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明清瓷器体现的教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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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盼盼
摘 要：明清时期，教化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教化思想反映在各个领域，也包括作为物质载体的瓷器。瓷器上蕴含的教化思想有儒家的伦理道德、崇文重农、神道设教等。这些教化思想借由瓷器的纹饰和功能得以充分体现。
关键词：瓷器;教化;纹饰
教化是古代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概念，据《说文解字》：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化，“教行也”;段注“教行于上，则化成于下”。由此可知，教化是一种道德治理方式，即以教致化、教而使化，通过长期潜移默化的道德教育和影响，达到徙善远罪、移风易俗的目的，从而维持统治阶级所需的平和稳固的社会秩序。
明清时期封建专制集权政治达到顶峰，出于统治需要，历代君主均视教化为要务。如朱元璋曾说“治国之道，教化为先”“治道必本于教化”，康熙帝亦云“治天下者莫亟于正人心、厚风俗。其道在尚教化以先之”。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推行，官方教化思想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当时的文化、艺术、技术等各个领域，如绘画、戏曲、小说、雕刻等，也包括瓷器。瓷器与教化，二者联系紧密，形容陶瓷制作常用的“埏埴”一词，本身就有后天教化、培养的含义;而明清时期的教化思想在瓷器之上亦得到充分体现。
1 伦理道德
伦理指的是一种道德现象或道德关系。明清时期程朱理学为主导的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因此，儒家的伦理道德成为最基本的教化思想。儒家的伦理观内容丰富，如五伦、三纲五常等，在瓷器绘画上多有表现。
①五倫。五伦说最早由孟子正式提出，“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可见五伦之说本身就带有圣人垂教的意味。中国古代绘画中表现和宣扬“五伦说”最为常见的是五伦图，或称伦叙图，沈铨、任伯年、张熊、朱偁等均绘制过《五伦图》。而其作为瓷器纹样最早出现于清朝康熙时期，流行于以后各朝直至民国。图画中以凤凰、仙鹤、鸳鸯、鹡鸰、黄莺这五种禽鸟寓意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人伦关系。凤凰居于梧桐树下，鹤、鸳鸯等伴于左右，又有牡丹、灵芝、山石等陪衬其间。雍正皇帝曾作《五伦图歌》，其中说到“感兹群鸟义可取，从明五教敷条章”，表明其具有明显宣教之意。瓷画中有表现五伦其中之一的，如清末民国极常见的一种瓷器，画一雀鸟立于枝上，做鸣叫状，旁边题有“枝头求友”四字，取自《诗经》中“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体现的是“朋友有信”。
②三纲五常。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它其实也是一种人伦关系的阐述，只不过带有明显尊卑主从关系。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五种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可看作是处理人伦关系的道德准则。朱熹常将三纲五常并提，使其成为封建道德规范的核心。瓷画表现纲常思想的题材中，较为常见的是“三纲五常图”，即画三口缸，五人围聚尝酒，取其谐音。三纲中的“父为子纲”，在明清时期演变成为子女对父母无条件的孝，弘扬“事亲至孝”的二十四孝图也成为各类器物的装饰纹样。瓷器上二十四孝的题材最常见的有孟宗哭竹、王祥卧冰、彩衣娱亲等，都是“孝”这一重要家庭伦理思想的体现。除上述几种纹饰外，明清瓷画有不少内容来源于戏剧、小说、神话故事等，如岳母刺字、苏武牧羊、尉迟恭救主、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精卫填海。这些瓷画同它们的内容来源（戏剧、小说）一起起传达忠、义、勇、毅等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作用。
2 崇文重农
