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内生资本对其城市融入度影响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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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通过贵州省实地调研所得731个数据样本，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建立农民工城市融入度指标体系，从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在内的内生资本方面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对城市融入度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教育水平）、社会资本（市民网络）、心理资本（心理状态）均与城市融入度呈正相关，新生代较易融入，健康与户籍能够带动其经济融入，牢固的初始社会资本反而不利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关键词：农民工;内生资本;城市融入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09-0129-06
　　引言
　　“十三五”期间，“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作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主要目标之一，表明我国现阶市民化进程任务的重要性。城市融入度作为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关键要素，近年来成为研究的热点。
　　“城市融入度”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目前国内外尚无明确而统一概念。徐丽敏（2014）将其定义为使人们平等全面地参与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促进整体社会包容与团结的过程。农民工是否能融入城市中推进市民化进程，除了取决于外生因素下政策制度层面的影响外，还取决于农民工自身的资本发展状况，即内生资本方面（卢海阳，2015;王竹林，2015）。本文将农民工内生资本定义为，农民工个人特征下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在内的自身资本或资源的积累。
　　目前，国内外对于城市融入度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构建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指标体系并以此来对其融入度进行测量判断。国外学者从历史角度上种族文化交融角度出发，以“融合”来解释融入的过程，侧重强调相互渗透与交融（Sam，2010;Ward，2013），将经济融合、文化融合、政治融合与移民态度四个指标维度综合体现整体融合程度。国内相关研究中，杨菊华（2010）认为，城市融入指标分为客观层面的显性融入与主观层面的隐形融入;悦中山（2011）从经济状况、社会文化、心理认同三个维度构建了城市融入指标体系，即经济层面为基础融入层，社会文化为进一步要求，心理身份则反映其融入深度;卢海阳等（2015）与郑逸芳（2016）则将农民工生活与行为的转变综合以往研究归纳出经济、社会、文化、心理、身份五个方面的融入，并强调身份融入是其总体融入的最高层次。
　　另一方面，对农民工城市融人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即主要研究异质性农民工的内生资本包括其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的影响。首先，较高的人力资本如农民工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等因素能够使其就业能力提升，进而提高其经济融入来带动对农民工整体城市融入，同时文化程度与其心理适应能力紧密相关（张和敏，2018;丁亚，2017）。其次，社会资本指包括个体通过社会网络获得的实际或潜在资源来满足或取得利益的能力（栾文敬等，2012），能够通过社会网络互动机制增强城市归属感，对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形成，成为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关键因素之一（刘传江，2004）。心理资本作为近年来开始备受关注的第三资本，是指人们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直接影响农民工的行为和认知，对农民工的整体融入具有显著正影响（陈延秋等，2016;张宏如，2015）。王荣明（2016）认为，家庭化的迁移流动对经济和心理融入具有积极影响，能够降低如思念、担忧等问题的心理成本。
　　从已有文献研究来看，虽然已有国外研究对城市融合测量的维度比较全面但未形成统一意见，国内研究则不够深入，主要还是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结合相关政策进行修正或补充。同时，不少学者只采用了单个或少数指标度来测量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并未整体分析各维度的差异性，单个农民工的资本变量只反映了单个维度的比对分析，缺少整体性的内生资本变量测量。基于此，本文从城市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整体内生资本的各类因素对其城市融入差异进行测量分析，得出并检验其各因素差异的贡献值。贵州省作为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行动攻坚，近年来在经济上取得了飞速发展，因此在贵州省进行城市融入度的测量，对我国现阶段市民化进程研究具有迫切性与重要意义。
　　一、融入度指标与模型建立
　　（一）数据来源
　　参照国内外已有研究的成果，课题小组设计了关于劳动力内生资本对其城市融入度影响的调查问卷，并结合2017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报告对其中问题进行修正，于2017年7月与2018年6月期间在贵州省内以一对一的问答方式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剔除样本数据中空缺严重与前后产生较大差异样本，最终得到有效样本731个，问卷有效率达92.36%。
