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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行政级别对引进外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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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本文基于中国地级市数据,对城市行政级别对引进外资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行政级别对外商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行政级别越高,对外商直接投资吸引作用越强,在城市级别较低时对外商直接投资不存在正向影响。
   关键词:城市行政级别;外商直接投资;政治因素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互动发展”(批准号:13XMZ085)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9年2月21日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在中国呈现出急剧增长的态势。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公布的年度《全球投资报告》显示,2004~2017年中国FDI实际利用额流量由606.3亿美元跃升至2017年的1,310亿美元,同比增长7.9%,居全球第二,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引进外资的大国。实践表明,FDI的流入能够为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同时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还能够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其知识溢出效应对中国人才发展同样具有重要影响。但是,随着FDI规模的急剧攀升,由于FDI区位分布的不平衡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也日益显露,这就造成了地区发展不平衡,区域间差距被拉大。中国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政治因素对各地区引进外资具有潜在的重要影响。那么,政治因素对中国引进外资具有怎样的影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在中国不断深化“引进来”、强调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的多重现实语境下,具有丰富的政策内涵和现实意义。
   FDI在中国的区位选择与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众多文献均表明政治因素对FDI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政治因素显然在中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通常的研究多是从诸如政治联系、官员升迁等的角度进行。但是,中国政府权力具有不可忽视的空间等级特性,城市行政级别就是这种空间等级特性的表征之一。江艇指出,城市行政区划也是导致城市集聚效应的重要因素。城市级别越高,在基础设施投资、人才积累、财政倾斜等方面越具有优势,可以通过更高的行政级别获取更多资源。同时,城市所带来的集聚效应也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原因,而不同级别的城市所形成的集聚效应也各不相同。目前,有关行政级别的研究中,通常将城市级别作为外生变量。新经济地理学将制度因素作为外生变量,忽视了制度和政策因素的内生作用。目前,我国处于经济转轨阶段,制度变迁与政治权力分配对经济发展会产生重要而直接影响,因此有必要内生到模型之中,尽管如此,国内经济学者对此研究并不多,史宇鹏等具有代表性的将计划单列市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地区管理权限变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王贤彬、聂海峰以1997年重庆作为直辖市从四川省独立这一行政变动作为自然实验研究行政区划变动对于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证明重庆行政区划变动确实存在增长效应。曾鹏、秦艳辉将行政级别内生化研究城市行政级别、产业集聚对FDI的影响,结果认为行政级别对FDI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二、实证研究
   (一)计量模型。以上述理论分析为基础,参考鉴江艇、孙鲲鹏等的方法,本文建立模型为:
   FDIcpt=?姿+?茁1Levelcp+?酌Xcpt+?啄Wpt+?琢p+?浊p+?着cpt (1)
   其中,下标c、p、t分别表示地级城市、省份和年份。被解释变量FDIcpt表示外商直接投资额,核心解释变量Levelcp表示城市行政级别。Xcpt表示城市层面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劳动工资、劳动力人数、宏观税负和产业集聚程度,Wpt表示省级层面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包括地级市所处省份的人均GDP和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琢p表示省级层面的固定效应,?浊p表示省份时间固定效应,?着cpt表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界定。根据我国行政级别的划分,本文借鉴曾鹏、秦艳辉的分类标准,最终选取2007~2016年213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均为《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本文的核心变量有两个,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外商直接投资,选取各地级市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作为代理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为城市行政级别,本文将地级市行政级别划分为三类:普通地级市的级别赋值为1,准副省级城市级别赋值为2,副省级城市级别赋值3。
   控制变量包括省级层面控制变量和城市层面控制变量。其中,省级层面控制变量包括省级人均GDP和FDI水平。城市层面控制变量包括:(1)基础设施。本文以城市人均道路面积衡量;(2)劳动工资成本。本文选取在职职工平均工资衡量;(3)宏观税负。以地区财政收入占该地区GDP比重衡量;(4)产业集聚水平,本文选取区位商指数作为衡量地区产业集聚程度的替代指标,计算公式为:
  
   (三)结果分析。本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式(1)进行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模型(3)为基准模型,以此考察城市级别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在模型(3)中,本文尽可能地引入控制变量,最大限度避免由于遗漏变量所带来的偏误,此外还控制省份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作为对比,模型(1)为在没有控制省份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的情况下检验了城市级别对外商直接投资地影响;模型(2)为在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以及年份固定效应的情况下检验了城市级别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表1)
   估计结果显示,城市级别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为正的影响,这表明城市级别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可能的解释为:城市级别越高,城市拥有的生产资源和要素禀赋就越多,以丰富的资源和要素禀赋形成的城市比较优势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此外,城市级别越大意味着城市所拥有的政治影响力就越高,而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的干预能力受到其自身的政治權限的影响。因此,城市级别越大,政治影响力越高,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的能力越强,从而对城市的发展提供的支持力度越大、投入越多以及拥有更多的经济特权,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能力也就越强。基础设施与FDI具有明显的正向关系,显然完备的基础设施水平能为产业聚集发挥规模效应提供有利的外部条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    產业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显著为正,这表明产业集聚对引进外资具有促进作用。地区工资水平高往往代表着当地经济更加发达,拥有较为成熟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正向影响。宏观税负对外商直接投资有正向影响,并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一结论是符合现实的。政府公共财政收入规模决定其支出规模,进而影响政府职能范围,政府收入规模越大,可以提供更加全面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特别是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政府要承担社会福利和保障职能,以及改善以往管理不足的局面,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可以有效降低外商直接投资时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经营风险和不确定性;另外,杨海生、聂海峰认为,由于地方政府财政扩张所形成的巨大财政压力增强地区对外资的需求,也会致使外商投资水平的提高。省级控制变量中,省级FDI对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均GDP的影响并不明显。
   三、结论
   本文分析城市级别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城市行政级别对外商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行政级别越高,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作用越强,在城市级别较低时,对外商直接投资不存在正向影响。首先,本文从城市政治级别的角度出发,区别于传统的将城市级别作为外生变量的做法,将其作为内生变量考虑在模型中,得出城市之间的行政权力划分与分配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起重要作用;其次,地方政府注重地区产业集聚的发展,完善产业配套设施,发展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充分发挥集聚的规模效应,改善在企业家内部建立社会网络关系,增强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以促进技术知识外溢进而进行下一步的创新,提升产业集聚的正向效应;最后,传统的变量例如劳动工资成本、宏观税收在模型中对外商直接投资均具有正向影响。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在进行招商引资时,应加大对初级人才教育投入,对高级创新人才要重点培养,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创新效应。
  主要参考文献:
  [1]曾鹏,秦艳辉.城市行政级别、产业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J].国际贸易问题,2017.1.
  [2]江艇,孙鲲鹏,聂辉华.城市级别、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错配[J].管理世界,2018.34.3.
  [3]Duranton G,Puga D.Micro-Foundation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Economies[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03.4(4).
  [4]Combes P P,Duranton G,Gobillon L,et al.The productivity advantages of large cities:distingushing agglomeration from firm selection[J].Econometrica,2012. 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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