①崇尚文治。明清两朝实行文治的主要方式是学校和科举，二者相辅而行，偏重后者。明朝学者陈于陛认为科举“是励行崇化之道”。明太祖为吴王时已定文武科取士之法，至洪武十七年成为定式。清天聪三年，皇太极就发谕文，“今欲振兴文教，试录生员，诸贝勒府及满汉蒙古所有生员，俱令赴试”。入关定都北京后，更是以科举为“抡才大典”，这些都表明了统治者对利用科举、以行文治极为重视。明清统治者对科举的重视也反映在瓷器上，出现了诸多与科举有关的瓷器纹饰。此类纹饰大抵可分为两类，一类以登科及第为期许，表现金榜题名的美好愿景。这种又可分两种，一种止于高中本身，如一路连科、独占鳌头等;另一种则延展至高中后的丰厚回报，体现极强的世俗功利性，如高官厚禄、马上封侯。一类重经过，即表现读书进学的历程，如课子图、志在书中，籍此勉励父母勤育子孙、学子刻苦攻读。
②重农务本。中国自古是农业国，因而很早形成重农务本的传统思想。这一思想被统治者当作施政的根本方针而大力提倡，“帝王之政，莫要于爱民，而爱民之道，莫要于重农桑”。自宋以来，历朝均十分重视《耕织图》的绘制，其中最有名的为南宋楼璹的版本。清康熙时，命画师焦秉贞依照楼璹残本重绘，康熙所作序文中说“念生民之本，衣食为先”“且欲令寰宇之内，皆敦崇本业，勤以谋之，俭以积之，衣食丰饶，以共跻于安和寿富之域”，透漏出显著的劝农促耕之意。此后雍正、乾隆、嘉庆诸朝均绘有此类图画，或名《耕织图》，或名《桑织图》《棉花图》等，不一而足。康熙晚期，将《耕织图》移植到瓷器之上，种类包括五彩、青花、粉彩、斗彩。康熙耕织图瓷器代表了康熙官窑瓷器的极高水平，所谓“官窑人物以耕织图为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康熙五彩耕织图瓶，画面取《耕织图》中“舂碓”和“分箔”两组题材，每组各绘六农人分别从事碓米和养蚕的活动，情景生动真实，极具生活气息。北京故宫还收藏有一件青花耕织图纹碗，碗外壁绘《农耕图》中的“耙耨”场景，并有题诗。此外，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苏州丝绸博物馆及国外的吉美美术馆等均收藏有描绘《耕织图》画面的瓷器，中国嘉德、北京匡时等公司也拍卖过此类瓷器。这些瓷器的年代从康熙延续到民国，如景德镇陶瓷馆就收藏有一件民国时期的粉彩耕织图盖碗。同纸绢、木刻等诸多版本的《耕织图》一样，清代官窑瓷器上以耕织图作为装饰，是为了体现统治者对农业生产和百姓生计的关心与重视，向全社会传达重农务本、努力生产的理念，以教化百姓专于本业、勤于耕织。
3 神道设教
《礼记》中说“因物之精，致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姓以畏，万民以服”，即通过崇奉鬼神之道来使民畏服。这是儒家“神道设教”思想，为明清两朝所遵行。在统治者的观念里，鬼神是否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可借其来施行教化，成为一种政治和统治策略。“鬼神之说有益人心”。神道设教思想在瓷器上体现于两个方面：①用宗教题材为瓷器纹饰。神道设教观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宗教相结合，并对宗教进行改造，使宗教教义演变为教人要顺天安命、行善积德、尽忠尽孝，符合统治者维护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如在朱元璋看来，宗教可以“暗助五纲”。明清瓷器上有诸多宗教题材的绘画，常见的如八仙、老君、张天师、和合二仙、观音、罗汉、布袋和尚等。这类纹饰的盛行与统治者的喜好及国家的时局相关联，如明代嘉万时期崇奉道教，于是道教类题材的瓷器纹饰大增。明末社会动荡，佛教题材的故事比较流行。宗教题材的瓷器绘画在潜移默化中加深了人们对宗教鬼神的信仰，从而起教化之作用。②用瓷器为祭祀礼器。祭祀是神道设教的主要形式。宫廷祭祀方面，洪武二年，“定祭器皆用瓷”，此后即相沿成习。嘉靖九年，对祭祀瓷器的种类作了规定，“定四郊各陵祭器，圜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清初沿袭明朝旧制，乾隆十三年，“诏祭品宜法古……凡陶必辨色。圜丘、祈谷、常雩色青，方泽、社稷、先农黄，日坛赤，月坛白，太庙陶登黄质彩饰”。瓷质祭器的样式为仿青铜礼器的鼎、簋、簠、罍、尊、爵等，也有普通的碗、盘、碟。地方上的祭祀可视为宫廷祭祀的下移，如春、秋祭祀社稷诸神及先贤帝王等，亦用瓷器。据康熙《乐平县志》和乾隆《赣县志》记载，祭器有瓷灯、瓷彝、瓷鼎、瓷碟、瓷铏、瓷簠、瓷簋、香炉、瓷爵、瓷尊等。民间与官方用于佛教寺庙、道教宫观及家族祠堂祭祀供奉的花瓶、香炉、烛台，即所谓三供、五供，亦多见瓷器。乾隆时唐英曾主持烧造此类供器，现已流散至海内外博物馆及私人藏家手中。
明清时期的教化思想十分丰富，体现在礼乐制度、学校教育、乡约民规、圣谕旌表以至绘画、戏曲、舞蹈等各个方面，瓷器只是其中之一。瓷器虽然主要是实用器具，但却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其纹饰和功能能够很好地体现和诠释儒家伦理道德、崇文重农、神道设教等教化思想，可谓是达到了善与美、形与神的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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