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观察
作者 :  曾 毅

  美国有1600 多家思想库,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有兰德公司、对外关系委员会、胡佛研究所、美国企业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平研究所、传统基金会等,在美国政策的酝酿、形成、决策、评估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专家陆忠伟有一个很妙的比喻:在美国的决策体系中,政党是“四肢”,思想库是“心脏”。如果将美国智库比作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树,那么这一切都离不开它肥沃的土壤,发达的根系,粗壮的树干和繁茂的枝叶。
  
  肥沃的土壤――政治体制环境
  
  西方政治制度的基本结构必然导致权力的分散和决策机制的公开性和开放性。决策的制定需要考虑的因素大大增加,权力利益的博弈十分复杂,强烈需要智库这样的咨询机构提供大量全面的信息分析,细致科学的推理演绎。
  美国政府对智库的态度十分诚恳。比如五角大楼以200万美元买回兰德公司关于朝鲜战争的过期报告。一位美国将军也承认“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最大失误是愿意出数十亿美元来进行朝鲜战争,却不愿意出一架战斗机的钱来买这份报告。”美国政府“千金买马骨”的态度会吸引更多的思想库积极主动地研究,刺激思想库的良性发展。
  
  发达的根系――独立性
  
  美国的智库无论是在财团斥资,还是政府、社会基金资助,在体制上都是独立于政府和财团权力控制之外的,而且它们也在强调和努力维持自己的独立性,这是整个智库体系的基础。因为,只有具有充分独立性的智库,才能有效避免揣摩上意的倾向,突破信息在行政体系内部的自我循环的回路,将更广泛的精英见识和民众意见导入立法与决策过程中,保障智库引导下的政策思想有足够的公共性和正当性。
  对此,美国兰德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詹姆士・汤姆森认为:“花钱雇我们的客户要准备接受这种可能,就是我们的研究结果同他们的政策不相符甚至相互冲突。因此,雇用我们的客户应该更注重我们研究的客观性,他们可以相信我们提供的研究是客观公正的,而不是告诉他们想听的东西。”
  “政府可能会看着我们,但不会说三道四,我们是绝对独立的,政府不会给钱,不会告诉我们该做什么,在美国这种情况很正常。”胡佛研究院资深副院长理查德・苏萨说。
  
  繁茂的枝叶――健全的成果推销机制
  
  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办的《外交》,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外交政策》,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华盛顿季刊》,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布鲁金斯评论》等杂志,颇有影响力。1980年传统基金会推出的长达1093页的《领导人的职责》,曾经成为里根政府工作人员的一本手册。传统基金会会长爱德温・福尔纳就宣称:“我们的作用是努力影响华盛顿的公共政策圈子,首先是国会,其次是行政部门,第三是全国性媒体。”
  布鲁金斯研究所一位领导者常言:“思想库对下一届政府的影响大于对现政府的影响。思想库一般是长期反复地倡导某种政治主张,以期到一定时候瓜熟蒂落,成为政策或获得立法。”
  (摘自《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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