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化与碳排放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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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谢高地
气候变化影响到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工业、农业、交通、渔业和社会发展。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经过马拉松式的艰难谈判,达成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这份有12项内容的协议指出,气候变化是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各国强调将通过强大的政治意愿,根据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紧急应对气候变化。为了达成公约规定的控制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的最终目标,应把温度上升的幅度控制在2℃内,要加强长期合作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这次会议充分反映了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与复杂以及不确定性。鉴于气候变化涉及人类共同的命运以及各国生存与发展权利,当前人们对气候变暖的话题特别关注,本文就气候变暖的有关重要问题作简要概述。
气候变化事实
揭示与观测、研究气候变化是科学领域一项极其平常的事务。科学界早就普遍认识到,气候始终是处于运动和变化之中,无论是地质时期,还是历史时期和现代,从来都没有停息过。冷暖交替、干湿变化,一直是全球气候变化的特点,它的时间尺度有长达数百万年直到数千万年的地质时期冰期和间冰期的循环,有数千年至数万年的历史时期气候变化,也有数百年、数十年、甚至几年的近代和现代的气候变化。
对不同时期的气候变化有着不同的研究方法,地质时期的气候变化使用地质沉积物、古土壤和古生物学的方法。近年来,随着科学发展,还引用了同位素地质学方法;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使用物候、树木年轮、历史气候记录、史书、方志等;近代气候变化主要依据气象观测记录,也有用物候期或历史记载等。在此基础上应用各种气候模型来模拟和预测未来气候变化的情景。
距今约22亿年到1万年的地质时期,地球气候就不断发生大冰期和间冰期变化。距今1万年以来,地球古气候史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冰后期。在这1万年中,地质、冰川、地貌、植被等资料进一步丰富,气候记载的历史文献客观地反映了气候变化,为研究冰后期气候变化提供了依据。挪威的冰川学家曾作出冰后期近1万年来挪威的雪线升降图。雪线的升降与当时的气候有密切的关系,一个时代气候温暖则雪线上升,气候转冷,则雪线下降。根据一万年来的雪线变化,这位挪威冰川学家把这1万年分为四个寒冷期和四个温暖期:
第一次寒冷时期:距今约8000～9000年,是第一次寒冷时期,主要寒期在公元前6300年前。
第二次寒冷时期: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1500年的气候温暖时期中,出现了一次气候转寒时期,主要寒期在公元前3400年前后,即冰后期第二次寒冷时期,由于这次寒冷期持续时间不长,降温幅度也不大,所以在气候变化史中,仍然把从公元前5000年起,至公元前1500年止,称为这1万年中的“气候最适宜时期”。
第三次寒冷时期: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100年之间,持续1100年之久,这是在冰后期内,跨公元前后的寒冷时期,主要寒期在公元前830年前后,有人称这个寒冷期为新冰期。
第四次寒冷时期:公元1550年到1900年,发生了冰后期的第四次寒冷时期,这次寒冷期距今最近,主要寒期在公元1725年前后,其终期发生在距今100多年以前,欧洲称这个寒冷期为现代小冰川。
冰后期共发生四次温暖期,分别是:
第一次温暖时期,发生在冰后期的初期,距今约1万年, 这个时期冰川后退,雪线上升,植物带向高纬度带推移,标志着气候变暖,这个温暖时期大约持续了1000年。
第二次温暖期发生于距今7000年左右,这个温暖时期较长,大约从公元前5000年起,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500年,历时3500年,在这个时期中,气候相当温暖湿润。
第三次温暖时期发生于距今1100～700年之间,被称为第二次气候最适期,其间仍有一系列较小尺度的冷暖起伏。
第四次温暖期,即从20世纪初叶开始,气温波动上升,一些学者认为这一时期应属于冰后期的第四次温暖期。
上述研究成果虽然不是直接观察记录的准确气候变化资料,但仍然可以说是研究1万年来气候变化方面的一项经典性成果,在学术界得到普遍承认和确信。近几百年来,人类有了仪器直接观测记录气候变化。毫无疑问,近代有仪器观测的气候变化是人类历史以来,唯一用各种现代仪器直接观测大气――海洋――陆地系统得到最准确、最完整的记录,其中包括地面、高空、海洋和由卫星观测的数据,这些数据包括温度、降水、风速、太阳辐射、日照和蒸发等。这些气象要素可用来研究大气――海洋――陆地系统的季节变化、年际和十年际变化及其这些变化成因诊断性的研究。
用各种现代仪器直接观测得到的许多完整的气候记录的确表明,近百年来,地球气候正经历一次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2001年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指出:在20世纪,地球的平均温度上升了大约0.6±0.2℃。其中大部分的温度上升发生在20世纪最后40年。在这40年中,即数据最为可靠的一个阶段,温度大约上升了0.2℃～0.3℃。研究表明,不同区域、不同季节和不同温度类型升温幅度不同,陆地升温比海洋明显,高纬度比低纬度升温明显,冬季比夏季明显,最低温度升温幅度比最高温度升温幅度明显。
