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区东周汉代考古学文化遗存考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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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雄安新区地理位置优越，历史文化底蕴厚重，发现的东周汉代考古学文化遗存丰富。以这批材料与文献资料，对雄安地区燕文化和汉文化进行了一些探讨，形成了一些认识：雄安附近的古南易水周边区域可能为临易故城所在地;燕南长城凸显了雄安在东周时期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汉代雄安地区“事死如事生”观念浓厚，地主庄园经济较为发达。
关键词：雄安新区;燕文化;汉文化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14.030
1 雄安新区考古学文化遗存及研究现状概述
雄安新区包括安新县、容城县、雄县及周边部分地区，其考古学文化遗存丰富，文化内涵厚重，对于雄安新区建设过程中的文化建构具有重要的作用。早在上世纪50年代，文物工作者就围绕这一区域进行过一些零星的考古工作，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大量考古调查、征集和发掘工作，不断积累起丰富的考古学资料，随着雄安新区的设立，当地的考古工作更是进入了一个重要时期。较为重要的地点有上坡、辛庄克、北刘庄、留村、梁庄、南阳、晾马台、西北阳、罗河、白龙、北城西、六合庄、平王、刘家庄西北、大张堡西、大南头、小南头、午方、北庄、宫岗、北城、南张、店上村、西里南、燕南长城等30余处。当前对该地区周代以前的考古学研究较多，尤其是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研究较为丰富，也有学者对东周燕文化相关问题做过研究，然而观点具有颇多争议。在该区域历史发展进程中，汉代也是一个重要时期，但相关研究较少，因此对雄安新区东周汉代考古学文化研究显得重要。
2 雄安新区东周考古学文化遗存考察
目前雄安新区地域所能看到的东周时期考古学文化遗存主要集中于容城县境内，以南阳遗址及其周边相邻地区为主，此外比较重要的还有燕南长城。出土的东周时期遗物主要有：铜壶、铜鼎、铜戈、铜壶盖、铜簋、铜钱、铜带钩、玉柱形器、陶罐、陶鬲、陶盖豆等。众多遗址中，以南阳遗址、晾马台遗址以及古贤村遗址较为重要，文献记载的“桓侯徙临易”中的“临易”，很有可能就是此地，这个问题对于东周燕文化研究很重要。燕国延续了八百余年，自“封召公奭于燕”到燕王喜被俘，燕遂灭。据文献所载以及考古材料，基本确定最初的燕国都城就是今北京琉璃河董家林古城，武王克商后，封帝尧之后于蓟，与燕相邻，后来蓟被燕所灭。山戎攻燕，鉴于实力悬殊，燕被迫迁都临易。近年来在南阳遗址及附加发现了许多重要的遗物，如“西宫”铜壶、“燕王职”、“燕侯戟”铜戈等，从其铭文、形制及纹饰可以断定其属燕国产物，另发现“左征”铜壶盖1件，与“西宫”铜壶盖相似。此外，有大量燕国货币，有些带有铭文，形制多样，这些货币的发现说明当时该地区贸易较为发达，商品流通率和生产力水平较高。《水经注》曰：“瓒以易地当之，故自蓟徙临易水，谓之易京城，在易城西四五里……其楼基尚存犹高一匹余基上有井世名易京楼卽瓒所保也”，目前考古资料发现，古易水附近南阳村、晾马台村、古贤村都有发现城址残基，都有可能就为公孙瓒所据守的易京城。《水经注》中说到易京城在易城西四五里，从中可以猜测临易可能在临近古易水今雄县西北部地区。
桓侯在位时间为公元前六百九十七年至公元前六百九十一年，文献记载桓侯徙临易是在鲁庄公时期，所以迁都时间应该在春秋早期。而这批遗物的年代属于春秋战国时期，因此从年代上来看，二者基本相符合，但是并不能就此认定该地就是临易故城。根据调查资料，南阳遗址及附近的古贤村发现的遗址都属于城址遗迹，晾马台台基遗址也与城址相关，虽说属于城址，但发现的遗物并不一定就是当时临易之物，可能是一些原因导致散落该地，而且与之相关的器物数量很少，不具普遍性，在遗址及周边也没发现绝对说服力的材料，现有考古材料不足以支撑此观点。由于城址上出土了上述带铭器物，还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笔者认为临易故城在古南易水周边区域可能性最大，不排除就在南阳遗址及附近。
