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党报刊、大众报刊阅读空间的转型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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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文主要探讨报纸发展过程中，从政党报刊到大众报刊的阅读空间的变化情况及其对报刊的影响，认为政党报刊的阅读空间主要为公共空间，其内容必然具有公共性特点：大众报刊则走入家庭空间，报刊开始表现出个人媒体的特性，而且这一趋势愈演愈烈。
　　关键词　公共空间　家庭空间　政党报刊 大众报刊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法国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不是社会的反映，而是社会的表现”。即是说，空间不是社会的镜子式的再现，空间本身就是社会，是社会关系至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每一社会空间都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生产模式之中，都是某种社会过程的结果。这就要求我们考察任何一种社会实践，都必须将之看作是一种社会空间，既要考察它的物理空间，也要考察它的精神空间，更要将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相互结合，克服二元论的弊端，从而获得一种相对完整的社会认识。
　　阅读空间即阅读行为发生的物理空间场所。任何阅读行为，无论是读报、看电视、上网都是在一定的物理空间中进行的。物理空间的的社会性状必然会对阅读行为产生影响，不仅影响阅读主体，也对阅读客体产生影响。阅读空间作为客观的物理空间，不仅为受众提供特定的阅读场所，而且对阅读内容也具有某种规定性，即何种内容适合在何种空间阅读。这种空间规定性只具有普遍意义，因为微观层次上总是有个体突破空间规定性，在不同空间做相同的事情。比如情色杂志只能在私人空间阅读，在公共场所则不能阅读，这是共识，但总有人突破这一局限在公共场所阅读情色杂志。因此，本文探讨的阅读空间是普遍意义上的空间，即同一类型刊物的绝大多数阅读行为发生的物理空间。
　　报刊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产物，必然有其存在的社会空间，包括报刊存在的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但我们考察报刊实践往往偏重于考察报刊实践的精神空间，而对报刊实践的物理空间予以忽略，以报刊实践的精神空间代替报刊实践的物理空间。其实报刊存在的物理空间对报刊的精神空间存在反作用。本文考察的即是政党报刊、大众报刊的阅读空间的发展演变及其对报刊内容的影响。
　　
　　二、政党报刊阶段报刊的阅读空间
　　
　　
　　伴随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报刊开始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舆论武器，报刊进入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党报刊阶段。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西方各国报业也先后经历了一个政党报刊为主的时期。从普遍性程度看，政党报刊阶段报刊的阅读空间主要是公共空间，与咖啡馆、阅览室、图书馆等公共空间联系紧密。
　　
　　1　沙龙与报纸
　　沙龙，西方社会在社会名流家里定期举行的社交聚会。18世纪，作为社交场所的沙龙在欧洲非常流行，而在1740年至1780年的40年间，巴黎的沙龙文化达到了鼎盛时期，沙龙演变为德纳，戈德曼所称的“启蒙运动的计划中公民的活动空间”。这种具有公共空间性质的沙龙成为各种新闻的聚散中心。
　　1731年到1771年间，玛丽・安妮，勒让德尔杜布莱在巴黎的沙龙每周六召开，它实际上制造了一个新闻和小道消息的清单并且散布了它。当客人到达杜布莱的沙龙时；他们就在一个特殊的登记簿上记下自上次聚会以来任何能够收到的新闻和小道消息。聚会时，这些记录就和沙龙通信成员(如伏尔泰)的通信一起，被大声朗读。随后，这些材料被汇编成一本新闻小册子，并被翻译、出售，或者分发给遍及巴黎和外省的朋友和通信人。
　　从上述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启蒙运动时期的沙龙起到了类似新闻机构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沙龙收集新闻、传播新闻、汇编新闻并向外界发布新闻等方面。这种新闻传播形式与现在新闻机构的最大不同点就是收集到的新闻必定首先要在沙龙内部进行公开传播(被大声朗读)，因此最后汇编的新闻小册子只是大声朗读的延伸。哈贝马斯也认为，伦敦、巴黎及其它欧洲城市的沙龙和咖啡屋是公共领域发展的物理空间，内容则是讨论由新闻传单及报纸提供的各类问题，在这种空间中大家平等地聚在一个论坛并进行公共辩论。可见，此时的新闻传播与沙龙这一公共空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2　咖啡馆(便士大学)与报纸
