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形势刺激中国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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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2月7日欧盟委员会将2019年欧盟27国经济增速预期从2%下调至1.5%，将2019年德国经济增速预期从1.8%下调至1.1%;英国央行将2019年经济增速从1.7%调至1.2%;澳洲联储将截至2019年6月的经济增速由3.25%下调至2.5%。贸易一直是欧元区以及澳洲大幅下调经济增速的因素之一，这折射出全球对当前贸易形势的紧张程度。
　　美国一枝独秀局面难以为继
　　就美国经济而言，华泰研究所首席宏观分析师李超对《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表示，美国经济初现顶部特征，一枝独秀局面不可持续。“本轮2009年开始的经济复苏周期中，设备投资和住宅投资是支撑美国经济上行的主要动能。但朱格拉周期、房地产周期、库存周期下行叠加，导致2019年美国一枝独秀的局面难以为继。”
　　第一，设备投资方面，经济增长动能不足，美国新一轮朱格拉周期已经见顶回落，李超预计设备投资增速将继续下行。第二，住宅投资方面，美国2018年全年住宅投资环比折年率持续为负，四个季度环比折年率分别为-3.4%、-1.3%、-3.6%和-3.5%。李超认为，美国房地产市场景气度在下行，价格和销量两方面均呈见顶回落态势。美国房地产市场已在触顶回落，美联储加息将会对房地产市场形成进一步的压制。
　　第三，结合制造业PMI库存指标下行和美国销售增速回落，美国或已从被动补库存阶段进入主动去库存阶段，库存对于GDP的支撑将减弱。李超预计美国经济大概率在18年四季度至2019年一季度见顶。“2018年四季度美国GDP同比为3.1%，高于三季度的3%。四季度GDP环比折年率为2.6%，高于2.2%的预期值，呈现见顶的特征。”
　　欧日央行扩表方向仍未变，美联储“缩表”或成影响全球流动性环境的关键变量，李超称，“次贷危机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为配合需求侧刺激进行数次量化宽松政策，在传统的利率工具难以施效的情况下，通过资产购买计划压低长端利率刺激经济回升，低成本的过量流动性在乐观情绪带动下大幅推动了资产价格的走高”。
　　美元不能一直升值，“原因一是美国需要美元贬值，以降低联邦政府负债成本;原因二是美元持續升值将进一步冲击美国出口;原因三是美元强势周期会吸引资本回流美国，这可能会促使其他国家推进本币国际化，挑战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李超如是说。
　　实际上，美国这一轮经济复苏更多还是建立在货币宽松的基础上，是资产价格推动产生的一个结果，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副所长王胜告诉《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一旦流动性宽松的预期没有办法继续的时候，经济增长的下行就会取代宽松成为一个主要矛盾，“这是一个压力比较大的全球风险”。
　　为了拯救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采取的方法，经过10年的检验，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也留下了很强烈的后遗症，就是房价泡沫，企业投资乏力，全球贫富差距。诺亚控股首席研究官夏春对《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称，这些问题在全球各个地方都已经爆发。
　　“总体来看，世界经济增长是放缓的，包括贸易增长和跨国投资。”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对《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表示，全球化虽然有阻力，但是总体上放缓趋势是不可逆转的，进两步退一步，在曲折中前行，各国都在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合作，对新动能的培育给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力。
　　中国需要新的消费热点
　　就国内来讲，过去10年中国经济一大问题是债务，夏春表示，中国企业加杠杆、房地产泡沫、产能过剩、空气污染等问题，给金融系统带来了不少的风险。“在采取了一些紧缩性的措施后，去杠杆使得国内的企业活力下降，民营企业这几年经历了比较高的成本压力、失业压力和融资压力。”
