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楚雄地区的集市与市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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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侯官响 楚雄师范学院
云南自古商业不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但无巨商大贾，“往来求息，大半仅谋朝夕”。在贝币时代，“贝盈千索便为富家”，而在白银为主币的雍正时期，“犹称富民曰‘有 ’”。
“商业之发达与否，盖与时代、民生、环境胥有密切之关系”。对于地处边陲、夷汉杂居、交通不便的楚雄地区而言，生存环境的影响要更大一些。且看光绪三年（1877）楚雄府南华县沙滩村刘宇清“高祖刘公讳楷老大人之墓”碑文：
南山中，林木茂，野兽多。我元祖，农耕少，猎事多，率奴众，逐禽兽，朝夕乐;邻侵界，必战斗。当是时，夏衣麻，冬衣皮，朝食荞，晚食肉，得温饱。明洪武，土头薄，播种一，获八九;自此后，农事繁，猎事少，居住定，不再流。楷高祖，天顺时，土头沃，种一升，获二斗。楷祖时，嘉靖年，开沟渠，稻谷熟。高祖楷，街集兴，商贾出，带银两，购皮物。
由于山高林密，土地瘠薄，明代之前土著居民以游猎为主，仅得温饱;天顺之前，以农耕为主，居有定所;之后，水利兴修，土地肥沃，稻谷丰产;嘉靖以降，商品经济才有了大的发展，集市贸易兴盛，银两成为主币。
一、集市
古代“市”，又称为集市、市肆，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人们聚集和贸易有无的场所。谢肇淛《滇略》卷四言：“市肆，岭南谓之墟，齐赵谓之集，蜀谓之亥（场），滇谓之街子。以其日支名之，如辰日则曰龙街，戌日则曰狗街之类。至期则四远之物毕至，至日午而聚，日入而罢。”明清时期，云南集市贸易有了较大发展。不过亦如《云南产业志》所言：“滇省大商少而小商多，肩挑背负，藉搏蝇头者多于过江之鲫，咸以赶集为生活”。大商来云南贸易者，以外省人为多。
在楚雄地区，明清时期也形成了规模不等、类型繁多的集市。集会集市是市场诞生之初的一种较原始的贸易形式。希克斯指出：“任何一种社会集会（如宗教节日）都能为贸易提供机会;贸易开始是偶然性的，逐渐变成经常性的。”万历时云南布政使司右参政谢肇淛说：“滇民以市为景，游人纵观。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绵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一岁凡十二市。”康熙《定远县志》便明确记载，定远县彝族每逢农历三月二十八日“赴城南东岳宫赶会，卖棕笠、羊毡、麻线。至晚，男女百余人嘘葫芦笙，弹月琴，吹口弦，唱彝曲……环围跺左脚，至更余方散”。而大姚“僻处山中，无轮蹄之辐辏，无帆樯之停泊，肩挑背负，易粟易布之外，惟日用薪县蔬而已。去城远近不一，互于适中之地设一市，约期会集，熙来攘往，于以见太平之象焉”。
明清时期形成了众多的定期集市。正德《云南志》卷九《姚安府》载：“姚州人民一日一小市，谓之小街镇;五日一大市，谓之大街子。”康熙时期许多地方志都记载了以属相命名的街子：楚雄“日中为市，率名曰街。以十二支所属，分为各处街期，如子日名鼠街，丑日名牛街之类。街期各处错杂，以便懋迁”。姚州“市肆，以十二支所属之日为率，如寅为虎，午为马之类，俗呼为‘街子’”。广通“县前五日一市。逢五逢十，远近咸集。各携所畜，相为贸易。”定远“市肆以单日为期，日中而聚，日昔而罢。邑东离城百一十里地，匝村以卯戌日为街期，近村居民及倮?买卖粟麦、布匹、牲畜，一日而散。”武定府“和曲州有虎街、鸡街、龙街、羊街，禄劝州有鼠街、犬街、羊街、龙街”。元谋县“马街，在官庄;二相街，在北关外，六日一街，辰戌二相为期”
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曾在元谋逗留数日。崇祯十一年（1638）十二月初一日，徐霞客到达元谋之官庄。官庄毗邻马街，明代即成为商业中心，人称“金马街，银元谋”，被誉为“滇南大都会”。崇祯十二年（1639）三月初四，徐霞客在大理洱源西山，感受到“其村氓惯走缅甸，皆多彝货。”其中一些彝货当从楚雄地区。十五日，徐霞客观察到，“是日为街子之始。盖榆城有观音街子之聚，设于城西演武场中，其来甚久。自此日始，抵十九日而散。十三省物无不至，滇中彝物亦无不至”。
