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裔电影人热衷回流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崔 莹

　　在第64届爱丁堡电影节上，记者接触的三位年轻华裔导演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回流”之意。他们是寻根还是寻商机?
　　
　　6月16日，第64届爱丁堡电影节在80岁的老帅哥肖恩・康纳利、“丑女贝蒂”、《X战警》中的“x教授”帕特里克・斯图尔特爵士以及喜剧演员本・米勒等众明星的助阵下拉开序幕。电影节持续¨天，展映了来自34个国家的133部影片。
　　在众多电影人中，三张“中国面孔”格外显眼：纪录片《在梦的边缘》的剪辑李风玲(LingLee)，电影《雾》的导演许洁华(Kit Hui)和《一页台北》的导演陈骏霖(Arvin Chen)。有意思的是，这三位电影人或是在中国出生、后移民海外，或是在海外出生，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回流”――对拍摄和中国有关的电影情有独钟。
　　
　　许洁华：
　　
　　我拍的电影和我的“根”
　　电影《雾》以香港回归10周年为背景，讲述患了失忆症的男主角伟如何在家人、朋友的口述回忆中寻找自己的过去，展开自我发现与救赎的旅程。许洁华出生于香港，16岁移民美国，她能讲很流利的普通话、粤语和英语，我请她用最习惯的语言接受我的采访，结果，她选择了普通话。
　　她在美国读的是电影专业。五六年前随先生到英国工作。“我的毕业短片参加了戛纳电影节，在欧洲比较成功，我也认为我的电影风格在欧洲更有发展前景。”她觉得欧洲电影市场更关注文艺片，在美国，如果要拍摄商业电影的话，一定要有一定的风格，比如关注都市情感、家庭、青少年等，她并不擅长。她感兴趣的电影是和自己的“根”有关的，无论关于香港、还是关于中国内地：“我认为这类非英文电影在欧洲非常具有吸引力。”
　　许洁华认识许多“回流”的演员，比如吴彦祖、
　　《雾》的主演尹子维等，他们都是在美国出生、长大，又回到香港发展的。
　　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和王家卫的《重庆森林》两部电影对许洁华影响很大。以前，她对香港电影的了解无非是很多武打片，从来没有想到电影是可以讲比较深入的问题。看了《重庆森林》后，她突然觉得拍电影是可行的。后来，她选修了拍摄课程。毕业后，她先在一家制片公司做助手打杂，两年后，又到哥伦比亚大学读导演系的硕士课程。
　　许洁华的第一部电影讲的是两个在美国生活的华裔女孩的故事，其中一个女孩在美国出生，一个女孩出生于中国，后来移民到美国，这部电影讲她们之间的友谊。第二部电影讲的是一华裔美国女孩和她的中国婆婆的故事，这个华裔女孩很美国化，但是她的婆婆是中国人，很传统，也不讲英文。第三部电影讲一个无家可归的小孩和一个无家可归的男人的故事。第四部电影探究的是中国传统观念中“生与死”的关系：一个女孩在妈妈的葬礼上发现自己怀孕了。还有一部电影是关于一个男孩子寻找失踪的女朋友的故事。
　　许洁华觉得自己很幸运，她的很多同学到现在也还没有机会拍自己的电影：“拍摄技术不是困难，因为大家在学校都学了怎样拍摄。困难是拍摄机会。电影市场越来越商业化，这意味着导演要和出名的演员合作，但是这需要很多的资金，除非你认识那个演员。”她知道，香港的电影市场非常商业化，反而内地有很多机会。
　　“我认识的很多内地导演，包括第六代、第七代，都有条件和机会拍摄自己想拍摄的电影，这种风气在美国和香港不多，”她说：“比如在美国，读大学很贵，很多学生贷款读书，一毕业面临的就是找稳定的工作，还贷款。幸运的是，我在读大学时，作品就在电影节获了奖，很容易将我从一个学生身份带入到电影工业这个领域中去。”
　　最初拍电影，为降低拍摄成本，她都是找朋友帮忙。比如《雾》这部电影，大都是她的同学在帮忙。她请朋友到香港，给他们提供住的地方，最后给他们一个“红包”就可以了。
　　她曾经为英国BBC电视台拍摄了名为《唐人街》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讲的是在伦敦生活的华人的故事。当时节目导演、制作人员都是英国人，他们对中国文化不了解。许洁华看到他们的招聘广告一找懂英语、汉语、粤语的人，就去面试，结果对方决定和她合作。
　　她正在筹备一部同“日本遗孤”有关的电影。讲的是1945年日本军队从中国大陆撤退和遣返期间，遗弃在中国大陆的日本儿童的故事。
　　我了解到，许洁华所感兴趣的电影主题之一是对“身份”的探究，“可能是吧，但是我并没有特别地去计划拍摄和‘身份’有关的电影，主意来了，就去拍摄。结果很巧，仔细一想，我所感兴趣拍摄的很多电影主题都和‘身份’有关。这大概和我香港出生，又到美国、英国生活的经历有关。”