　　另外，由于老百姓这些年在房地产上的投资负担越来越重，由前期房价上涨以后带来的财富效应慢慢转化成挤出效应，老百姓的消费欲望从去年6月份开始出现了明显的下滑，给整个经济带来了比较大的压力。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美国率先复苏以后，连续九次加息，使得美元走强，影响它的出口，同时加大它的进口。“再结合特朗普的减税，研究显示这种大规模的减税效果通常维持在一年左右，对实体经济的帮助没有那么大。”夏春称。
　　中国在2015年之前走的是制造业出口的路径，全要素生产力确实在提高，但是比较低端。而中国制造业要发展起来，在王胜看来，最大的新经济亮点是5G和新能源。“我们要直接围绕制造业建设强大的内需市场，要给新经济提供一个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未来全球制造业产业分工以及产业链的关系中，人的成本不再像过去那么重要，未来借助不断成熟的工业4.0技术，包括机器人的技术，高端的制造业完全可以在高人工成本下实现很强的价格竞争力。”
　　全球的金融合作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中国的金融体系在不断完善和开放的过程当中流入全球，“一旦中国的资本上下逐步开放，很多金融业开始真正向全球市场化改革开放，那么对于全球的资本来说，资本配置到中国可能获得的回报是上升的”，王胜表示，所有的金融池最后是依赖于实体的，一旦得到好的回报率，整个全球金融系统就站起来了。“具体来看，传统制造业的机遇，科技产业的机遇，金融服务等三方面都需要中国的深度参与。”
　　最近几年在经济增长上，基于IMF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对购买力的评价，王胜认为，中国已经是全球贡献最大的主要经济体，所以中国的机遇也是全球最重要的机遇，“中国能够增长，能够稳住，甚至在未来能够闯出一片天地，对全球经济增长是最大的好消息”。
　　而作为一名消费者，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对《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称，现在全球产能过剩，传统产品基本上饱和，要想刺激人的消费欲望，就需要创造新的消费热点，提供新的产品，至少产品有新的性能。“比如手机、互联网、计算机曾经是新消费热点;比如页岩气、页岩油技术的产生有很明显的科技进步，但它不是产品创新，而是工艺创新，是生产技术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只会使全球产能过剩问题加剧，不会解决问题。”
　　全球资金低买高卖
　　经过了10年货币比较宽松的刺激以后，产生了大部分的资产，全球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很多资产，比如美国、欧洲、日本的股票，甚至这些国家的债券、房产都处在一个相对高的位置。夏春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全球的资本基本上都在寻找所谓的价值洼地，量化宽松以后货币泛滥，就形成了明显的资产荒。
　　“全球的资金一直在卖出他们已经赚到的钱，买入全球估值水平偏低的一些资产。”夏春告诉记者，除了它价值本身变化的原因外，还有一些更加深层的原因，比如中国经济下行，美国包括欧洲经济也开始转向经济减速、慢慢衰退的方向。资金是逐利的，在中国货币财政明显偏宽松的环境下，资金就会进入国内比较低估的一些资产里面。“全球指数公司实际上也是协助这些资管公司去寻找价值的洼地，中国估值水平在去年接近过去多年的新低，全球指数公司也急忙把中国A股纳入MSCI指数，满足这些资管公司配置中国资产的需求。如果采取的货币政策宽松对实体经济的帮助效果没有那么明显，那么资金也同样会撤离。”
　　夏春称，实际上，全球的几百万亿美元资金不断在全球市场进行动态调整，会综合考虑经济的基本面好不好，考虑货币政策资金流向，再考虑估值，始终在进行平衡、调整。
　　“2019年全球地缘政治局势值得高度关注，其对于油价而言，可能是重要的上行风险点。”李超表示，目前市场普遍预期全球总需求回落，原油供大于求，油价大概率处在低位。但是当市场越是不关注地缘政治风险时，相关事件对市场的潜在影响将越大。“未来值得关注的风险点包括伊朗与美国的战略博弈态势是否升级、叙利亚局势是否升级成局部战争、土耳其与美国关系是否进一步紧张、美国是否会对委内瑞拉石油实施制裁、以色列和伊朗冲突是否持续激化等。”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直接影响我国的外贸进出口，外部需求在减弱，未来全球资本流动、跨境贸易投资合作都要受到一定负面影响。”徐洪才表示，打铁要自身硬，我们已经过了模仿学习的历史阶段，当下环境对我们自主创新能力这一块也是一个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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