明清时期楚雄市场上流通的主要是与广大山区人民生产、生活相关密切相关的物品，大宗的如粮食、布匹、柴薪、牲畜、木材及盐铁工具等，小宗的如针线、香菇、蜂蜜、黄蜡、鹿茸、麝香、熊胆等及各种野兽皮等。粮食市场，楚雄县“米市二：一在县署前，一在书院街……各置米牙行，一年一替”。牲畜市场，大姚县市场分“东、西、南、北、中”五街，逢三、六、九街期。四关厢，惟东关为猪市，牛、马、骡、驴皆于是售。山区农村市场则物品繁杂，多为山间土特产品。如元谋县“倮?，多耕种山田，肩担背负，采薪拣菌贸易盐米”;白盐井倮?“着毡衫，带短刀，常以竹木野疏入市贸易”;傈僳披羊皮褂，“每取山禽野兽，并松明、苫片等入市货卖”;镇南州“凡夷民山居，多种麻，除织麻布自用外，则制麻索麻线卖之”。
上述集市的首要功能是满足当地居民的日常需要，有的交易方式比较简单，以货易货者也不鲜见。其次这些市场还具有“保障供给”的经济功能，即在满足聚落和附近居民日常需要的同时，也能满足商贾贸易的需要。既有为买而卖，也有为卖而买。另外府县驻地的城市市场，也具有商品集散地的功能。不过遗憾的是终清之世，楚雄集市中还没有出现资本市场和雇工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而在上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苏州地区，明代中后期即已形成规模。如弘治时期（1488-1505），银作为生息资本，已为苏州普通民户接收，“其铜钱或银，则五分起息，谓之生钱”，并且形成固定的利率标准。万历时期（1573-1619），罔籍田业的苏州市民，“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为饔飧计，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人织则腹枵，两者相资为生”。
楚雄当“四达之冲”，有“盐井之利”，亦是“商民走集，称为大郡”。楚雄府形成大小不一的集市贸易，有其地利因素，亦得到了地方官员的支持。当然这与集市能給政府部门贡献商税关系甚大。所谓“县之税客，本为商税，任货皆得税之”。洪武二十三年（1390），即“诏定商税三十税一，设云南、大理、临安、楚雄、永昌五府税课司”。隆庆时期（1567-1572），商税年征422两。万历时期（1573-1620），年收商税、门摊、酒课、窑课等项共计820两。康熙时广通县额课商税银36两，遇闰照加银3.6两，酒课银2两;元谋额征商税银48两，遇闰加银4两，额征新增马街六款商税银10.77两;镇南州实征商税51.3两，遇闰照加。定远县由于商贸不兴，因而徭课商税所征无多，全年只有13.1两，遇闰加征1.73两。 相对而言，明清时期改土归流比较彻底的地方，商品经济发展要比仍然保留土司残余势力的地方活跃。隆庆元年（1567），明王朝在云南武定实行“改土归流”，自此武定势力较大的上司不复存在。但由于长期以来土司在彝族社会中的影响，以及较汉族地区发展缓慢的彝族社会的特殊性，明朝又不得不在彝族地区保留一定程度的土司势力，同时又将土司的势力、财产，职权等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同样的原因，清朝在消灭南明政权、彻底镇压明未农民起义、实现全国统一后，又恢复武定原那氏土司的土职，让他们负责彝族地区的“巡捕征粮”等事务。
随着彝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及彝族和傣、傈僳、汉等族人民交往的增多，在彝族地区设立街场，用自己的土特产交换需要的物品，是广大彝族人民心愿。清道光十一年（1831），武定幕连乡土司那联第等向武定地方官府呈交了一份《那第等沥陈恳恩赏准移街场事》，表达了当时彝族人民要求摆脱封建领主束缚，设街贸易，发展商品经济的心愿。呈文略曰：
窃城有市，而乡之有场，原为通商贸而聚货物，则国课有赖，民生得便。但非其地而兴贩无从，若罪其人而买卖难集。本年五月内有杨正春之佃户梅洪科等于乍赍地内私设街场，曾经正春禀请驱逐，株连无辜，拖累数月。泣思日中为市，悉听民便。况民住址前后村庄人烟稠密，离城窎远，布帛菽米艰于易贾，牲畜买卖远奔他方，私习私卖瞒官漏税不一而足。致税务利于异域，黎民苦于奔驰，不如建设街场之为美也！天星化日照临，无地用隔产商，请示恳恩准移街场于民祖遗马德坪基地内。其地当道，设街通商，货物鳞集，不特便民利赋，并便保举妥实稳当街长头人，赏给执照，充当镇压防范匪徒，使牛、马、猪、羊牲畜等项税归官征，量拗升斗些微蝇头准给头人街长应办公务。
那联第联合川人在慕连地境内修盖房屋，设街贸易，但遭到另一土目那振兴的反对。那振兴以“易藏奸匪”、“恐五方棍徒丛集酿成巨案”等为由，上告官府，取消了街市，驱逐川人，并封禁了川人来慕连所经的禄劝县属志里渡口。这样设立街场之事就偃旗息鼓了。
