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景监狱”视阈下的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质量提升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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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自1997年正式启动。自实践开展以來,各高校的“三下乡”活动广泛蓬勃开展,逐渐成为在大学生中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实践品牌项目,但问题也逐渐凸显,亟待解决,实践质量亟待提升。文章将从传播学的“共景监狱”视阈出发,将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的发展过程置于“全景监狱”到“共景监狱”的演变过程,指出当下存在的思想认识片面、培训指导不足、保障机制滞后、评估方式偏差等问题,并立足新的发展背景,围绕“重反馈、重协同、重过程”提出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质量提升的路径。
关键词:共景监狱;社会实践;质量提升
“共景监狱”这一概念由“全景监狱”演化而来。全景监狱是英国建筑师边沁的设计:四周是一个分割为许多小囚室的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囚室中的每个人处于被隔绝与被观察的孤独状态,他们能够目睹瞭望塔高大的轮廓,却无法看清塔中情形,只能假设自己时刻受到窥视而自我制约。因此塔中可以是任何人,且不必时刻在场,亦能完美实现其监视功能——“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一种真实的征服”。米切尔·福柯将现代社会比作边沁的全景式监狱。他认为在传统社会,社会管理者主要是通过信息不对称的方式来实现更低成本和更高效率的社会治理。而后也有更多的技术控制论学派学者将其运用在传播学研究之中。
新媒体时代的来临将“全景监狱”时代引入“共景监狱”时代。在“共景监狱”的社会模式中,已经不再是个体瞭望塔对众人的监视,取而代之的是众人对个体的凝视与控制。他们之间信息的分配已经比较对称了,管理者在信息资源把控方面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试图通过信息的不对称所实现的社会管理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大众可以通过自媒体渠道发布和接收信息,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管理者和传统媒体的监督。这种模式被称之为“共景监狱”,这种变革保障了其生命力。
从“全景监狱”到“共景监狱”的演变正如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的发展模式演变。1997年5月26日《关于开展大中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的通知》的印发,标志着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动。在这一阶段,通知由上至下下发,管理者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监督者,正如全景监狱中那座瞭望塔里的人,全程注视着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的举动,处于“全景监狱”阶段。进入21世纪,各高校的“三下乡”活动更加广泛和蓬勃开展,逐渐成为在大学生中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实践品牌项目。同时,互联网等新兴媒体逐渐登上历史舞台,管理者虽然仍是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但执行者有了一定了反馈渠道,有了了解其他队伍实践情况的手段,这些转变都源于信息的逐步等称,可见我国的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模式正逐步向“共景监狱”发展。
伴随着对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成果的肯定,一些质疑的声音也随之而来,这一趋势随着时代的发展愈加明显。通过问卷调查、个案分析和文献研究,当前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实践平台相对狭窄,系统性有待加强。目前,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平台主要包含校内、校外和网络实践基地。校内实践基地主要为各学科实验室以及校内承办的一些活动、赛事。然而,在实验室的科研实验通常缺乏专业教师指导,假期承办的活动也数量有限,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积极性。校外实践基地虽然每年都在不断扩充,但缺乏系统规划、管理和统筹,且通常由学校与实践单位对接,学生对校外实践基地的了解有限,限制了大学生前往校外实践基地进行实践的可能性。网络实践基地主要用于公布社会实践的各类信息,但由于不受重视,很多高校投入力度小,网络平台更新信息的全面性、及时性大打折扣,使大学生缺少全面了解实践信息的渠道。
二是组织实施力量薄弱,协同性有待加强。由于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通知由共青团系统下发,因此,组织实施方通常为学校团委及学院团委,指导教师也由团委老师担任居多,专业教师积极性不高,从选题、指导、实施、宣传等各个方面,参与力量都较为薄弱,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策划创意水平低、实践指导力度缺失、实践实施主体单一等问题,协同性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是考核机制较为单一,科学性有待加强。由于组织实施主体的单一,当前大学生社会实践的考核结果通常由各级团委根据实践单位的反馈意见得出,考核结果一般为“通过”,未进行具体细化。因此,很多大学生将考核结果与实践单位盖章等同,并未真正参与实践,使社会实践流于形式,这也是调研中反应最突出的问题之一。考核方式、评价主体、认定结果的单一,影响了社会实践考核机制的科学性,亟待加强。
四是实践内涵不够深入,应用性有待加强。目前,很多高校未将实践成果后期的交流、评价、推广与考核成绩挂钩,学生因此出现了为了成绩而实践的情况,不注重实践内涵,这与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的通知精神已经背道而驰。实践成果交流平台、实践成果转化与推广机制的缺失也是实践内容缺乏内涵、流于形式的重要原因,这与意识、制度、平台的缺失是息息相关的。在这样的形势下,当前的很多社会实践成果未能进行推广和深入应用,存在一定的资源浪费现象。