　　从样本数据中性别来看，男性共428人，占58.55%，女性共303人，占41.45%。从样本数据的婚姻状况来看，已婚人数为606人，占82.9%。从样本数据的年龄来看，20岁以下共12人，占1.64%，21～30岁共145人，占19.84%，31～40歲共270人，占36.94%，41～50岁共240人，占32.83%，51岁以上共64人，占8.76%，总体年龄结构服从正态分布，并且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数量为388人，占53.08%。从样本数据的教育程度来看，初中及以下学历共476人，占65.12%，高中或中专学历共172人，占23.53%，本科或者大专以及本科以上学历共83人，占11.35%。从样本数据的户籍状况来看，已转为城市户籍人数仅为87人，占11.9%。
　　（二）指标建立
　　城市维度建立虽然未形成统一意见，但对其维度的划分研究基本能够达成共识，经济融入作为其基础融入层面，体现着农民工的经济层面，是他们否能够在城市立足生存的保障。经济融入除了对工资比率进行判断，张蕾等（2013）与金崇芳（2011）对其研究还包括了月均收入、买房意愿、劳动环境、生活居住等条件指标，卢海阳（2015）将其总结为农民工就业与福利两个方面。社会文化融入是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进一步的融入阶段，表现其在城市中社会交往和参与以及对城市文化适应与包容状况。社会文化融入一般包括社会网络、语言掌握、生活习惯、文化认同、价值观等方面（悦中山，2011;李培林等，2012），并且主要分析其数量和强度两方面状况。心理融入是城市融入体系中较深层次的融入，指感情心理上对城市居民和生活的认同和适应。以往研究，一般从农民工的心态、归属感、满意度以及存在的歧视状况进行心理融入的测量（李振刚等，2013;李培林等，2012;卢海阳，2015;张文宏等，2008）。 　　本调查研究从经济、社会、心理等维度构建维度指标进行测量，并将这些变量进行相关性矩阵分析，剔除相关指标后，将“是否换过工作”“是否与本地人沟通存在障碍”“是否与城市居民相处困难”“是否在工作生活中存在歧视”四项指标进行逆指标处理，对完善后指标采用方差极大化进行主成分法分析，对因子负荷进行正交旋转。对贵州省农民工城市融入度指标进行因子适应性检验后，KMO值为0.854（p=0.000），进行kasi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在5次迭代后收敛，其结果形成3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64.36%。F1因子包含“工资对数值”“是否对工资满意”“是否对工作满意”“参加社会保险数”“是否换过工作”5个指标，将其命名为经济状况融入;F2因子包含“是否认同城市风俗文化与价值理念”“是否适应城市居民生活方式”“是否有积极健康生活方式”“是否拥有城市社交网熟人朋友”“是否与本地人关系融洽”“是否与本地人沟通存在障碍”六个指标，将其命名为社会文化融入;F3因子包含“是否对所在城市有归属感”“是否相信自己能够融入城市”“是否认为自己融入城市”“是否对目前生活满意”“是否与城市居民相处困难”“是否在工作生活中存在歧视”6个指标，将其命名为身份心理融入。由此可构建一个评估贵州省农民工城市融入度指标体系，由经济状况融入、社会文化融入、身份心理融入组成，与目前已有研究较符合。
　　将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计算整体城市融入度权重依据，使其归一化处理便得出其权重（见表2）。计算各指标的加权算术平均数并求出每一准则层分值，然后再对准则层进行加权算术平均得出总城市融入分值，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n为准则层数，m为第i个准则层所包含的指标数，Iij为第i层第j个指标值，Wij为第i层第j个指标权重。由此可得调查样本的平均城市融入度为60.43%，46.23%的农民工城市融入度低于样本的平均城市融入度，其中经济状况平均融入为56.1%，社会文化平均融入为69.4%，身份心理平均融入为55.6%。显然，对于贵州省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其社会文化融入较高，而作为基本生活工作保障的经济状况融入与深层次的身份心理融入状况较差。
　　（三）模型建立
　　本文将个人特征下的自变量分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三大类的劳动力内生资本引入。因为选取的被解释变量包括了虚拟变量和连续变量，为具有定量含义的连续性变量。因此，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劳动力内生资本与其城市融入度的关系。模型的具体表达式如下：
　　Y=β0+β1X1+β2X2+β3X3+β4X4+ε
　　上式中Y为因变量即表示农民工城市融入度，β0为常数项，β1、β2、β3、β4分别表示模型中的未知参数项，X1表示个人特质，X2为人力资本变量，X3为社会资本变量，X4为心理资本变量，即都为农民工内生资本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向量，ε表示随机误差项，其中包含不可测量或无法考虑的因素。具体的各个变量的描述统计与研究假设（如下页表4所示）。
　　二、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根据贵州省农民工调查731个调研数据样本，本文运用多元回归方法，根据前文所得出的包括经济状况融入、社会文化融入、身份心理融入的城市总融入指标，分别作为因变量，选取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心理资本在内的农民工内生资本为自变量，构建4个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其实证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第一，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受教育水平与贵州省农民工城市融入度呈正相关，受教育水平越高，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越为显著，但在不同融入维度上有所差异。其中，对农民工经济状况融入最为显著，但是从受教育程度对社会文化融入的影响来看，更高的教育水平反而不利于贵州省农民工的社会文化融入。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工可能由于对因自身身份状况而在所工作城市遭遇不公平或歧视现象更加敏感，进而提高了心理防线，降低了其社会文化融入度。同样的情况在接收职业培训上也有所体现，职业培训对贵州省农民工经济状况融入、身份心理融入与城市总融入维度都有显著影响，但在社会文化融入维度中影响不显著。对于平均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工来说，接受职业培训能够很大程度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进而能提高其经济收入，在城市安家立业。值得注意的是，健康状况仅在经济状况维度影响显著，说明健康状况的关注度存在于农民工的基础融入层面，当其拥有一点经济基础或工作环境得以改善后，其健康状况自然会有所保障，农民工会更加注重其他维度方面的融入。