二、市镇
“人烟辏集之处谓之市镇”，人烟因何而聚集，首先第因为工商业兴旺而引起“商贾之往来，货物之贸易”。随着人口的增加和膨胀，市镇便成长起来。明中叶后江南地区市镇星罗棋布，即属这种情况。如苏州府吴江县治东南的盛泽，明初居民只有五、六十家，嘉靖时“居民百家， 以绸绫为业，其后，商贾辐辏，烟火万家，百倍于昔”，迨至万历以后，“绫罗纱绸出盛泽镇，奔走衣被遍天下。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而来，摩肩连袂，如一都会矣”。
与江南地区星罗棋布不同，楚雄地区完全靠商贾贸易而形成的市镇则寥若晨星，只有元谋县的马街和大姚县的苴却比较突出。明清时马街为两省通途，每逢街期，百货云集，甚至吸引了邻县定远的居民赶马街贸易。康熙时元谋知县翁咏榴赋称：“上达郡城省会，下抵江外巴巫，商多三姚景楚，客尽江右湘湖，所谓东南都会也。”大姚县的苴却，“在城北180里处，为滇蜀往来大道，室庐稠密，五方杂处，为县境一大市镇，因而设有姚安府税局和苴却税局。府税局在苴却征收商税，其牲畜、土货、杂税，均县征收。自牲杂税均归府收，县税局遂废”。
倒是盐矿的开采和盐业经济的发展，成就了两颗熠熠发光的明星市镇，即黑井、琅井所在的黑井镇和白井所在的石羊镇。食盐的消费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是生活中的必需品。盐泉一旦开采，所产食盐除满足开采者或当地居民需要外，剩余产品必然要走向市场。生产的单一性使它们成为盐商品的重要产地，并且集聚了一定人口。而在生产、生活资料方面，却无法自给，需要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与此同时，此类产地又因其发展潜力而吸引着各色人等的关注。无业之流民至此从事开采，逐利之商贾则前来兴贩贸易，“商贾则酤者、屠者、渔者、采者，任其环居矿外”，从而形成固定而庞大的消费市场。随着人口逐渐密集，消费逐渐升级，工商业市镇便应运而生了。
“云南在职方为一隅，而黑井于云南又为一隅。无论《禹贡》所载，固不可得，即布帛菽粟，且仰给于他所。盖盐之外，无产也”。粮食和布帛需要运进来，而食盐需要流出，这是一种“以卤代耕”的生产模式。“蕞尔之地，又在深山大泽之中，男不耕，女不织，饮食日用，日视其井水煮以为盐，上以输课，下以资身”。黑井盐“赋税甲滇，为八井之最”，说明其产量最多，因而为之生产与服务民众亦最多，人流、物流在此交汇。“闾阎云集，宅舍缠绵，立千门以共启，辟万户以相先”。随着当地盐业的不断发展，黑井地区的集市贸易也逐渐扩大，民国初期就在此地设盐兴县。至此，黑井经历了因盐得名、因盐兴镇、因盐设县的历程，成为一座与盐业经济休戚相关的盐业市镇。杨璿《烟溪赋》描摹了黑井镇的繁荣景象：
其街衢，不独有前，亦且有后。往逆风而难行，来顺风而北走，道□背而莫竟。其颠巷羊肠而不知其口，肩相摩，趾相蹂，乘骑必须于按（鞍）辔，步履不容以携手，通牛马于中央，分男女于左右……街衢交通，肆市旁列。贸迁聚异地之人，籴粜四方之客。衒珍错与纨绮，陈菽粟与布帛。骨角齿牙，羽毛皮革，争居贱以征贵，幸子千而母百。货因时以低昂，人因物为巧拙。
与马街与苴却不同，黑井弹丸之地，坐落于深山之中，并非商贾往来的必经之地，而成为繁华市镇并长期繁荣，其“唯一因素便是产盐和食盐交易”。明清时期，黑井盐产量呈上升趋势，且盐品质亦属上等，因而商民云集，产销两旺。当然，这是以交通便利，运输通畅为前提的。康熙时黑井提举司提举沈懋价亲撰《黑盐井修路记》云：“盐以资民食，以供国课。牛马一日不入井，则挽运误，误挽运，则盐有壅集破烂之害。牛马一日不出井，则缺民食，民食缺，则课有拖逋负欠之忧。己卯以前，一季不能运半年之盐……盐块破烂，挽运愆期，至灶户有改煎之累，地方有茹淡之苦。究其原委，總由道路险峻，商旅裹足故也。”
白井所在的石羊成为市镇的情形与黑井相似。白井居深谷中，四山壁立，其生产活动也是围绕盐业而展开的。“商贩往来，车马辐辏，视附近州县，颇觉熙攘”。由于大量商人参与了盐产地贸易，使盐井店铺日益增多，逐渐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市镇。从清初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在白盐井聚集的人口逐渐扩大，最多时超过一万多人。而差不多同时期白盐井所在地的治所大姚县城，道光二十五年只有“六百三十九户，一千四百七十五丁，一千三百七十口”。仅就人数而言，白井人口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些县城的人口规模。 雍正《白盐井志》云：“白井僻居一隅，人以煎盐为业，办课甲于滇省，所食米粮全赖运盐商贩顺便携来。”白井由于地处山地峡谷，土地贫瘠，耕地缺乏，盐业在此犹如其他区域的耕作业，因此“以卤代耕”是白盐井民众赖以生存的基本方式。正如光绪《续修白盐井志》所说：“白井居山涧中，绝少田园，粟米皆资邻境贸迁，惟盐莢之利上贡。”随着经商人员的增多，白井的市场规模迅速扩大起来。“南北通衢，总为一市，诸货骈集，惟易米在司衙大门外，柴系各井随到听买，其余货物，旧井居多”。
