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施蛰存伯伯“长相思”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孔明珠

　　在我近20年的记者生涯中，采访过很多人，施蛰存伯伯是我在《交际与口才》当记者时最初“练手”的对象。那是1995年6月23日，正值我们杂志开办第二年，有个栏目“名人访谈”缺稿。主编方克强教授听说我大姐常常去看望父亲的老朋友施伯伯，便鼓动我去“搭车”采访这位九旬老人。方老师是华师大中文系研究现当代文艺理论的教授，他很狡猾，让我在采访提纲中夹带一个他纳闷了半辈子的问题，即“当年鲁迅先生骂你洋场恶少是怎么一回事(大意)?”其他便是围绕“交际”、“口才”请老人家谈谈过来人的体会了。
　　大姐海珠一口答应帮我，我们买了一点水果来到愚园路施伯伯的家。施伯伯住在愚园路邮局楼上，二楼有个阳台沿街，窗外有大树浓阴，还算清静。我没想到施伯伯家根本不设防，门大开着，清秀小巧的施伯母闻声出来招呼我们，隔了一会儿施伯伯从隔壁卫生间走出来，一见我俩，听到问候他最近好吗。他大声回答：“要死啦，快死啦，年纪介大了，90多岁还活着!”声音之爽朗，精神之抖擞，思维之敏捷，恰好与他的话语形成很大反差，我和大姐都乐了，争着拍他马屁。
　　
　　无奈被抄袭
　　
　　施伯伯有些重听，脑子却煞煞清。大姐把我介绍给他，说妹妹办杂志了，来采访你。施伯伯说，不接受采访!没啥好采访的!如果我是一般记者，当时一定窘迫坏了，可我们姐妹又笑了。施伯伯1920年代和我爸爸是上海大学的同学，还有戴望舒，他们三个人每天玩在一起，后来都从事文学和出版事业，是一生的挚友。我爸爸只活到68岁就去世了，我们都缺父爱，看见施伯伯91岁高龄撒娇的样子，实在是喜欢。
　　果然施伯伯坐下来，很开心地和姐姐聊起来。东拉西扯一会儿后，施伯伯拿出一本某省文艺社出版的书让我们看，书名是《唐诗新论》，作者邱某某。啊呀，姐姐翻了几下就说，那不是和你的《唐诗百话》很相似吗?就是!施伯伯苦笑说：“25万字的一本书，有20万字是偷我的。”邱某某是山东某大学的一位副教授，被人检举后，特地跑来上海上门道歉，对施伯伯说，用了你很多观点，没有署你的名字，很抱歉!这人还带了很多礼物，雀巢咖啡什么的。施伯伯对他说，咖啡我不吃的，你带回去。但是，那个人不肯离开，苦苦哀求原谅他。还托人过去帮着说，这人都快要退休了凭这本书才评到的副教授，身体也很不好，求施伯伯千万不要告上法庭。
　　我和大姐问他，那怎么办呢?总不见得就这样放过他。施伯伯说他写信给某省文艺社了，可是回音过来说，那本书只是给对方书号出版，他们不管的。施伯伯指着版权页给我们看：
　　“明明写着出版发行都是你出版社，怎么可以不管呢?”施伯伯重重叹了一口气：
　　“我没有精力和他们打交道，真是要命，现在一塌糊涂!”后来这事通知上海古籍出版社了，因为施伯伯的《唐诗百话》是古籍出的。
　　转而施伯伯又调皮地笑了，他说：“前两天有人从广州寄来张剪报，讲诗词的，一千字的小文章从头到底是我写的，署名却是别人。滑稽哦?人还活着呢。谁有功夫去打这种官司，让伊去歇，让伊去歇!”
　　
　　采访遭拒绝
　　
　　说了些不高兴的事，施伯伯拂拂手，仿佛要拂去些晦气，请我们喝马蹄汁，他指着罐子上的英文字笑说，不要相信不要相信，全是假的，国产的。连外国买回来的香烟也是中国制造的!
