木河真的是一本人与环境的教科书，没有哪条河像这条沙漠河一样存在着生与死的尖锐对立，进一步是生，退一步是死，一边是河水，河岸上站立着高大的沙山；也没有哪个地方如此依赖一条河。在几乎没有任何降水而蒸发却达到极致的地方，塔里木河所到之处，生命就可以存活，人类就可以繁衍。
　　此后，我发出了一系列报道，有探索两千多年前楼兰文明神秘消失的《发现楼兰一百年》，有写丝绸之路上东方与西方的古代文明如何交流的《小河墓地惊世再现》，有写现实的人进沙退、沙进人退的《沙临城下》《绝域生和田》等，历史、现实、文明的衰落与兴替。许多题材早已超出了“环境”范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不能算环境报道，但每一篇里都有一个隐约的背景：自然、环境与人。
　　其实，在我写塔里木河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河”的问题在中国已经和将要成为一个普遍问题，大的如黄河、长江、淮河，小到不知名的小溪，上游截流、下游干涸；过度开发与污染；流域分割与水资源低效使用等等。虽然每条河可能问题不同、受损程度不同，但在根本上都是一样的，就是人和河的相处严重失衡。
　　
　　长江教我认识秩序和尊严
　　
　　2002年《南方周末》要做一组有关长江三峡的报道，我作为先行记者到三峡进行先期采访，任务是为整组报道寻找思想和写作基调。
　　记得有一天清晨在涪陵的长江边，我看到了乌江和长江的汇流。那是多么大的两股水啊！一股是浑黄的，那是长江；一股是深蓝的，那是乌江。两股水在相遇的一瞬间，便浑然一体分不清彼此，再也找不到乌江水的深蓝，一条大江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那一刻，我突然想到了塔里木河。相比长江和乌江，塔里木河是一条孤独的河，在它的流程里，没有其它支流汇入，当它从冰山上走下来的时候，它就从海拔8000米的高度一下跌落到只有1000米的塔里木盆地的狂沙中，它还没有来得及伸展和生长，就遭遇了被沙漠吸干的命运。
　　我突然产生出一种对塔里木河前所未有的认识，我突然觉得塔里木河就像是一个命运多舛的英雄，一生多难，一生坎坷，一生搏击，最终还是被沙漠吞噬。但是，就在塔河走向失败的流程中却在号称死亡之海的沙漠中创造了伟大的生命奇观。
　　我发现每条河都有自己的命运和性格，它们其实就像人一样，有自己的一生，在它们向大海走去的一生中会遇到种种挫折和艰难，这就是大自然的秩序，这种秩序是高高在上的不可轻易冒犯的。人，只是这个大秩序里的一个小因子。
　　人在自然的这个大秩序里应该怎么做？人类确实在挑战自然方面有卓越成就，但是，你再看看楼兰、看看尼雅，看看失落在塔里木盆地里的一个又一个文明吧。考古学家说，2000年前的楼兰就像今天的香港，是一个东西方文明交流大道上的繁华之地，但是这颗文明之珠多么脆弱，当塔里木河的水抛弃了这一方土地的时候，文明就枯萎了。
　　长江的命运又会怎样？ 在面对三峡这个人类巨大的工程时， 我们是不是还应该想到这是人类挑战自然秩序的一次绝无仅有的行动？ 它将怎样永远地改变长江，改变长江里的生命，改变长江养育过的文明，改变现世长江边人的生活？对此或许还不到评说的时候，但作为当下正在经历的一个记者的职责，就是记录！
　　记下涪陵、丰都、万州、云阳、巫山、奉节、秭归这7座即将淹没的城市的最后容颜，记录长江文明在这里沉积下来的踪迹，悄悄压住埋在心底里的一声叹息，用眼睛所看到的细节，讲述一个人与自然大变动关键时节的种种场景，我想知道一个城市被宣布死亡日期、一天一天倒计时计算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我想精确知道一个家庭即将搬离他们祖祖辈辈的老屋，是什么样的感受；我想看到人们向老屋告别时脸上的表情和背上的行装。