市场的扩大，居民的增多，明时地方官员“将井地编定五坊，曰绿萝，曰宝泉，曰荣春，曰思善、曰让训……外筑土城，建关口栅栏十七处”;清时在此基础上，又建了衙署、坛庙和仓储，地方行政设施就更加完善了。
作者简介：侯官响，楚雄师范学院副教授，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理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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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康熙《大姚县志》，《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大姚卷上》，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标点本。
[6]（明）王士性：《广志绎》，中华书局，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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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康熙《元谋县志》，《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元谋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标点本。
[10] 康熙《武定府志》，《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武定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标点本。
[11] 康熙《姚州志》，《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姚安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标点本。
[12] 侯官响：《明代云南银矿开发及其对财政的影响》，《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13]（清）倪蜕著，李埏校点：《滇云历年传》，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4]（清）顧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1955年版
[15] 侯官响：《明代云南赋役征银与财政转型》，《地方财政研究》2018年第12期。
[16]（明）蒋以化：《西台漫纪》，浙江巡抚采进本。
[17] 刘尧汉：《彝乡沙村社区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页。
[18] 谢肇淛：《滇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
[19]〔英〕约瀚·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20]（光绪）《续修白盐井志》，《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大姚卷上》，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标点本。
[21] （明）徐弘祖著，朱惠荣校：《徐霞客游记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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