中国气候变化具有与全球气候变化的一致性,又有它的特殊性。由于中国有着5000年连续的文明史,保存了其他国家无以伦比的丰富史料,是研究气候异常变化的重要证据。几十年来,中国科学家利用年代学、沉积物的生物化石、考古发现、树木年轮、历史文献,建立了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尺度的气候变化,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中国著名地理学家竺可桢根据中国古代的物候记录、文字记载及一些考古发现,作出冰后期近5000年的温度变化趋势线。提出:近5000年来可以明显划分为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
第一个温暖期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即原始氏族的仰韶文化到奴隶制社会安阳殷墟时代,大部分时间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 ℃,是中国近5000年来最温暖时期。在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中,由发掘出的动物骨骼遗迹表明有獐和竹鼠;在河南安阳殷代遗址中,发现如象、獐、熊、竹鼠、水牛等大量动物残骨,现在西安和安阳这些动物已绝迹,由此可推断当时的气候比现在温暖。这以后,年平均气温有2℃～3℃的摆动,第一次寒冷时期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850年左右(殷末～周初)、第二次寒冷期出现在公元初年到公元600年(东汉、三国到六朝时代)、第三次寒冷期出现在公元1000年到公元1200年(南宋时期)和第四次寒冷期从公元1400年(明末清初)开始,17世纪是中国近5000年来最冷时期,特别在1650年至1700年为最冷。在这50年中太湖、汉水、和淮河均结冰四次,洞庭湖也结冰三次,在中国的亚热带地区,冰雪也极为频繁。始建于唐朝,经营近千年的江西的橘园和柑园,在公元1654年和1676年发生的两次强烈寒冬中完全冻死了,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第二个温暖期发生在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秦汉时代)。第三个温暖期发生在公元600年到1000年(隋唐时代)。第四个温暖期发生在公元1200年到1300年(元代)。从总体上看,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气候变化中,前2000年气候比较温暖,自公元前1000年周代以后发生了一系列的冷暖交错的变化。秦汉、隋唐、元初等朝代比较温暖,周初、三国六朝、南宋、明清朝代比较寒冷。
近百年来,我国的气温记录也显示出中国气温在变暖。中国的气温变化与北半球气温变化一致,从1880年～1910年为持续低温期,1920年～1940年为持续高温期,1950年～1970年中期为又一个低温期,而1970年末期到现在为第二个高温期,1990年是最暖的10年。1860年以来,全球平均温度升高0.6±0.2 ℃,近百年来,中国气温增温率为0.58 ℃/100a,和全球平均接近。过去的100年是过去1000年中气候最暖的,而最近20年又是过去100年中最暖的。最新研究资料表明,近20年年均温增加1摄氏度,每年增加0.05摄氏度。
气候变暖的原因
从万年到千年的长时间尺度来看,气候一段时间处于温暖期,一段时间处于寒冷期,大多数时间处于温暖湿润时期。对于这种正常的气候波动,人类其实没有能力改变,对其原因也并不完全了解。我们告别了1550年到1900年为期350年的最新一个寒冷期后,现在我们处在开始于1900年的一个温暖期。本来,从人类生存角度,人类更担心寒冷期,但或许我们已经经历了百年的温暖期,人们就特别关注和担心气候变暖,并一直在寻找气候变暖的原因。
气象学家首先会想到太阳辐射。太阳辐射是地球――大气系统最重要的能量来源,也是产生大气运动的主要动力,它从根本上决定着地球――大气的热状况。根据全球地面太阳辐射站观测表明,近50年来,全球平均每年减少0.05 Wm-2,每10年平均减少2.7%,对全球各地来说,地表太阳辐射降低的速率则呈现着区域差异:前苏联欧洲部分每10年地面太阳辐射减少6%～7%,其中西伯利亚平原和远东部分每10年减少1%,主要农业区则减少2.4%;在爱尔兰的8个太阳辐射测站中,有7个测站太阳辐射减少,在其南部和中部每10年减少4%,在其北部减少1%。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太阳总辐射的降低是全球性的,而不是个别地区。据对中国1961～1990年来55个辐射站的日总辐射量研究结果表明,自1976年以来,约大部分台站的辐射日总量距平为负值,在参加统计的55个站中,有50个站为负距平,初步认为,太阳辐射是呈下降趋势。近年来大气混浊度和大气中的气溶胶颗粒增加是太阳总辐射下降的原因。这些研究结果说明,气候变暖不是地面太阳辐射增加引起的。
影响气候变化的因子非常复杂,有自然原因和人类活动原因。自然原因包括地球系统本身的某些因素,如火山爆发、海――陆――气相互作用、地壳运动和地球转动等;有的是地球以外的因素,如太阳辐射、银河系尘埃等。科学家现在主要是把气候变暖的原因聚焦在了温室气体增加。
由于1860年工业革命以来,社会文明的发展,人类的生活模式越来越依赖机器,这就需要更多的能源来维持其运作。能源需求的增加,意味着需要燃烧更多化石燃料来满足需求,结果导致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这些温室气体主要有6种,即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和六氟化硫,其中对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是CO2,它产生增温效应占所有温室气体总增温效应的63%,且在大气中存留期可达200年,并充分混合,因而最受关注。
