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苗族研究百年脉络简溯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刘　芳

　　[摘要]苗族的人类学研究已有150余年的历史，其成果蔚为大观。本文对此从四个方面做了简略的概述及评价：一、早期西方冒险家、传教士对苗地和苗族各支系的一般描述阶段；二、二十世纪初期――中期，西方学者和早期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中国学者对一些苗族地区进行的人类学调查和研究；三、本民族的知识分子对本民族历史文化、风俗习惯进行的早期调查研究活动；四、上世纪中期――迄今。国内外苗族研究的广泛开展。
　　[关键词]苗学；百年；简溯
　　[作者]刘芳，女，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昆明，650111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1-0075-004
　　
　　本文所谓人类学苗族研究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仅仅涵盖人文学科中的文化人类学学科范畴的苗族研究，它包括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内容，并以文化人类学内容为主。历史上有关苗族的汉文记载虽然对人类学学科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严格的说不应在其列。就现在所拥有的人类学苗族研究成果，还没有一个人做出精确或基于精确的统计。因此，笔者只能在其研究的历史阶段和学科研究重要成果上做一个粗浅的梳理，以飧读者。
　　关于苗族研究，我们可以追溯到西方民族学的初期阶段。十八世纪的殖民风暴逐渐席卷全球，西方列强觊觎有着悠久历史的东方，尤其以西方传教士为先导，他们不远万里到东方社会播化他们的基督文化。鉴于东方主流社会对外来文化的强烈抵触，他们首先将视角转向东方社会中那些受剥削受压迫最深的少数民族群体，苗族即为其关注的少数民族之一。他们通过一系列宗教活动，使部分苗族群众觉得在基督的世界里可以找到安慰、理解和尊重。因此，苗族地区的一些传教士，实际上有着双重的身份，其一是传教士，其二是文化学者。他们以其特有的文化素养撰写出了早期的苗族民族学作品，尽管它们有着极大的局限性和主观色彩，但对于一个东方古老民族，毕竟被人提起并为世人瞩目，客观上揭开了人类学苗族研究的序幕。在随之以后的一百多年里，不论西方民族学者还是本土学者，对苗族这样一个少数民族群体的人类学研究和考察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归结起来，百年苗族人类学研究大概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一、早期西方冒险家、传教士对苗地和苗族各支系的一般描述阶段
　　
　　法国耶稣会士迪・，阿尔德(Du Halde)曾到过中国，但他引用别人的记述，于1736年撰写了著名的《中华帝国和中国鞑靼人的概况》(Decription de I'empire de la Chine et la Tartarie Chinois)，其中有不少关于苗族的记载。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西方最早的带有学科研究性质的涉及苗族的人类学作品是英国军人布勒契斯顿(Blakiston.Thomas.Wright)1860年代所著《长江上的五个月》。其书中部分内容记载了苗族体质容貌等并有附图，尽管书中错误颇多，但却是有关苗族体质人类学方面的早期纪录，如果以此为肇始计算的话，那么苗族的人类学研究至今已经有近150年的历史。在这一个半世纪里，苗族人类学研究可谓走过了一个由外(国外)到内(国内)、由浅及深、由分散到系统、由白描到深描的过程。今天的苗族人类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以本国和本民族学者组成的一个庞大的专业群体为基础，涉及人文、社会、自然等领域的综合性学科，一些学者甚至将这日渐完备的研究体系称为“苗学人类学”。