　　“那一天晚上，一场雷暴显示了涪陵的非同一般。半夜，被轰鸣的雷声惊醒，当时的感觉自己像是躺在一个巨大的砧板上，被铁锤反反复复地砸。上下都是坚硬的铁，中间是一团乱如麻的敏感神经，一下一下……
　　那一刻，突然觉得我和巴人是那么的接近，我穿越了几千年的时光隧道进入了巴人的内心世界。
　　在这样的云雨瞬息即至，大自然随时纠集起各种力量发威的地方，人会用他的全部想象去向大自然“献媚”。
　　如果我是一个生活在巴山渝水的人，我也会象巴人一样，向自然的伟力低下自己的头颅。同时我也会小心翼翼地学着和它和谐相处。”
　　这是我写在“三峡无法告别”系列报道里的一段话。我想，《南方周末》的“三峡无法告别”可以说是环境报道，但它又超越了环境报道，假如，我们理解环境报道仅仅局限于“环境”二字，路就会越走越窄。一个记者只有忠实的记录或许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思考。
　　
　　有关野马放野的寓言
　　
　　长江三峡的采访和报道，给了一种眼光和一个思考问题的角度，从此以后，不论是行进在太行山的褶皱里采访一群盲艺人，还是穿行在北京的胡同里记录那些即将失去的老宅子，我都能感到自然的秩序与尊严，它让我凛然起敬不敢造次，我总在想，人类在这个大秩序中应该怎样约束自己的行为，我努力地在生活中在我的报道中寻找人与自然秩序的和谐，不论是写长江里中华鲟的命运，写人挽救中华鲟的努力，或者写新疆旷野中的野马，再或写北京一个四合院的拆除，我似乎都找到了一种判断事物的价值标准，这个标准可能不是用来判断对与错的，而是用来衡量一种美的，自然、生命、人，在这个大构架里，各得其所，各安其身，和谐共处就是一种美。
　　新疆野马故事我一直跟踪报道了十多年，野马是一个有6000万年进化史的动物，但在短短几十年内断送在人类手里。野马的野生种群在上个世纪某个时刻在地球上绝迹了。也就是说，马，陪伴和参与了人类文明上升全过程的、人类最好的朋友和助手，它的原始的根，断了。
　　现在野马靠100年前被西方探险家掳到欧洲美洲的动物园里做马戏演员的马保留下了物种，没有哪种动物像野马一样历经苦难，流离失所，背井离乡。没有哪种野生动物的生命自然历程像野马这样受到过人类的强烈干预。
　　现在人们想回复野马野生的生存状态，想通过人工驯养放野的方式恢复野马野生种群，但十几年来，野马同放马的人经历了极度的艰难，我用十年的时间记录野马与人类的共同挣扎和努力，《我看见中国第一匹野马死亡》―野马因为长期圈养而肥胖最终难产死亡；《让野马野去吧》―人们不得不将野马放野实验，在整整被圈养100年后野马奔向原野；《野马危急》放野之后野马不堪大自然的磨砺而失踪和死亡；《野马在野已三年》记录的是野马在付出沉重的代价后开始在原野上生存并在没有人类干预状态下生下了小野马，但问题接踵而至，人类过量地开发了准噶尔盆地，原来野马的家园现在到处都是人了，就算是恢复了野性，野马又到那里去野呢？
　　我这觉得野马和野马放野本身就是一个寓言：人类在弥补自己犯下的错误有多难，要走的路有多长，或者借用托尔斯泰小说《复活》的寓意，这是一个物种的复活，也是人类的复活。
　　环境、生命，最后的指向是人类心灵。作为一个记者，虽然没有报道过更多重大的影响我们生活的环境事件，但宣扬一种意识和价值标准，或许也能让人稍有欣慰。（作者是《南方周末》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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