　　等施伯伯慢慢放松下来后，我拿出那张蓄谋已久的采访提纲，为了老人着想，我把字体放到很大。施伯伯戴上眼镜只扫了一眼，就把纸头还给我，脸色有点不悦，说：“不回答!”这下我真的窘起来了，暗暗怪罪方老师那个“洋场恶少”的问题，一定是得罪施伯伯了。
　　没想到施伯伯瞄了我一眼，问我今年几岁?四十岁啊，是另境最小的女儿?爱人做啥工作?去过日本，那么日文懂不懂?我诺诺回答。接着施伯伯给我上起课来：
　　“记者做访问记不要乱七八糟，你不要一歇歇叫我谈这，一歇歇谈那，这篇访问记就写不好，乱哄哄的，要集中专题。”
　　施伯伯见我态度很好，又伸手问我要回那张采访提纲再看一遍，一边问海珠姐，你爱人身体好吗?但是再次看完那张倒霉的采访提纲，施伯伯进一步断言：没法子回答!我心再次一沉。他又说，你以后随便什么时候过来聊聊，两三次来过，把聊天记录下来就好了，要不知不觉访问，不要摆好姿势访问，摆姿势这叫做文章。
　　我小心翼翼问：“那――施伯伯你什么时候有空啊?”“我啊?空也是坐在这里，忙也是坐在这里，我一直在这里。”他指指临马路的这间兼具书房、会客室和卧室的房间，指着写字台说：“我的事没人能代替，我现在很多事情没有做完，怎么办?!”此时，施伯伯脸上露出非常无奈的表情，眼神黯淡下来。
　　
　　伺机录下音
　　
　　施伯伯在《怀孔令俊》(孔另境原名孔令俊)一文中写道：
　　“一九二三年秋，我和戴望舒同入上海大学中文系肄业。孔令俊是我们第一个认识的同级同学。我和望舒在校外里弄人家租了一间厢房住宿，课余时间，令俊经常来我们住所闲谈休息。”1920年代末期，当我父亲失业时，施伯伯曾经把家里所有的报刊资料找出来帮助他编《五卅运动史》。1935年父亲编的《现代作家书简》中也有施伯伯慷慨提供的文友信札。解放后，春明出版社资方去了台湾，请我父亲去担任留沪机构经理之职，是施伯伯劝他答应下来的。后来，父亲拉施伯伯担任了总编辑，
　　“从此，我和令俊每天见面，正如在上海大学读书时”。之后，出版机构大改组，几次政治运动大动荡，父亲和施伯伯每年不过见面两三次，直到1971年开始，刚刚续上亲密关系不久，父亲在1972年9月便去世了。
　　施伯伯和我父亲的友谊是那么长久和牢固，他待我们这些“侄女”亲切便很自然。果然，被施伯伯“冷酷”拒绝片刻，他就心软了，朝我说：“做人么，不拍马屁不骄傲就是了，一个人只有两条路，要么自己骄傲，要么拍马屁，既不骄傲又不拍马屁。做人就差不多了。”我一听，这不是我适才采访提纲上想问他的“做人”问题吗?连忙讨好地说：“你的意思是做人要有本事?”施伯伯敏捷回道：“没有本事也不应该拍马屁、骄傲的，这不对，照你这讲法，人没本事就应该拍马屁，这不对。两桩事情!平常一般人不拍马屁不骄傲就是好人。”
　　我见走入采访通道，暗暗发笑，趁施伯伯不注意，按下带去的小录音机按键，一五一十和他搭起话来。说了大概一刻钟左右，突然，老人家发现我在录音了，怪叫起来：“你录音啦?要死嘞，给她偷去了!”他对大笑的姐姐说：“明珠比你活泼，(长得)不像你爸爸，也不像你妈妈，一点也不像。”施伯伯放过我的小动作，和姐姐谈到香港作家，说1997年香港回归“我还见得到”，而澳门回归“我的身体是讲不定了”，他称赞邓小平“不容易”。
　　姐姐向施伯伯介绍了虹口发展文化

旅游，保护文化名人的故居。对这点，施伯伯不赞成，他认为每个人都要死的，保留故居，死人占了活人的房子很没意思，这种事情不能过火。我们还聊到了1993年施伯伯获得“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的时候，排场很大，施伯伯一番即兴得奖感言被广为传诵，记得施伯伯讲：“奖励，奖励，