　　第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社会资本对贵州省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显著，说明拥有较强的社会资本能有效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其中，初始社会资本，即进入城市前拥有的资本量仅在身份心理融入维度显著，可能是因為一定量的初始社会资本，能够有效降低农民工在外打工所产生的思念牵挂或孤独的情绪，缓解其在城市生活中的心理压力。而对于新增社会资本，即农民工新认识的城市市民，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不显著，而作为城市网络中关键市民网络，对其除了经济状况融入外其他维度影响非常显著并呈相关，说明对于新增加的城市社会资本，在没有其产生一定羁绊后无法提高农民工城市融入，同时无法改善其经济生活状况，但一旦成为其关键城市社会资本后，将大幅度提升农民工的社会文化融入与身份心理融入，进而提高整体城市融入程度。不难发现，对于初始社会资本中关键亲属网络部分，在社会文化、身份心理维度以及总体城市融入度中呈负相关，可能因为其阻碍了贵州省农民工与城市市民间的交流互动，无法促使农民工城市社会关系网络半径扩大。
　　第三，心理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心理状态对于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显著，在多个维度中均呈较强的正相关，说明农民工具有良好的心理状态，能够有助于其在城市生活工作中的融入，主要体现在乐观与韧性上。较为乐观的农民工能够对未来充满希望，有着明确的目标与路径，同时较高韧性的农民工面对困难时会显示出其复原能力，进而更容易在工作生活中获得幸福感，从容面对城市中的困难与挫折。从心理资本对各维度影响比较来看，对社会文化融入与身份心理融入影响较大，而对经济状况融入影响较小，说明良好的心理状态不仅能够从心理上带动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也能从社会生活环境中直接促进其在城市生活工作的发展，甚至对其经济收入状况带来小部分影响。 　　第四，个人特征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中各维度均有显著正影响，且社会文化融入维度影响最大，说明较为年轻的一代人能够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更容易接受城市居民的价值观念与风俗文化。对于性别差异，男性农民工可能因为相对于女性具有较强的体能优质，在经济状况融入上强于女性，而女性农民工相对于男性更能调节自我情绪，在身份心理融入上强于男性。婚姻状况只在其经济状况融入表现出显著，说明稳定的家庭建立能够提升农民工的基本生活层面，但对于社会文化和心理上的融入无明显影响。同样有这样现象的是户籍地，对农民工的经济状况融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能一定程度上带动农民工总体城市融入。
　　三、研究结论及建议
　　本文基于贵州省731个农民工诚如融入调查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出城市融入指标体系，并从农民工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在内的内生资本状况构建影响其城市融入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得出以下结论。
　　新生代农民工比较与老一代更能融入城市，农民工的户籍与婚姻状况能够提升其经济状况融入。农民工人力资本因素中其受教育程度与整体城市融入呈正相关，健康状况与职业培训因能够带动农民工经济状况融入进而对整体城市融入产生一定正影响。社会资本中，当新增社会资本形成关键的市民网络后能够很大程度提高农民工的社会文化与身份心理融入，提高总体城市融入度，而牢固的初始社会资本不利于其城市融入发展。心理资本方面，良好的心理状态对不同融入维度均有积极影响，其总体城市融入度更高。
　　本文的启示和建议是：首先，加大对农民工的再教育支出，提升农民工的技能培训状况，以多渠道的方式增加农民工的人力资本，进而逐步提高其城市融入的能力。其次，充分发挥社区组织的协同作用，加大与农民工的交流互动，增加文化娱乐活动，鼓励他们参与各类社会组织，提升其社会资本。最后，开设针对农民工的心理辅导，提供心理咨询或援助，鼓励拥有乐观向上的心理状态，提升心理资本进而提升整体城市融入状况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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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rough field survey in guizhou province from 731 data samples，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is adopted to establish the index system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cities into degrees，from the labor of human capital，social capital，psychological capital，the endogenous capital construct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 of city into degrees were studied.Results show that the human capital，social capital network，psychological capital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ity into degrees，the new generation more easily into，health an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can drive the economy，Strong initial social capital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urban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Key words：migrant workers;endogenous capital;urban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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