　　英国最早关于苗族研究的专著的作者是伦敦教会的洛克哈特(Lockhart.William)，他曾于1838年和1861年两次来华，前后长达二十多年，于1861年撰写了《关于中国的苗子或土著居民》一书(on the Miao-tsze or Aborigines of China)。美国传教士格雷姆(Graham.D.C，汉名葛维汉)对四川苗族著有多篇研究论文，其中所搜集的传说与故事的数量很多，为苗族研究提供了资料。美国的另一位传教士布里奇曼(Bridgrnan.E.C，汉名裨治文)于1859年将《黔苗图说》译成英文，对国外研究苗族起了很大作用，在其创办的《澳门月报》中，也刊登过不少有关苗族研究的论文。英国传教士克拉克(Clarke.S.R)在中国传教三十多年，对苗族、仡佬族等进行过不少调查，在他的著述中对苗族的历史、语言、传说、宗教以及习俗都有详细叙述，其代表作是《中国西部的苗和其他部落》(The Miaotze and Other Tribes in Western China)(1894年)。在东南亚及我国云南苗族地区传教的法国传教士萨维那(Savina.F.M)，他研究苗族的历史，详细地描述苗族的语言、习俗、传说和宗教信仰，撰有《苗族史》(Histoire des Miao)，于1924年首次出版，1930年再版。1972年又再次印刷。英国传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著有《苗族的故事》、《在中国难于进入的角落里》、《云南北部的碉堡》、《云南北部见闻录》、《未被踏查过的中国地方》、《柏格理在中国》等书，不同程度地对苗族进行了研究和描述。澳大利亚人类学家格迪斯(W.R.Geddes)1976年所著《山地的移民》(Migrants of the Mountains)，是他在泰国北部苗族山区调查的成果。书中对苗族的历史、经济、文化、习俗等都作了描述，其中的一句话，深刻地概括了苗族千百年来的悲惨命运和困苦的生活方式：“世界上有两个苦难深重而又顽强不屈的民族，他们就是中国的苗人和分布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还有一些具有史料价值的著述：G.M.H.普莱费尔(Playfair)著《汉文史料中的贵州和云南的苗族》(The Miaotze 0f Kweichow and Yunan from Chinese Description) (1876年)、布罗姆汤(Brormton)著《对中国南部苗子部落的访问》(A Visit to the Miao-tsze Tribes of South China)(1881年)、C.贝伯(Baher)著《在中国西部旅行与调查》(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Westen Chi-m)(1882年)等等，还有一些语言学方面的专著和字典。
　　
　　二、二十世纪初期――中期，西方学者和早期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中国学者关注中国少数民族，对一些苗族地区进行的人类学调查和学术研究
　　
　　具有代表性的是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和他的苗族研究著作。他在1902年到我国西南各省调查，1903年著有《苗族调查报告》(1935年译成中文)。书中对苗族历史、语言、体质、风俗、文化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他的这本人类学专著，至今对我国苗族研究仍具有较大影响，它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以及对专业的运用程度在现在的苗族人类学研究中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书中每一章都是一个研究专题，而且是抓住了苗族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最为重要的领域：如历史源流、服饰、政治制

度、工具(劳动和娱乐)、人体测量等等。
　　早在1889年日本东京大学成立史学会，并出版《史学杂志》，其中也有苗族研究的介绍；1941年成立东洋文化研究所，该所以中国为重点，对东方各国及考古学进行综合研究，1943年开始出版《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965年成立于东京的中国研究所，其出版物有《中国研究月报》、《中国研究所纪要》、《新中国年鉴》等。1978年成立了东方学会。在这些杂志中涉及不少我国少数民族的研究，苗族的研究也在其中。1948年在美国成立的“亚洲研究协会”，出版《亚洲研究杂志》，是对中国研究的重要刊物，苗族的研究介绍也在其中；英国1963年以利兹大学建立汉学中心、1968年开办了现代中国研究所，其东方和非洲学院出版的通报以及《大亚细亚》、《皇家学会会刊》等杂志也常有关于中国历史等方面的论著。近二十年来，西方关于苗族的研究主要以日本、美国、英国等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以个人侧重的研究形式进行。前苏联时期研究的东方语言学及民族学对苗族也有涉及。(前)列宁格勒大学的伊茨(P.φ.HTc)，对苗族的研究还有不少专著和论文，如1960年出版的《苗族》(Mro)。