地球上对于大气中CO2浓度的直接测量是1957年在夏威夷开始的,观测结果清楚表明,CO2浓度从1957年以来是直线上升,大致从315 ppmv上升到2000年的368 ppmv。大气中的CO2等温室气体可以透过太阳辐射到达地面,同时又吸收地面放射的长波辐射,阻碍地面长波辐射向外空发射,也就是说,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通过它们引起的辐射强迫地球气候变暖。
自1979年召开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之后,人们逐渐认识到气候变化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巨大风险和损失,同时气候变化问题由于气候系统的复杂性,尽管气候变化研究在不断的深入,但仍存在不少未知问题。鉴于气候变化是世界性的问题,各国政府在作决策时,需要有一个科学的较权威的依据,于是在1988年11月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简称IPCC),为国际社会就气候变化问题提供科学依据。到目前为止,根据IPCC报告,全球大气CO2浓度从工业革命前的280ppmv已增加到现在的356ppmv,每年大气CO2浓度增加2ppmv,人类每往大气中排放1Gt碳,大气CO2浓度会增加0.47ppmv;当大气温室气体浓度达到400 ppmv时,温度会增加1.7℃-2.3℃;当大气温室气体浓度达到500 ppmv时,温度会增加1.9℃-4℃;当大气温室气体浓度达到600 ppmv时,温度会增加2.2℃-5℃。总之,根据IPCC的观点,结论十分清楚:(1)气候变暖实实在在地发生着;(2)温室气体排放是可能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 IPCC评估报告越来越强调人类活动对气候变暖的作用。但是,必须清楚认识到人类活动对未来气候变化的估计,存在着许多的不确定性:其一,计算模式参数不完备性,模式中仅主要考虑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气溶胶的影响,未包括自然外强迫因子(如太阳活动)和地球内部的可能变化。其二,也未考虑气候系统内部的反馈作用和过程,而这种过程是极其复杂,人们还不清楚它们之间的联系,因此气候的预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当然,人类对气候的影响肯定是存在的,应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IPCC评估报告除了代表科学的最新进展外,同时对气候变化决策和国际谈判具有重要影响,就是协调和敦促各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份额和数量。
气候变暖的影响
气候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任何变化都会对自然生态系统以及社会经济产生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多尺度和多层次的,既包括正面影响,也包括负面效应。但目前它的负面影响更受关注,因为不利影响可能会危及人类社会未来的生存与发展。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由于气候变暖,使温度带北移;(2)冰川、冻土减少;(3)海平面升高影响海岸带和海洋生态系统;(4)一些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加;(5)病虫害增加,有利于病虫害的越冬,使农业生产面临病虫害的危胁,需要更多的农药控制这些农业害虫,农业生产成本和投资大幅度增加,也造成土地污染和人类疾病增加;(6)气候变暖将导致地表径流、旱涝灾害频率等发生变化,特别是水资源供需矛盾将更为突出;(7)人们因气候变化而产生不适应的感觉,也会助长某些疾病的蔓延,使病情加重,甚至导致死亡。据研究,气温变化与死亡率有密切关系,在美国、德国等国的城市,当有热浪袭击时总体死亡率呈上升趋势。全球变暖后,疟疾和登革热的传播范围将增加,这两种通过昆虫传播的疾病将殃及世界人口的40%～50%。而且,气候变化可使各种流感病毒滋生蔓延,并通过各种渠道危害人类健康,近年来爆发的禽流感不仅使全球的家禽大量死亡,也导致人类的死亡。
气候变化对全球各地区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系统产生多方面的影响,而且对不同国家产生的影响也不同。一些气候寒冷的国家甚至倾向于认为,气候变暖会给本国带来正面的作用,比如更适宜于居住,可以种植更大面积的作物等。当然,不管是正面影响还是负面效应,气候变化正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各种经济活动。目前,我们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识还只限于对现实生态系统和环境的各种影响上。
应对气候变化与碳排放空间