　　“英文中，有一个词是‘citizen of theworld’(世界公民)，我觉得可以用这个词描述我的感受。香港是我家，美国是我家，现在，伦敦也逐渐成了我的家。我经常去巴黎工作，那边有很多朋友，那里也仿佛成了我的家。并且，在中国内地，我也有很多朋友。不知道哪里是真正的家，到处都是我的家。”
　　那么，香港这个“根”还重要么?“很重要，因为她永远都是我第一个根，第一个家。”香港回归lO周年时，许洁华回到香港，和以前的朋友聊天，感觉到一些明显的变化。因为她是一个“外来人”，感受很深。香港回归时，她的朋友们很恐惧，对香港的未来感到很迷茫，现在呢?他们已经很适应政府的管理方式：“大概是因为香港人的适应能力比较强。而实际上，香港人对自己的身份认知也不是很清楚，他们可以向你讲出香港人的种种特点，但是却讲不清楚他们自己到底属于哪一类人。”
　　
　　李风玲：
　　我有足够的勇气去“寻根”
　　
　　李风玲的英文带着德语口音，如果只听她的声音，一定会把她想像成有着金黄色头发、蓝眼睛的德国女孩――然而，眼前的李风玲，有着一双大大的黑眼睛，一袭乌黑的长发，标准的东方女孩模样。李风玲能讲流利的德国、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但是她一直对自己不会讲中文耿耿于怀。采访结束时，她一笔一画地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了她的中文名字。
　　李风玲剪辑的电影《在梦的边缘》在爱丁堡电影节上颇受好评，而我对她导演的新作――关于中国农民工家庭生活的观察式纪录片更好奇，她告诉我，她正计划将该片送交明年的爱丁堡电影节参展。
　　李风玲是德国人，她的父母是在马来西亚长大的华裔。她自己在柏林长大，后来到英国读了5年书，获得新闻传播学的硕士。之后，她又在阿根廷学习了半年电影制作，在意大利的一家电影公司工作了～年，现在在英国国家影视学校学习如何拍摄纪录片。
　　10岁到16岁时，她曾是专业的舞蹈演员。但后来因为健康的缘故不得不放弃。2004年，在学习过新闻传播学、摄影、平面设计之后，她发现爱丁堡艺术学院有一个专业叫电影制作。在爱丁堡艺术学院上学的第三年，她就开始为苏格兰纪录片学院工作，也是在这里，她遇见了艾米(Amy)，纪录片《在梦的边缘》的导演。她知道要做自

己的纪录片还需要学习很多，因此，就开始了在国家影视学校的学习。
　　今年4月，李风玲在北京和芜湖进行了6周的拍摄。纪录片的焦点是“90后”的农民工孩子。她对中国感兴趣，对孩子感兴趣，在一些报道中了解到农民工子女这个独特的群体：“这群孩子大都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他们和父母、祖父母之间存在巨大的代沟。我很想知道这样的生活模式会给他们带去怎样的影响。”于是她便通过中国朋友找到了采访对象。
　　这是关于一家三代在两个不同的地点生活的故事。记录了他们之间的互动、摩擦，特别是因地域关系，孩子会受到父母的哪些影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父母迫不及待地想要控制孩子，但是他们离得太远，根本做不到。李风玲拍摄的这个女孩跟着祖父母在乡下生活，她的祖父母年纪都很大了，他们还要继续做农活，种地。有时，这个女孩把房间的灯打开，把门开着，假装在家里，其实她去了网吧。当父母打来电话，询问女儿的情况时，祖父母根本不知情，只会回答，她很好啊，但是孩子已经不在房间里了。
　　尽管语言不通，但李风玲的拍摄过程却很顺利。“和不熟悉的人合作，一定要彼此信任，”她说：“也正因为这种未知和冒险，我感到兴奋。”
　　刚开始拍摄时，孩子的祖母老是盯着李风玲的摄像机看，但是没有过多久，她就习惯了。其他人的表现都很自然。但是也会遇到问题，因为听不懂他们所说的话，李风玲以为他们的话说完了，就把镜头移开拍其他人的反应，结果对方还在说话。因为祖父母说当地的方言，很难找到可以直接将方言翻译成英语的人，李风玲不得不找人先将方言翻译成普通话，再将普通话翻译成英语。她很担心这样做会令语意产生变化，就将剪好的片子给不同的中国朋友和英国朋友核查，以确保语言的准确。
　　“尽管在拍摄中，我并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但是我可以感觉到父亲和女儿之间的冲突。你从他们对话的声调中就可以知道他们在吵嘴，并且，从他们的面部表情中，也可以感受到这一点。”这是部观察式纪录片，没有任何采访。但李风玲有点后悔，她觉得当时应该对他们进行一些采访。
　　李风玲的父母都会讲汉语，但是他们工作很忙，从来没有机会教她讲汉语。她去过世界各地，但却没有人把她当成德国人。她有时也会迷惑自己的身份：“你能够否认你的祖辈的历史吗?拒绝他们的语言和文化吗?现在，我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我想了解他们曾经生活过的环境、熟悉的语言和文化。”