　　上个世纪早期，随着我国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学科兴起，许多研究人员将社会文化研究深入到苗族社会，最具代表性的有：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梁聚五的《苗夷民族发展史》、盛襄子的《湖南之苗瑶》、《湘西苗疆之设治及其现状》等，吴泽霖、陈国钧、杨汉先等对贵州苗族的研究，如《贵州短裙苗的概况》、《苗族中祖先来历的传说》、《生苗的人祖神话》、《大花苗名称来源》、《贵阳苗族的跳花场》、《苗族吃牯脏的风俗》等，以及林名钩、笑岳、王兴瑞、阮镜清等对川、滇、黔、琼等地苗族的考察，如《川苗概况》、《海南岛苗人的来源》、《广西融县苗人的文化》、《滇边苗族杂谈》等。另外，上个世纪中期，我国史学家对于苗族历史研究也有独到的见解，如范文澜、王桐龄等等。
　　
　　三、本民族的知识分子对本民族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的早期调查研究活动
　　
　　在此当推湘西苗族学者石启贵为先驱。1933年他随同凌纯声、芮逸夫等人对湘西苗族进行调查，并在后来担任了中央研究院湘西苗族补充调查员，1940年写成《湘西土著民族报告》，1951年写成《湘西兄弟民族介绍》，1986年由后人将其诸成果合并以《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一书面世，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2年8月再版。解放后，从事苗族本民族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更是不断增多，队伍不断壮大。
　　
　　四、上个世纪中期――迄今，国内外苗族研究的广泛开展
　　
　　国外进展状况。解放后，国外学者利用我国流传出去的若干史料和研究成果，以及到东南亚一些苗族居住的国家搜集一些材料等条件，继续他们的苗族研究。50年代到70年代以后，苗族开始分散到世界各个地方，尤其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学者对东方这个古老民族的研究兴趣一直没有减弱。改革开放后，来中国大陆的从事苗族研究的西方学者大增，香港和台湾学者对大陆苗族社区也情有独钟。但是由于意识形态和客观条件等原因，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多有局限，因此，他们对中国苗族的研究实际上还处在“门外、门槛”的阶段。就苗族分布广泛、人口众多、内部千差万别的子文化特色而言，他们对苗族社区文化研究犹如蜻蜓点水。尽管如此，海外人士的有关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仍有着一定的影响，如，路易莎(Louisa Schein)(美)80年代到中国研究苗族，其专著《少数民族的准则：中国文化政治里的苗族和女性》(2000年由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就为国内外苗族研究学者所关注。客观地说，由于我们对国外苗族研究人员及其研究领域的了解程度十分有限，以上评价难免偏颇。
　　在国内，随着建国初期全国范围内的少数民族识别和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的展开，对苗族的研究力度亦随之加大，苗族主要聚居的省份和地区(湖南、贵州、云南、四川、广西、广东等省)都撰写了苗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从五十年代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的少数民族“五种丛书”，更是全面汇集了有关苗族历史、源流、分布、社会、经济、文化、语言、习俗、宗教等方面调查资料和研究成果，至今仍然是我们研究工作的重要蓝本。
　　改革开放以后，多学科、多视角相结合的苗族研究专著纷纷面世。目前我国学术界以及国外同行撰述的对我国国内有一定影响的苗族研究专著计有：《苗族史》(伍新福、龙伯亚)、《中国苗族通史》(伍新福)、《苗族文化史》、《苗族历史与文化》(李廷贵、张山、周光大)、《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再版)(石启贵)、《苗族女性文化》(王慧琴)、《百苗图校释》(刘锋)、《漂泊的家庭：苗族》(古文风)、《四川苗族社会与文化》(郎维伟)、《云南苗族传统文化的变迁》(颜恩泉)、《中国苗学》(石朝江)、《湖北苗族》(龙子建)、《苗族服饰文化》(杨正文)、《中国苗族服饰文化》(龙光茂)、《苗族服饰：符号与象征》(杨著)、《苗族》(石莉芸、李云兵)、《苗族图腾与神话》(吴晓东)、《中国苗族巫术透视》(罗义群)、《西部苗族古歌(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译丛第33辑)》(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鼓魂：西江苗族鼓藏文化田野笔记》(杨德培)、《四川苗歌文化》(古玉林)、《百苗图疏证》(刘锋)、《百苗图汇考》(杜薇)、《百苗图校释》(李汉林)、《锉刀下的风景――湘西苗族剪纸的文化探寻》(田茂军)、《民间思想的村落――苗族巫文化的宗教透视》(陆群)、《中老泰越苗族・蒙人服饰制作传统技艺传承国际研习班文集》(云南大学人类学系)、《在未知的中国》(东人达、东曼译)、《苗族：金平铜厂乡大塘子村》(殷永林主编)、《红枫湖畔的苗家》(贵州清镇市民族宗教事务局、清镇市苗学会)、《陶比・李峰传：老挝这片是非之地上一个苗族人经历实录》(Toby