不仅因为出土的铭文器物所带来的信息，而且可能与燕文公徙易有关，这里指燕下都，其兴建于战国时期，选择此处可能是吸取徙临易的经验，燕下都西依太行山，建在中易水和北易水之间广阔的平原上，两河为天然屏障，比南阳一带军事防御功能更强。从存续时间上看，临易仅存了四十年左右，而燕下都延续了三百年左右，两次都是被迫迁都，因而对军事防御功能方面考虑比徙临易更多一些。就地形地势看，燕下都所在地更具防守优势，因而这次迁徙地选择在早先废弃都城周边，更有地理优势的今易县地区。因此，临易故城所在地很可能在古南易水周边区域。
通过考古发掘和调查发现，整个雄安地区的东周考古学文化遗存，形成了以容城南阳遗址为中心，向周边地区扩散的格局，东周燕文化对雄安地区南阳遗址及附近古南易水区域影响很深。
3 雄安新区汉代考古学文化遗存考察
山戎兵败，燕国北部边境危机解除，考虑到燕国南部地理位置偏僻，就决定北上迁都蓟，延续了四十年的临易城不再作为燕国都城且后来被毁。目前，在雄安地区发现了一批汉代考古学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容城周边，其形式多为汉墓，如：容城南河照村东汉砖室墓、城关镇北城村东汉墓等。容城南阳遗址也有汉代文化遗存，因为早年发现的“易市”陶罐，其形制、字样等，表现出秦汉时期风格。汉墓出土器物主要有：陶磨、陶罐、陶壶、陶楼、灶台、陶鼎、陶鸡、陶猪、陶狗等陶模型明器以及骨质算筹，珍珠串珠，铜钱、漆盒等。出土器物中陶质模型明器占大部分，种类齐全，包括生产与生活用具、动物佣、建筑明器几类，这些模型明器除了体型小于日常实物外，其它方面与其保持一致，是对当时日常生活的反映。模型明器种类较多，也反映了雄安地区在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墓中出土了十二生肖模型，表明汉代该地区家庭饲养业发达;发现了陶仓，说明家有余粮，是家庭富裕的一种表现，更是农业生产进步的体现。珍珠串珠、漆盒出现，不仅是财富象征，更是人们审美意识的体现，反映当时该地区的人们对个人外表形象的重视。
《容城县志》载：“汉封降王有容氏于此，置容城县”。汉代置容城县，使得进入一个相对平稳时期，政治稳定是该地区社会进步，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出土器物中发现了骨质算筹及许多铜钱，说明商品交易涉及金额较多，需要借助计算工具，反映出该地区贸易发达。雄安地区汉墓中出土了陶楼、厕所等建筑明器，墓室本来空间有限，通过这类明器，使有限的空间得到“扩大”，同时与生产生活类、动物佣类模型明器构成一个整体，是对墓主生前生活场景的再现，符合汉人“事死如事生”观念，也反映了汉代雄安地区同样受到汉王朝大一统下社会主流丧葬观念影响。此外，通过对雄安地区已发现的汉墓中随葬物品观察，发现陶明器基本为素面，數量有限，缺少贵重物品，说明墓主人应该属于农村中小地主。这些汉墓陪葬品类型、数量、组合情况，实则反映了汉代雄安地区地主庄园经济发达。
4 总结
经过雄安新区东周汉代考古学文化遗存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后，对雄安地区东周燕文化相关问题，尤其是存在争议的临易故城进行了分析，结合考古材料与文献资料，认为临易在古南易水周边区域可能性最大。此外，对雄安新区汉代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分析，认识到汉代雄安地区地主庄园经济较为发达，商品贸易同样发达，而且通过汉墓随葬器物分析，发现汉代雄安地区在随葬制度上奉行“事死如事生”观念，反映了汉文化的多元一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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