　　18世纪初，仅伦敦就有2000家咖啡店。这一时期伦敦的咖啡馆成为了普通民众进行思想和文化交流的场所，咖啡馆由此获得了“便士大学”(Penny University)的称号，即“只要花上1个便士，就可以在咖啡馆中品尝一杯咖啡，同时可以免费阅读咖啡馆提供的各种报刊、杂志，研讨热门和敏感的政治、时事、经济和社会问题，(咖啡馆)象一所开放的大学一样，令人增长见识，获得知识”。
　　政党报刊阶段，西方各国政府对报业征收的高印花税使得报纸的价格很高，个体读者很难负担高昂的报刊费用，因此咖啡馆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佐藤卓己关于“报纸印花税对于咖啡馆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这一结论是正确的。这一时期的咖啡馆普遍订有报纸，甚至设有读报房，“报纸展示在房间的报架上，提供了讨论的话题――文字似乎与说话一样实在。”民众普遍养成了读报、评报的习惯，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得以构建。“城市中产阶级甚至是民众都有一种使旅人感到惊讶的习惯，人们聚在咖啡馆大声朗读报纸并加以评论。”咖啡馆因此成为报刊、杂志的最大订户，比如英国最初的日报《每日新闻》(The Daily Courant)(1702年)即以咖啡店的读者为创刊对象。
　　此时记者的采访也与咖啡馆有着密切的联系，记者的采访地点往往就在咖啡馆。按照《西方媒介史》的文献记载：
　　如果你有兴趣看看报界的记者的话，就别错过在左边的加沃咖啡馆。他们乐于在晚上匆忙赶去撰写他们的“文章”之前先在这个地方聚集，喝杯啤酒，交换着城里的最新传闻。
　　可见，此时记者现场采访新闻的意识不强，更喜欢选择到咖啡馆这一信息汇聚的地方收集新闻，这一点与18世纪沙龙的新闻汇编有着相似之处，报刊传播的新闻只是咖啡馆新闻的延伸。咖啡馆这一公共空间与政党报刊有着密切的联系。不仅报刊传播的内容来源于咖啡馆，而且其报道的内容也针对咖啡店的读者，因而其内容也必然体现出很强的公共性，这与咖啡馆空间的公共性质是相符合的。
　　3　阅览室、图书馆与报纸
　　在咖啡馆发展的同时，阅读室与图书馆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在旧制度末期，类似的阅览室遍布法国各地，巴黎就有五十多家：“阅览室在法国的普及情况可以从下面窥见一斑；
　　1788年英国旅行者阿尔蒂尔・尤在南特参观了这样一个阅览室后说道：“阅览室是法国商业城市里常见的一种机构，在南特尤其盛行，这种阅读的房间我们称它为读书俱乐部，它并不是把书籍分发给会员们，而是以图书馆的形式让会员们读书。那里有三间大厅：一问阅览室，一间交淡室，一间图书室，冬天屋子里炉火融融，烛火通明。”
　　花6个苏就可以进入沃弗勒利夫人的阅览室，就可以在

桌上自由地查阅大量报纸。您可以查阅到(当时是1791年初)27种日报和七种期刊。还可以阅读五六种国外的法语报纸。在那里您会为了与其他同样狂热的市民争夺一张桌子而挥拳动时。
　　从上述文献我们可以归纳出：1、其时阅读室、图书馆数量很多；2、人们可以在阅读室、图书馆花很少的钱读到很多没钱去买的报刊；3、报刊在读者间相互传阅，成为集体的东西。可见阅读室、图书馆里的报刊阅读实践表明了其时报刊的阅读空间主要为公共空间，人们在公共空间阅读并予以讨论，报刊的内容具有很强的公共性。
　　4　集体订阅与报刊的存在空间
　　集体订阅是指以各种正式团体和非正式团体为单位订阅报刊。集体订阅可以共同分摊昂贵的购报费用，而且也使得每一份售出的报纸拥有不止一个、而是非常多的“读者”。集体订阅的报刊归集体所有，报刊也必须在集体空间中被阅读。最为典型的是集体读报行为，即个人为多人读报，多人参与讨论报纸话题。
　　在政党报刊的发行过程中，由于受种种因素的制约，其制作成本是比较高的，报纸的发行价格维持在一个高位。19世纪40年代，大部分激进报纸卖到了每份4至5便士，这个价格大大超过了当时普通劳动者的承受能力。如《北极星报》，一份主要的激进派报纸，1840年的售价是4.5便士，大概相当于现在的3英镑。但是“这些高价发售的激进报纸的发行量不仅存在了下来，甚至一些新出现的激进报纸的发行量大大超过了那些销量最好的不交税的‘前辈’。”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由劳动者组成的一些非正式团体每个星期都会集资购买激进报纸。而工会的分支机构、各种俱乐部和一些政治团体，也对集体购买报纸的行动进行资助，甚至“有消费者威胁酒吧老板，如果不买激进报纸，他们将不再光顾”。值得注意的是，政府也曾是报刊的主要订阅者，比如1804年《泰晤士报》首先强烈地谴责了德，拉米罗埃勋爵和本维尔勋爵，作为报复，后者决定政府部门不再购买这份报纸，这使《泰晤士报》失去了一个大主顾。这个事例也说明了存在政府集体订阅行为。