Lyfoung，An Authentic Account of the Life of a Hmong Man in the Trou-bled Land of Laos)(Dr.Touxa Lyfoung)、《凤凰之子・沈从文传》([美]金介甫，符家钦汉译)、《苗族古歌与苗族历史文化研究》(吴一文)、《苗族银饰》(贵州省文化厅、贵州省博物馆)、《四川苗族古歌》(古玉林)、《贵州苗族教育研究》(罗廷华、余岛)、《生死之间――月亮山牯脏节》(徐新建)、《苗疆考察记》(徐新建)、《近代贵州苗族社会的变化》(游建西)、《唱“勒”苗族的巫辞――一个苗族社区的研究》(张晓松)、《苗语语法(川黔滇方言)》(罗有亮)、《梭嘎苗人文化研究》(吴秋林)、《百年高坡――黔中苗族的真实生活》(潘年英)、《跨国苗族研究：民族与国家的边界》(石茂明)、《越南苗族的文字：越南少数民族语言政策的个案研究》(Hmong Writing Systems inVietnam：A Case Study 0f Vietnam’s Minority Language Policy)(阎幽罄Joakim Enwall)、《乡土中

国：摆贝――一个西南边的苗族村寨》(彭兆荣文)、《印在老照片上的文化――鸟居龙藏博士的贵州人类学研究》(黄才贵)、《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台江苗族卷》(卢勋等)、《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张晓)等等……。在全国主要的民族研究、社会学、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类学术刊物上有关苗族研究的学术论文更是不胜枚举。近几十年来，苗族研究可以说是硕果累累，许多研究成果颇有见地，甚至是填补各种研究领域的空白之作。
　　最近，朱群惠和东曼正领衔主编“21世纪中国百部苗学文库”，其中已有十余部研究专著和作品面世，堪称进入新世纪以来苗学研究的集大成和典型代表。随着国际互联网的兴起，国内专门从事苗族文化研究的网站在最近五年里发展很快，经粗略统计，迄至今日，国内有六个有相当水准的苗族研究专业网站，至于内容上涉及苗族文化研究的网站则为数众多，多数为中国民族文化类网站。
　　为此，关于这一阶段苗族的人类学研究大致可作如下归纳：其一、涉猎领域广泛。主要涵盖历史源流、语言文字、文学、诗歌、民间文学、教育、科技、环境、艺术、妇女、儿童、医疗卫生等等领域，涉及历史学、哲学、文学、社会学、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自然科学等学科范畴。其二、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学术成果不断推陈出新。不过，通过对研究成果的调查和分析，也可以发现一些不足和缺憾。就国内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学科领域的有关研究成果来说，在肯定前辈、学人们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和贡献的前提下，本人认为不足之处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研究方法上，以“白描型”的多而“深描型”的少，采用“他观法”的多而“自观法”的少，运用“历时性”的多而“共时性”的少，宏观视角的多而微观调查的少。第二，在研究成果形式上，叙述型的多而分析型的少，借鉴资料的多而亲身参与实证的少，研究历史发展线索和脉络的多而深入研究苗族社会现实生活的少。第三，学科研究的对象上，静态性研究的多而动态性研究的少。
　　正如有学者言，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就文化的多样性、多层次性、差异性以及复杂性而言，苗族是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因此，客观地说目前的苗族人类学研究无论在涉及领域还是研究的深度、广度上还远远不能穷尽，加之文化的本质之一就是它的发展性和多变性，那么对文化的研究就永远不可能穷尽。为此就研究者个体自身来说，这些不足是无法克服的。但如果能形成一个渐趋完善的具体学科，通过广大研究者的不断努力，可以不断完善和发展对苗族的文化人类学研究。
　　
　　[责任编辑：俸代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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