这些问题正是在管理者与受众的接收信息逐步对称的过程中由受众提出的,这个过程正是由“全景监狱”向“共景监狱”发展的过程。问题的出现也反映出这个过程还很漫长,仍需不断完善。回顾从“全景监狱”到“共景监狱”的社会场阈转换过程,可以总结出信息对称、全民参与、体系重构、安全阀逐步形成等特点,参照这些特点,可以从中总结出社会实践的发展方向。
第一、信息对称,这就要求努力搭建线上线下全过程育人平台。“共景监狱”是传播的技术革命促成的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管理者与受众之间信息的逐步对称,传播方式不再是单向传播。信息对称可以使受众在充分获取信息的前提下有效达成目标,并对管理者形成监督,从而保证过程的公开公平公正,这在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中同样适用。要实现信息对称,社会实践的组织单位要提供线上、线下信息共享平台,通过新媒体手段定期公布实践要求、注意事项、各团队进展情况、奖项评比等信息,通过线下会议、沙龙等形式,为实践团队之间的交流学习提供平台,为表现优秀的学生提供展示的平台。这些平台的信息传递应该是双向的,应给学生提供反馈渠道,实现其平等对话的功能。只有这样,组织方才能更充分地掌握学生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有的放矢地提供解决方案,让学生获取充分参考信息的同时调动学生参与实践的积极性,提高实践质量。 第二、全民参与,这就要求不断探索协同育人的实践机制。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前提下,大众可以通过信息技术渠道获取更多的信息和更多参与社会议题的机会,管理者不再仅是政府,还有通过各类渠道参与的大众、社会组织等。全民参与,这是“共景监狱”的另一特征,也是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的发展方向。就高校内部来说,应让更多的部门和教师参与到社会实践的组织管理和指导工作中来。就高校外部来说,政府机关应为社会实践提供各类资源保障,让社会实践无后顾之忧,各类企事业单位应积极配合,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基地。在此基础上,高校相关部门应统筹各类资源,分别建设实践项目库、实践基地库、指导教师库,并在信息平台进行公布,使学生的社会实践更有保障,更系统。在考核过程中,也应充分考虑各参与方的评价,而不应完全以实践单位盖章或新闻报道情况作为衡量标准。当政府、社会、高校共同参与进来时,才能实现资源最优化,效果最大化,更加系统化、科学化的协同育人机制才能形成。
第三、体系重构,这就要求积极打造融通第一二课堂的大实践模式。从管理对象到管理者,大众的身份在“共景监狱”的社会场阈中发生了巨大改变,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管理体系的重构。在社会实践完全普及化,问题日益凸显的今天,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的体系也需根据时代要求进行重构。第二课堂作为第一课堂的有力抓手和有效延伸,近年来在实践教育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正是属于第二课堂的行列。当前的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实践集中在暑期,很多实践项目存在与第一课堂完全脱节,这并不符合社会实践作为第一课堂延伸的定位。在更多单位和指导教师参与进来的同时,第二课堂与第一课堂的融通也是势在必行。以南京工业大学为例,该校于2017年起新增“思政课实践教学调研”专项项目,校团委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合作,将国情社情调研与红色寻访作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的必修环节,由“毛中特”教研室选题、考评,同时计入学生“毛中特”及“社会实践”课程成绩,该学期开课的全部学生均需参加专项调研。除了第一课堂,西部计划、苏北计划等实践形式也应纳入大实践环节中来,使实践内容、实践载体更丰富且成体系。
第四、安全阀形成,这就要求推动建立社会实践内涵化建设的目标导向。在“共景监狱”社会场阈下,人们在“交头接耳”中沟通着彼此的信息,设置着社会的公共议程,这种社会话语能量的巨大释放给社会的管理者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无穷的困扰。“安全阀”在这种情况下被提上议程,管理者需充分调动社会成员的力量和智慧,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公共平台的构建者和社会对话的组织者。对于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来说,其安全阀的建立应以实践的内涵化建设为目标,不断强化实践的教育意义,在实现育人价值的同时有效形成内在安全阀。浮于表面、流于形式是调研中顯示比较突出的社会实践问题所在,这与“让大学生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的要求严重不符,可见,社会实践的教育意义亟待加强。既要加强项目设计和引导,也要重视实践成果的应用推广,让实践成果摸得着、看得到。当然,来自社会、政府及大众的其他外在监督也必不可少,只有这样,“共景监狱”场阈下社会实践的安全阀才能真正起到把关作用,有效避免因信息对称、全民参与带来的负面效果。
从“全景监狱”到“共景监狱”社会场阈转变过程中所显示出的特点对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的质量提升具有借鉴意义。畅通培育渠道,打通育人模式,共享培育平台,形成合力育人机制是“共景监狱”视阈下提升社会实践质量的必经之路。当前,一些高校已经做了有效尝试。如何建成重反馈、重协同、重过程的大实践模式,仍需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1]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2003.
[2]波斯特.信息方式[M].范静哗,译.商务印书馆,2000.
[3]喻国明.社会话语能量的释放需要安全阀——从“全景监狱”到“共景监狱”的社会场阈的转换说起[J].新闻与写作,2009(09).
*基金项目:“南京工业大学2018年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立项编号SZ20180332)。
(作者单位:南京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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