　　集体订阅必然导致每份报纸的平均阅读人数较高。根据Hollis和Epstein的估计，在19世纪30、40年代，每一份激进派报纸的阅读人数可高达20人之多。即使按照保守的估计，维多利亚时代早期激进报纸的每份阅读人数为10人。而现在的日报平均每份的阅读人数只有两到三人。这种报纸平均阅读的多人次形态证明了读报行为是在公共空间中进行的，甚至就是以集体读报的实践形态为主。唯其如此，才能说明每份报纸的高阅读人数。私人空间的报纸不可能获得如此高的阅读率。报纸的集体订阅行为证明了其时报纸的主要存在空间是类似于咖啡馆、阅览室、图书馆等这样的公共空间。
　　
　　三、大众报刊阶段报刊的阅读空间
　　
　　大众报刊(廉价报刊，Cheap Newspaper)指的是工业革命后各国先后出现的面向社会中下层的通俗小报，因售价低廉而得名，内容上注重地方新闻、社会新闻以及各种消闲性趣味性的软新闻。大众报刊的出现逐渐使报纸从“政党报刊”过渡到“大众报刊”时代，由美国开始，英、法、德等西方国家的报纸先后进入“大众报刊”时代。尽管大众报刊面向的读者是社会中下层，但是大众报刊在19世纪前后期读者对象是有明显不同的，正如佐藤卓己所说：19世纪前半期便士报的读者是中产阶级，19世纪后半期黄色新闻的读者是包括移民在内的工人阶级。”这种读者对象的前后期差异与工人阶级的家庭空问的转变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大众报刊的阅读空间主要为家庭空间，这与政党报刊的阅读空间主要为公共空间是明显不同的。
　　1　工人家庭空间的转型提供了适合大众报刊阅读的空间条件
　　工业革命的胜利导致大批城市工人的出现，但长期以来工人阶级的住房条件却很糟糕。早期的居住标准是全家人住一间房子，而“老少几代在一起，挤在一张草床上，使居住情况更加拥挤”。而到了19世纪中期，西方各国普遍完成了中下层普通家庭的住房空间的改造，家庭空间中出现了卧室、厨房、客厅等不同的功能空间，这种家庭空间的分化为工人阶级提供了合适的阅读空间。早在18世纪50年，纽约的一个慈善团体首次引进一种模范住房，这种住房的平面设计有内室。……这种经济住房是给当时工资微薄的工人住的。而到了1835年纽约则出现了第一座供出租的多户合住经济公寓大楼，这是为收入最低的人们盖的。……新的经济公寓的房间进深有老房子的两间房子那么深。而到了19世纪后半叶，英法德等国也建起了这种式样的模范住房。
　　这些都说明19世纪中叶起，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住宅空间已经发生改变，工人阶级的家庭空间完成了转型，家庭空间功能更加完善，客厅、卧室、厨房等不同家庭空间独立并承担不同功能，照明革命也改善了家庭的照明条件。这一切都使得家庭空间相比公共空间更适合读报。在劳作之余，工人也开始阅读报纸，与有闲阶级的趣味高雅的早报相比，面向大众的晚报愈来愈有市场。家庭空间开始兴起，咖啡馆等公共空间开始衰落。
　　2　发行量的增加表明报纸大举进入家庭空间
　　19世纪30年代的法国和美国都出现了廉价的大众报纸，英国则在1855年废除报业印花税之后才出现廉价报刊。廉价报刊在西方各国都带来了报纸发行数量的猛增，新增的发行数量远远超出了原有咖啡馆、阅览室、图书馆等公共空间的数量，也超出了集体购报的消费数量，个体读者成为报纸消费的主流，廉价报刊开始以市民作为沿街叫卖的对象。
　　以英国为例：英国从1851年1920年报纸的年销售量从8500万份猛增到56.04亿份，与此同时“群体购报和读报行为的减少，导致了每份报纸阅读人数的减少”。1855年创刊的便士报《每日电讯报》则将读者对象扩大到中产阶级的下层，1858年，该报的销售量已超过《泰晤士报》，而到了1877年达到24万份，号称“世界最高纪录”。发行量的猛增充分说明个体读者成为报纸消费的主流，而报纸的个体消费则主要是在家庭空间中进行的，这表明报纸正在大举进军家庭空间。
　　
　　四、廉价报刊开启的内容转变与阅读空间转变的相关性
　　
　　如前所述，相较于政党报刊，廉价报刊的内容发生了改变。而廉价报刊的内容转变又影响到了高级报纸的内容转变，亦即廉价报刊开启了报刊的内容转型。传统的政党报刊注重言论、不重视新闻，而廉价报刊则注重新闻的趣味性，高级报纸在同廉价报刊的竞争中则偏重于新闻的信息性，然而无论是廉价报纸还是高级报纸都不再以言论为主，而以新闻为主，这就是廉价报刊开启的报刊的内容转型。
　　廉价报刊开启的报纸的内容转型与阅读空间由公共空间向家庭空间的转变是相适应的。政党报刊以言论为主，目的是要发起讨论，形成舆论，而讨论是集体性的，只有在共同(集体)空间才能达到目的。而无论是高级报纸的咨询信息还是廉价报纸的趣味性新闻满足的则是个人需要，这种个人性的使用与满足更倾向于在家庭空间中完成，家庭空间成为廉价报刊、高级报纸的主要阅读空间。而报刊的这种阅读空间转变又进一步影响报刊内容的生产，使得报刊生产的内容更多满足的是消费者的个体需要，报刊越来越私人化，公共性的内容退居其次，这种状况在当代愈演愈烈，这或许是报纸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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