　　‘奖’的目的就是‘励’，我已是年近九十的老人，不需要鼓励了，所以，我认为，这个奖应该授予年轻人。”他的发言爆得台下经久不息的掌声。施伯伯解释道，这是他的真想法，杰出贡献不能在老头子里面找。要找新人。但同时他也说，文化人才出新人确实很难，不是三五年能出来的，要比出高低来更难。
　　
　　高兴送礼物
　　
　　采访看似很随意，可我不敢按被拒绝的提纲一一续问。我问施伯伯，你的长寿靠的是什么?是性格还是养生?施伯伯毫不犹豫地说，还是靠我自己身体!如果一个人到40岁，心肺肠胃无毛病，就有资格可以活到70岁，所以趁五六十岁之前身体要弄好，有病拖着不治疗是不对的，内腔无毛病了，保持生命就容易。五六十岁以后，身体就只会坏下去，不会好起来的。
　　施先生年轻时英俊洒脱、风流倜傥，到了晚年仍腰板挺直，眉疏目朗，指间架一支雪茄烟于谈笑风生间是他几十年一贯的风采，可是那天我们居然没有见到雪茄烟。他得意地告诉我们，今天是戒烟的第3天!啊，姐姐不相信，你的雪茄烟呢?施伯伯摊开手说，没了啊!海珠姐不信，动手抄施伯伯的抽屉和烟盒。施伯伯顽皮地一一打开给她看，真的没有啦，你看看，雪茄烟盒里面装图章啦。但是他又说，刚刚戒炯，确实蛮难熬的，气管不好，怕出毛病。只好熬一熬了。
　　关上抽屉后，施伯伯从背后书架上拿下一件东西，对我说，明珠第一次来，我送样礼物给你。哇，我一看是件黄铜老货，激动不已。施伯伯示范给我看，那是一只类似订书机的文具，用打洞和穿孔的方法把纸张订起来。施伯伯利索地把几张纸叠在一起插在机器里，用手掌往下一压，成了。他解释说，过去没有订书机，也没有回形针。这个小文具是1920年日本第一代订书机。当时施伯伯住在青云路上海大学，是到吴淞路日本人开的文具店买的。
　　这么幸运地拿到一个名人的文物，我乐得合不拢嘴巴，海珠姐在旁边说，施伯伯一向很慷慨豁达的。去看望他，他常说，海珠这书你要用你拿去好了，他将财物看得很轻，讲究物尽其用。施伯伯沉默了一会，手摩娑着写字台上面摆放着的一只玉石烟缸，幽幽地说：“这是另境(我父亲)香港回来送给我的，是山东淄博出产的。”我一下惊呆了，父亲六十多年前送施伯伯的一只炯缸，他一直摆在书桌上，摆在眼前，手摸得到的地方，那是什么样的故人情啊!施伯伯仿佛洞穿我的想法，他问我：“30年代文人要好哦?”他说：“文人也有圈子的，一小圈一小圈，冯雪峰与周扬是两圈，冯雪峰与胡风也是两圈的，我在《现代》上刊登胡风一篇文章，冯雪峰叫我不要登。后来胡风走进了鲁迅的大门，冯雪峰只好同他讲和。”按施伯伯淡然的性格，是不喜欢圈子斗争的，故他有点不以为然，又道：“解放前文坛一些闹哄哄的花头，实际上就是圈子与圈子的斗争啊。”
　　不知怎么，又说到海派和京派的问题。施伯伯解释道：
　　“海派是沈从文叫我的，他的意思是骂我，看不起我，骂我是保守派，海派在当时是贬称。可是他不知道，我们也看不起他们京派的。”我问施伯伯做过生意吗?他回答说没做过。“我自己办两个杂志都短命，办不下去。《文艺风景》出两期停了，《文苑小品》出六期停了。30年代在上海办杂志不容易，因为你自己没法发行，交给书店代卖，卖脱的钱不给你。卖100元，只付40元，欠60元。下个月再批给他100元他再付40元，钱越滚越大，他越欠越多，赚头都给书店老板拿去。内地书店老板很坏，他们联手，每个省有头头，搞批发，是霸头，非常难弄。知道《现代》为啥能搞那么久吗?因为现代书店自己有分店，广州、北京、上海。”
　　
　　诤言告后辈
　　
