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增新为何借“上帝”整顿官场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刘学杰

　　写下这个题目，“贪官”与“反腐”这个话题就绕不开了。
　　杨增新，云南蒙自人，进士出身。这个留着山羊胡子、梳着大辫子、颧骨突兀、身穿黄袍马褂的晚清官员，在新疆都督任上待了17年。
　　杨增新每每听到某个官吏“贪污自肥”时，总会言词犀利地痛骂之，那个“可恶可恶”的骂词便成了口头禅。他深谙“欲图长治久安，必须减轻对老百姓的盘剥，以缓和‘治人者’与‘治于人者’之间的矛盾”。正因此，在他甫任都督时就枪决了贪污公款的迪化（今乌鲁木齐）知事谢雅兴和贱买民粮高价出售的伊宁县知事廖焱。“杀鸡给猴看”，也确实有了一些震慑力。
　　但此时中国的官场即是贪欲的渊薮，杨增新也知道“万里为官只为钱”，岂止靠杀一两个贪官就能绝断贪欲、扫清劣风的。此时的官场贪风依酣，只要谋到官位的，几乎都成了“银户”。其发财路子有五：一是攫取田赋征收中的剩余；二是侵蚀草场、官地、苇湖等官产的收入；三是通过官钱局以私储贷给商民，谋取厚利；四是在办理民刑案件上收受贿赂；五是接受馈赠。那时，人们迎接卸任回省的官吏，碰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发财了！”“这一任挣了多少银子啊？”这类话。
　　凡此种种的官场弊端，杨增新心知肚明，但他有一个底线：发点财是难免的，但不能将老百姓的血汗榨干让其忍无可忍地造反，让新疆生出祸端。他将新疆的安定与自己的仕途结为一体：如果发生动乱，在孤悬塞外的新疆，谁也解救不了我，自己是第一个牺牲品。这就让人不由地想起了他曾呼吁的“保护弱势人群利益”的口号的用心所在。如何达到这个境界呢？心细如发丝的杨增新想出了一个办法：为了不超越“为官做人”的范围，他在迪化东门里修筑了一所庙宇，命名为“上帝庙”，庙里的正殿上只供着一个木牌位，上面他亲笔写了“上帝”二字，配享是孔夫子。每当新官上任之前，都必须到上帝庙里来参拜，面对“上帝”与孔圣人，发奉公守法的誓言。
　　这位晚清遗老真是动足了脑筋，敢于创新，把西方的至尊上帝与中国的孔老夫子、古庙硬是结合在一起，试图用中西合璧的双重之力，让官员们俯首贴耳地恪守“为官做人”之道。为何将“上帝”借用到新疆官场？杨增新自有说词：人欲是难填的，而宗教神佛在官吏的心目中早已失去了控制作用，现在惟有用上帝来激发官吏的“天良”，做事做人不超越“本分”，略以补刑罚的不足。
　　斯时，一些即将履新的县道们，穿戴齐整，煞有介事地在上帝牌位前正襟跪拜，高声诵读誓词，此场景让百姓们见识了官场之新风。不能说上帝庙是杨都督的作秀之物，它或许起了些抑制贪欲的作用。但事实是，这些逢场作秀的主角们，大多依然干着“暗室亏心”的勾当。在新疆以“廉吏”著称的阿克苏道徐谦、洛浦知事桂芬，也只是不对老百姓作额外勒索，不侵蚀所谓公款罢了。
　　那么，上帝庙的创建者杨增新自己履行得怎样呢？曾在他麾下执事的包尔汉坦诚地说道：“就我所知，他是不受馈赠，不纳贿赂，自奉俭约，不讲求排场，不注意衣食享受的，但是他也生财有道。”这里说的生财有道是，省财政厅把省票和喀（什）票同等计算，每年赢余的巨大额数，作为杨增新的私人收益归入他的私囊，将款汇入关内，在大连、天津租界购置了别墅洋楼。可见，上帝庙只是用来约束治下官员的，而对杨本人没有任何约束力。而他在银票差额中大肆捞钱之事，鲜有人知悉。故而老百姓对他在新疆的17年颇多善言。杨也常因此而欣欣然。1928年，探险家斯文・赫定来到他府上，杨笑着说：“你是到新疆考古的，我这将军府，也够考古的资格了。”新疆第一宅，也确实破旧得不像个官府，这又是被百姓称道的一个话题。（作者为新疆文化学者、喀什市人民政府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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