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出一个长期目标: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应当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这一稳定要在足以使生态系统能够自然的适应气候变化、确保粮食生产免受危险并使经济发展能够可持续地进行的时间范围内实现。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这一目标已具体化到“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2℃以下”。为了实现这个共同的目标,各个国家和地区展开了不间断的国际谈判,并且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至今未能在确定碳排放空间分配的前提下确立减排行动的承诺,因此也不可能使温室气体排放量上升趋势发生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逆转。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大气中CO2的环境容量成为全人类日益稀缺的宝贵环境资源,CO2排放份额一方面成为各国在国际谈判中需要争夺的重大国家利益,同时也日益演变为后工业化发达国家约束新兴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武器。中国经济正处在高速发展的阶段,能源消耗量也在不断地增长,不可避免会出现碳排放量大幅增加的情况。在国际谈判中争取尽可能对中国有利的CO2排放份额,成为我国越来越重要的涉及发展权的国家利益。
碳排放空间的分配方案成为争论的焦点。首先,在现阶段减少碳排放量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其次,一些碳排放量可观的工业化国家不愿意承担责任,这使更多的国家拒绝为气候谈判的进展做出贡献;另外,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自身情况有很大的差异,在谈判中形成了相互制约的利益集团。随着谈判的不断深入,人们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对公平和效率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迫切期待着一个具有实践性的减排方案,这意味着必须确定一个获得国际上大多数主要国家和地区认可的碳排放空间分配方案。随着生产活动的日益繁荣以及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碳排放空间愈加稀缺,逐渐成为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 依据不同的减排方案,中国可获得的碳排放空间相差很大,对区域功能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要应对减排压力,并且实现国家全方位的发展,应设法增大可获取的碳排放空间,中国正处于经济腾飞的关键阶段,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需要碳排放空间。
碳排放空间的分配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减排责任,中国的历史碳排放量相对较小,并且拥有众多的人口数量,因此基于历史公平和人均原则的分配方案对我国相对有利;在未来要缓解来自国内外的巨大的减排压力,在获取碳排放空间方面,中国就需要在国际谈判中坚持按人均分配以及历史公平原则,同时还需要进行更多而且更深入的科学研究,为提出被世界接受的“中国方案”提供足够的科学依据。
应对气候变化和碳减排的立场与对策
全球变暖是世界范围内的共同问题。在碳排放上,中国是人均低碳与历史低碳的,在碳减排问题上,为全球近1/4的人口争取公平发展的权利是中国政府与科学家的共同责任。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及世界不断增长的生态环境压力主要来自于化石能源消费导致的碳排放。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为,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对全球范围内的气候变化负有重要的责任。这种责任的源泉在于化石能源燃烧。自工业革命以来,化石能源燃烧对人为二氧化碳排放负有96%左右的责任,而且这种责任随着能源消费的增长将长期居高不下。
全球变暖是世界范围内的共同问题,低碳经济成为缓解与遏制全球气候变暖风险的长期战略抉择。关于这一点,已经得到世界范围的广泛认同。1992年签署的《气候公约》和1997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促进低碳经济从萌芽到行动。2007年底,为了配合巴厘岛峰会,英国将减排二氧化碳和建立低碳经济社会的口号,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也纷纷把发展低碳经济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加以宣扬。就连拒不签署二氧化碳减排的美国政府,也表示要发展生物燃料、风电等低碳技术。巴厘岛会议形成的新气候变化协议号召发展中国家“采取行动”,以“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方式来减轻气候变化。这样的条款暗示出像中国这样有望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碳排放国的发展中国家将因新的全球气候变化框架协议而面临更多的减排责任和压力。现在,中国已成为减排责任与压力的 “目标”。对此,我国应当弄清楚应当承担多少碳减排的责任,这与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的发展态度并不矛盾,也不至将中国推向发展的环境陷阱之中。
首先,要明确发展的公平性,即人与人之间,无论贫富,均享有平等的发展权。中国不否认是二氧化碳排放大国的现实,但是中国人口的生活方式是低碳的。目前,中国人均碳排放尚不及世界平均水平,而且将较长期维持。中国的人口控制政策使其人口增长率在近几十年里整体上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为世界低碳作出了重要贡献。单纯强调碳排放总量来定位减排责任,显然是忽视甚至剥夺了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的居民的公平发展权,也遗忘了中国为降低自身及世界的人口压力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其次,要明确发展的历史责任。造成全球变暖的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是现在的发达国家历史排放造成的。它们的排放已经使中国这样的发展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得不应对已形成现实的环境约束。现代的发达国家普遍以广纳全球资源、广用全球环境容量的先发优势,实现了经济、技术、基础设施等的实力积累,也提出了更高质量的环境诉求。无疑,它们应该是全球碳排放的最先责任者。从发展的过程看,中国累积碳排放在全球的份额仅为7%,是非常低碳的。