　　“寻根”的想法也越来越强烈。她想也许父母忙得顾不上照顾她是中国人的生活原则，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这么努力地工作?是为了家庭吗?他们明明最后才考虑到家庭。于是，她希望让别人讲述和她亲历的类似的故事，了解现在的中国农民工家庭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去年，李风玲的父母第一次到中国，他们给她买了一只玉镯。现在，李风玲已经开始学习汉语，她希望毕业后可以到中国拍摄更多的电影：“我喜欢中国，在中国，几乎所有人都是热心肠，都很友好、坦白直爽。”
　　
　　陈骏霖：
　　我还没有资格去内地拍电影
　　
　　美国出生、长大的陈骏霖(Arvin Chen)很诚恳地表示，自己的首部长片《一页台北》(Au Revoir Taipei)很梦幻、浪漫，但是也很“非现实”，没有涉及一些严肃深刻的主题。他目前在筹拍的新电影将继续讲述发生在台湾的爱情故事，但会更深刻。他很渴望到内地拍片，只是觉得目前还没有资格――因为不了解。
　　陈骏霖的汉语和英语一样地道，他告诉我，他还在学习台语和闽南话。尽管已经大学毕业七八年，眼前的陈骏霖穿着随意的夹克衫，戴着黑框眼镜，时而腼腆地低下头，像一个还没有走出校门的大学生。
　　陈骏霖的父母都是大陆人，爸爸在南京出生，妈妈在河南出生。他们很小的时候搬到台湾，后来，两人恰好都去美国留学，在那里相识、结婚。
　　受父亲的影响，也因为自己的兴趣，陈骏霖最开始学习了建筑。当他决定改行拍电影时，他的父亲并不支持。“建筑专业毕业以后，我完全可以去做建筑师，那样的工作也比较稳定。但是我的脑袋里一直想着拍电影，最后决定要试一下。”他最早跟杨德昌学拍电影，做他的助理。后来，到美国南加州大学(USC)读电影硕士。
　　杨德昌的妹妹是陈骏霖妈妈的小学同学。杨德昌对到学校学习拍电影很排斥，他曾经在学校里学习过，但是感觉这个专业的教学水平很差。但陈骏霖还是很庆幸能够在大学里学拍电影：“毕竟，跟着杨导演学习，和去大学里学习还是有很多区别的。因为你跟着别的导演做，你要帮着他出主意，关注他的作品，尽量把他想做的东西做到他能满意。拍自己的东西，那完全就是另一回事了。”
　　杨德昌给了他很大帮助，介绍他认识很多电影界的朋友。
　　《一页台北》中，“一页”的谐音是“一夜”，他很喜欢“一夜”的概念。台湾是夜生活很丰富的城市：“但是用‘一夜’太直白了。刚好电影中有书店的场景，我就想到用‘一页’。这样，既可以让人联想到是一个晚上，也可以是联想到是书中的一页。”
　　而法语片名《Au Revoir TaiDei》则是“再见，台北”的意思。在这部电影中，他创作的每个角色都不真实，都很矛盾，他们各自怀有不成熟的梦想。比如，警察想当很酷的警察，结果他根本酷不起来；坏人想当很坏的人，但是他们的所做所为根本不像坏人。还有，电影中的男主角想要去巴黎，他觉得那样做会很浪漫，可是最浪漫的事正发生在他身边。
　　“这部电影最大的缺点是没有再表达一个更深的概念，”陈骏霖觉得很遗憾：“我的下一部电影会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在找资金时，有台湾人就对陈骏霖说：“你不要拍台湾片，你拍不了，观众不会接受的。”但是他觉得，大多数台湾小孩都喜欢看《蜘蛛侠》这样的美国电影，他们怎么会看不懂呢?电影已经很国际化，电影无国界。拍《一页台北》前，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去了解台湾。他跟着一些有经验的导演参加各类电影节，看不同的影展，了解这个行业，知道去哪里找钱。
　　他正在筹拍的是一部爱情喜剧，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台北。讲贸易公司盛行、几乎人人忙于赚钱，穿西装，吃西餐的故事。这部电影比较写实，他花了很长时间收集资料、做调查。“我很想到大陆拍电影，但是我还没有资格。因为我对内地不了解，”他觉得自己还没做好准备：“但是我常去内地。因为我爸爸在北京做项目，现在，我的父母就住在北京。”
　　
　　李风玲：“我认为人们很希望知道自己来自哪里，想了解自己的过去，自己的祖先。我适应了西方文化，可是，我发现自己和中国人有很多共同点。但是，我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知道得又非常少。我的很多朋友和他们的祖父母分享同一种文化，有很多共同语言。可是，我和我的祖父母没有多少话可说。我越来越觉得，我不应该否认我的身份，我应该靠近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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