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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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江宛棣 闫昕霞
“中国翻译成就展”于2004年11月4日上午在中国军事博物馆正式开展。本次展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翻译界的首次大型展览，也是国际翻译界的首次专业展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出席了展览的开幕剪彩仪式，并接受了中国网记者的专访。
记者：请您谈谈翻译在对外介绍中国方面的作用与影响。
赵启正：大家知道，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政治多极化的今天，发展翻译事业就是翻译本国实力。翻译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各国都是必要的，但我要说，对中国尤其重要。
近一百多年来，在学习外国科学技术的过程中，很多外语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词汇被我们以外来语的形式收入到中文里面，比如，至今使用的许多物理、数学、化学的词汇都是外来语，有的是由英语变日浯，再由日语变汉语的。与之相比较，近代以来，我们中国的词汇输入到外语中的就较少。也就是说，我们在近代中国文化方面对外国的影响是较弱的。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每年要翻译100―200种中国的书，而甲午诲战之后立刻降到了每年二、三种。那时，日本人认为学习中国的时代过去了，没有必要再向中国学习了!
再看看我们今天的对外版权贸易：中国和外国的逆差是16：1!原因是我们向外国传递中国文化的力量确实还比较弱，也包括我们的外语力量欠缺。在介绍中国方面，很多外国有需求的书需要我们译成外文，或至少要将摘要译成外文才能走向市场。我们在国际图书市场上操作不力，表面上讲是我们的对外供应意识不足，其实，深度的原因是我们的中译外的人才非常匮乏，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去年我访问西班牙时，送给对方一个宣传折页，里面有中国的西班牙语广播和网址的介绍。他们看后非常感慨地说，中国的确是个大国，对我们小国这么重视；我们就没有力量来做中文的电台和网络。不过，西班牙语在世界上有12个国家使用，因此，他们的书和报纸不用翻译。相比之下，世界上使用中文的只有一到两个国家。因此，要向世界说明中国，我们就更加需要翻译，尤其需要高级翻译。
记者：在对外传播方面，跨越文化的沟通是否真正可能?
赵启正：在对外传播方面，跨越文化的沟通是可能的。很好的例子是：在古代，佛教从印度输入到中国，在中国有了新的发展；俄国的叶卡捷林娜二世成功地把德国文化引入了俄国文化；日本人成功地引进汉字，为其所用。跨越文化的沟通是可能的。然而必须强调的是，不能因为沟通而使某种文化衰弱或消失，美洲人和印地安人的文化沟通最终使印地安文化几乎消失殆尽。单向沟通是危险的。
对于文化的冲突和文化的融合，我本人是积极和乐观的。我认为，在文化交流中应当注意文化的相互借鉴和相互补充――目映成辉，相得益彰。
在对外传播中，沟通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沟通有学术的、艺术的、经济的，也有政治的，但这不应当导致一种文化被另一种文化同化。我们要吸收和引进西方先进的东西，但我们要注意避免同化，特别是要避免西化。
记者：翻译(主要指中译外)在“贴近国外受众的信息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方面还应该做哪些主要的改进与探索?
赵启正：这两条首先是我们选择翻译主题的重要着眼点。选错了主题，没有读者，翻译就是一种浪费。
我认为，应当是先有合适的选题然后才有翻译。现在，我们的翻译选题往往过深，因此读者就少。我个人的经验是，多数外国人想要了解和关心的首先是“中国现在怎样”。例如，我们想了解美国，首先要大致知道现代美国是怎么回事，然后才会去了解历史，如独立战争、南北战争什么的。其实，到一个国家的外国人当中，旅游者是最多的，其中有投资商、企业家、商人、记者等，不同的受众有不同的需求，选题便要有不同的针对性。此外，要注意你的对象是一个外国的普通人，他不是专家，因此，你不要把一个说明书写成一个专论；你应假设你的读者是一个外国的中学生――这不是贬低你的读者。他们即使是专家，除他的本行外，其它专业知识大体是中学毕业水平。
谈到“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我们应该认识到，外国的受众也不是同一种思维习惯，例如，同是说英语的国家――加拿大和美国，两国虽然离得很近，但仍有区别；而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等国家也各有不同。再例如，新加坡人也说英文，但他们的思维却是近中国式的。因此，不能奢望“英语打天下”或者“一本英文书适用全世界说英语的人”。
因此，要想“贴近国外受众的信息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我们应当在“比较文化”上下点功夫，要有深度，翻译得更地道。我希望翻译工作者要多注意到文化传统、心理定式和社会制度的区别，因此，翻译们不仅要精通外语，还要精通外国文化。从对外传播的角度讲，翻译既是语言的沟通，又是文化的沟通。
记者：您如何看待(除英文之外的)外语翻译在中国的发展?多语种事业及队伍在中国的未来发展前景如何?
赵启正：首先，我本人不太赞成“小语种”这个提法，我认为应当叫作“非英语语种”。说“小语种”的人少并不意味着它的文化浅薄，如希腊语就是明显的例子，日本语也一样，它们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小语种”这个词容易被误认为弱势语种或者不值得重视的语种，如果形成这样的印象，就会有负面影响，对自己的发展不利。
谈到多语种事业及队伍在中国的发展，我感觉一定要给子这些语种的翻译工作者多些关怀，因为他们比较孤独。孤独的意义有两个：一个是它的学习环境和实践环境较弱。中国出的有关英语方面的书恐怕也有上千种，但如果找一本好的希腊语、尼泊尔语或乌尔都语的字典，容易吗?第二，这些人的就业机会也相对较弱。
其实，我们开设的38种语言的外语网中37种是“非英语”，这些网站已经受到了世界的重视，已经有了初步的收获，这难道不是“非英语”工作者的成绩吗?
记者面临着世界全球化的大趋势，面临着2008／2010年(北京主办奥运会／上海主办世博会)的到来，我国应采取哪些具体措施以发展壮大翻译队伍和翻译事业?
赵启正：发展和壮大翻译队伍和翻译事业，我们应当在战略上和战术上双重视。应对即将到来的2008年奥运会，就是个战术问题。比如，我们需要加紧培养一批体育翻译人才。在体育竞赛中，会出现很多专业术语，而既懂体育又懂外语的专业人才显然远远不够。培养中国的高级体育翻译和裁判翻译已是急不可待的任务，必须立刻着手去做。如果我们到时候没有这样的专门人才，那将难以参与体育赛事中的仲裁和体育规则的讨沦以及体育官司的争执，如果因为外语翻译人才的质与量的不足而使2008年奥运会受到影响的话，那就太可惜了!至于2010年的世博会，涉及专业就更多，不可不提前准备人才及相关外语文件。
在战术方面要做的另一件事是改进服务业中的外语。现在马路上的路标英文拼写错误比比皆是，如果到2008年、2010年，我们的相关业务说明书还有这么多错误，就会引起纠纷!所以，且不说战略上，仅在战术上我们就有繁重的培训任务，而且都是刻不容缓的!
责编：翟淑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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