但是,基于对未来人口负责和能源安全角度考虑,中国应当积极推进低碳经济。然而,推行低碳经济与承诺碳排放,无论从政治角度、经济角度还是社会角度,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选择与国家立场,不应将它们等同、混淆。在碳减排的国际谈判中,中国政府与科学家的共同责任是必须客观地为占全球近1/4的人口争取公平发展的权利。
面对新的国际形势,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推行低碳经济,可采取的节能减排对策有:
(1)捍卫自己的碳排放空间:对于现阶段和未来几十年的中国来说,争取碳排放空间就是争取发展的空间。着眼大局,考虑自身,提出中国的全球减排方案,为进行实质性减排谈判做好科学研究上的充分准备,是我国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当前国际热点事务时争取主动的必然选择。进出口贸易指标对我国有利,并且这一指标同时体现了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和各国之间通过国际贸易形成的联系纽带,但尚未形成较为成熟的全球减排方案的指标。因此,可将进出口贸易指标作为切入点,深入研究制定对我国有利、体现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和平等人权的“中国方案”。具体来讲,我国“到202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45%”的减排目标方案是为我国发展阶段所决定的不得已的选择。面对愈来愈大的国际压力、愈来愈突出的资源环境矛盾,中国已不能在全球减排中作为搭车者了,而且也无车可搭。我国只能加强碳排放相关研究,积极主动参与新的国际规则制定,为国家拓展发展空间,也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造良好契机。
(2)改善能源结构:煤炭和石油两类化石能源是人为排放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我国化石能源结构中,煤炭和石油的比重超过90%,尤其以煤炭为主。要改善我国能源结构,面对的选择有三:一是增加石油开采和进口量;二是增加天然气开采和进口量;三是发展核能和可再生能源,包括风能、太阳能、生物能。但不管哪个选择,都有巨大的困难和挑战。我国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40%~45%的减排目标需要付出巨大努力和代价才有望实现。
(3)产业结构升级:2006年我国每千美元GDP能耗为1.21吨标准煤,是美国的3.8倍。 我国单位GDP能耗和碳排放较高的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造成的。2006年,我国第一产业单位增加值能耗0.347吨标准煤/万元,第二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单位)2.53吨标准煤/万元,第三产业0.414吨标准煤/万元。我国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短期内难有根本性改变。因此,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第三产业,将会显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3)转移国内产能:我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对外贸易拉动的。在进出口产品结构中,高资源、高能源含量的低端产品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我国依然是资源净流出国,工业制成品净出口总额与“三废”排放量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在招商引资中,污染密集型企业仍占引进外资项目投资总额的36.8%。从总体上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还比较低,这是现阶段我国资源短缺、生态破坏、环境恶化等问题突出的重要原因。众多产品虽然在我国生产,却是出口到别国后被消费,从而有大量为他国排放的温室气体被转嫁到我国自身的“账户”。在这种计算方法下,转移国内部分产能,可以减少我国的排放量。实施“走出去”战略, 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以优势产业为重点,引导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促进产品原产地多元化。扩大高新技术和现代制造业投资领域,推动过剩产能适度境外转移。
(4) 增大陆地碳汇: 森林可以吸收二氧化碳,相当于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2005年,全国森林面积达到1.75亿公顷,森林覆盖率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13.9%增加到2005年的18.2%。我国人工造林的固碳率为1.4吨碳/(公顷・年),因此增加林地面积,提高森林覆盖率,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