　　施伯伯一生有那么多成就，他晚年曾说自己一生开了四扇窗：文学创作、古典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翻译研究和金石碑版之学。而今我们看到，推开他的每扇窗，都有不凡的成就留给后人仰慕。他去世之后，很多文人学者深情纪念他，感叹他的一生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岁月是在默默无闻、饱受折辱中度过的。可无论当年被打成右派贬至图书馆抄抄书目，还是改革开放后被人捧为国宝，施伯伯始终如一地低调、淡泊，按自己的趣味写作和生活，有能力帮助别人时，他仗义得很。
　　我采访施伯伯那年恰好40岁，现在看当时还算年轻，可在当时，觉得自己当记者，起步真是太晚太晚。施伯伯好像有通灵感，他瞄了我一眼，告诫我说：“写作要放得开，不要照公式化，不要故意拼命拉长，平时作文，一千字到一千二百字很够了，写访问记，这样两面(他指着一本杂志示意)，写报刊文章要算好字数，配照片也要计划好，每期的内容要摆平，各方面有两篇，杂志杂志，就是要杂。”
　　我问，当代小说出了个王朔，北京人耍嘴皮的，人称“痞子文学”，施伯伯看过吗?施伯伯竟点头说看过一两篇。我忙问他感想。施伯伯犹豫道：“这个有点尴尬，容易轻浮，滑到这条路收不回来那就是轻浮，就像清朝末年写上海堂子里事的九尾龟，写到后来变成轻薄。现在年轻人写小说在于态度，有些人严肃，有些人不是。”
　　我不以为然说，玩玩小说不是蛮好嘛。却没料到施伯伯正色道：“毛病就出在‘白相相’，你写写白相相，交关尴尬。看看东西不坏，态度极不严肃，到底算不算中国文学一部分呢?你不放在中国文学里，那你算啥呢?要白相去白相其他东西，写小说不要白相!”想当年，施伯伯创导现代派小说，是中国第一个尝试运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方法写小说的人。上世纪80年代后，施伯伯被“解冻”，走了运，被海内外学术界誉为“中国现代派鼻祖”。施伯伯却谦虚地说：“我们30年代写的时候是簇簇新，现在看就旧了，没办法的。”
　　
　　大师真性情
　　
　　录音机不知不觉转动快一个小时，带子一面录完，“咔哒”一声需要翻面了，施伯伯阻挡我，大声说：“好了好了，够了，侬好写了!”脑子煞煞清的施伯伯啊，我实在是太佩服他了。那好，我们拍照吧，大姐拿出相机，让我站在施伯伯身后，留下我和施伯伯第一张也是仅有的一张珍贵合影。照片上，施伯伯身着一件青蓝色立绒长晨衣，里面是蓝白条纹衬衫，真正上海滩老克腊。
　　施伯伯身上散发的魅力让人陶醉，我望着他，想起自己的父亲，我很冲动，很想扑到他怀中，深深地呼吸他身上的雪茄香，像抱我年迈的父亲一样抱紧他。方老师想要知道鲁迅先生冠他以“洋场恶少”的名称究竟为何，施伯伯淡然解释说是一场误会，他不愿多讲下去。我却遐想连翩，施伯伯他当年家境优裕，作风时尚，与戴望舒、穆时英、刘呐鸥一帮才子帅哥写写字，跳跳舞，喝喝酒，抽抽雪茄烟，不遭人侧目也太难啊。
　　距离这次采访8年之后，2003年11月19日，施蛰存伯伯离开人世，享年99岁。
　　而采访施伯伯距今已过去15年，《交际与口才》目前已经闭幕。当年我为杂志写完采访记后，将录音抄录在纸上，却一直没整理成文。那5张采访记录躺在我办公室抽屉中，四边卷起，颜色已经变黄。去年我退休了，搬离办公室的时候，发现了这份东西，不禁泪湿。我回家找出施伯伯当年送给我的黄铜订书机，还有一枚不知是谁刻在木头上送给他的图章，上面是“长相思”三个字，施伯伯滑稽的语气犹响在我耳边，他嗔笑说：“长相思，哼，谁和他长相思，图章也送给你。”
　　施蛰存伯伯，我们和你――长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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