结语:在气候变暖背景下保持冷静
气候变化本来是一个科学研究的活跃领域,这里有4个基本问题需要解答:全球气候是否变暖?气候变暖是否是碳排放造成的?碳排放量与大气CO2的浓度到底是什么关系?大气CO2浓度与地球温度到底是什么关系?以IPCC报告为代表的目前主流的看法是:近20年年均温度增加1℃,每年增加0.05℃;工业革命前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为280ppmv,2009年达到380ppmv,现在每年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增加1.5-2ppmv,碳排放每年增加3.2Gt碳,往大气中每排放1Gt碳就增加大气二氧化碳浓度0.47ppmv,主要结论就是:气候变暖实实在在地发生着;温室气体排放是主要的原因。这看似明确的结论,实际上忽略了地球――大气系统的复杂性。进入21世纪以来,科学研究领域本身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有的简单而确定的科学规律都几乎已经被发现和揭示,留下像气候变化这样复杂的研究对象,科学家的任何一个发现都可能只代表一个局部现象而非基本规律,这样,上述结果就难免要受到质疑。正因为基于不同区域研究结果的IPCC评估报告的主要结论在气候谈判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一些国家为应对气候变化所提出的新主张和国内政策也依赖于IPCC评估报告的主要结论。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围绕IPCC评估报告的争论也正变得越来越激烈,一些学者和专家公开质疑IPCC评估报告夸大了气候变暖的速度和人为影响的程度。事实上,目前的气候变暖到底是一种自然现象呢还是仅仅因为人类碳排放导致的?即使目前的气候暖化是正在发生的过程,那么靠减排CO2到底能不能解决问题呢?
目前气候变化的科学问题已经政治化了。欧美发达国家实际上就在工业化过程中长期毫无限制和毫无节制地使用了大气碳排放空间。这次《哥本哈根协议》中,确定了2℃增温的共识,即“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2℃以下”,这意味着大气CO2浓度控制在450ppmv以内,全球总共有约8千亿吨CO2排放空间。我们清楚地知道,现有经济运转体系是建立在消耗能源基础上的,能源消耗又是建立在排放CO2基础上的。CO2排放空间意味着发展的空间,意味着消耗能源的权利。毫无疑问,CO2排放空间是越来越宝贵的稀缺战略资源,国际间争夺会异常激烈。国际气候谈判实际上是在应对气候变化旗帜下各国碳排放权的争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就认为,当前国际主要减排方案和发达国家的主张违背了公平正义的原则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对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更多是“陷阱”,一定要严肃对待。就按发达国家率先减排,发展中国家2020年前无减排指标来计算,这意味着为10亿发达国家人口率先获得44%碳排放权,而留给55亿发展中国家人口56%碳排放权。现在国际上提出的G8减排方案、UNDP减排方案和OECD减排方案如果被接受的话,发达国家在2006~2050年的人均排放权是发展中国家的2.3～5.4倍。
目前,气候变化正在分裂为并不同步的两面,一面是需要更冷静和更长时间才能进一步验证的气候变化科学事实及其真正科学原因,另一面是政治、经济、伦理、道义等交织的气候变化减缓行动。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气候变化在科学上仍然存在明显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已经在国际科学和政治舞台上取得了绝对的政治正确性和话语权。这对在物质文明已处于后工业社会、宗教文化上具有浓厚“末日”情节的欧美国家来说,是可以想象的,但对于中国这样的失去了将近300年工业化阶段,吃饱饭和进入工业化过程没有几年的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恐怕还不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水污染和水资源短缺问题,石油资源短缺问题,就业问题,哪一个都要比应对气候变化来得迫切。气候变化只是我们所面临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的一部分。
我们还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国目前的整个经济体系或者刚刚建立起来的工业体系实际上是基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能源的高碳经济体系,而且这种体系是我国工业化不得不选择的必然体系,不会在短期内就可以轻易过渡到低碳体系或低碳阶段。如何获得相应的碳排放空间和如何借减排压力,推动国内绿色发展是我国今后20年面对的关键问题。不难判断,今后中国是发达国家推动气候谈判所“瞄准”的主要目标,中国的积极作用往往会被西方歪曲甚至“妖魔化”,国际社会对中国总量减排的压力必将大增。到2020年在2005年水平上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减少40%到45%是中国自愿减排的承诺。接下来不难想象,与分解“十一五”GDP能耗指标一样,会将GDP二氧化碳排放指标分解到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这一分解希望量力而行,因地制宜地适度发展低碳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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