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绿色发展研究现状及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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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绿色发展是化解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主要矛盾，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途径和有效方式。运用文献分析法和系统归纳法，对近40年来中国绿色发展研究成果进行了概括总结。通过不同视角的分析发现，当前绿色发展相关研究总体呈现研究尺度多样化、分析内容广泛化的特点;但绿色发展的理论框架体系尚未完整建立，监测和评估体系还有待完善，影响因素、机理机制及实现路径的探索亟须深入。
　　关键词：绿色发展;文献分析;时空尺度;内涵;评价;影响因素;研究展望
　　中图分类号：F124.5;F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08-0003-0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均取得了斐然成绩，但高投入型经济发展模式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却日益凸显，如何化解这一矛盾，实现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协调有序成为亟待解决的焦点问题。“绿色发展”作为以效率、和谐、持续为目标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是对传统发展的一种模式创新，是实现人类社会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新型发展道路[1]。当前，众多学者围绕绿色发展及其转型进行了大量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但总体来看，研究成果仍不够丰富，难以满足我国绿色发展实践的具体要求。鉴于此，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对我国近40年来绿色发展的研究特点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以期为该领域研究重点及后续研究方向提供理论依据。
　　一、研究尺度
　　尺度是研究客体或过程的时间维和空间维，体现研究对象的细节特征。时间尺度上有助于把控绿色发展的过程特征及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空间尺度上则有利于从研究视野及范围认识绿色发展的研究特点。
　　（一）时间尺度
　　结合多年来国内宏观经济目标及其实施效果，可以将绿色发展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1）萌芽阶段。从1978年开始，我国经历了“六五”、“七五”两个时期，改革开放全面启动，工业快速崛起，致使能源严重短缺，以煤烟为主的空气污染持续加剧。为解决该问题，1983年国务院将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学界关于中国环境现状及其环境政策分析的研究增多，但社会面临贫困压力较大，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尚未成为主流。（2）探索阶段。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经济效益产生的同时带来巨大的环境代价。随着1992年联合国《21世纪议程》的通过，中国发布《中国21世纪议程》，科学发展观、循环经济陆续成为新的战略部署。绿色发展的理论研究逐渐深入，并开始具有实践意义的评价研究，但机制机理以及实现路径研究还鲜有涉及。（3）推进阶段。“十二五”以来，中国经济模式进入3.0版，经济社会转型步伐加快，绿色发展正式进入国家发展战略，相关政策文件的出台使得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相关研究也由单纯评价区域绿色发展水平转向绿色发展影响因素、内在机理与实施政策的探讨。
　　综上所述，我国经历了由早期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到末端治理，再到将生态环境视为经济发展内在要素的三个阶段，绿色发展研究逐渐系统化。
　　（二）空间尺度
　　从区域尺度划分来看，集中于对跨省域、省域、市域和县域[2～5]绿色发展效率的评价研究。其中，由于制约沿长江经济带发达城市群发展的主要障碍是实现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因而跨省域的研究侧重于对其绿色发展效率进行评价;另外，由于资源型城市面临能源枯竭、环境恶化、主导产业更替等窘境，转型发展迫在眉睫，所以市域层面的研究侧重于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评价。
　　二、研究内容
　　（一）绿色发展内涵
　　绿色发展的概念界定目前尚不统一，学者们多基于相关概念比较视角对绿色发展内涵进行界定（表1）。据此，可将其概念概括为以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基础，立足绿色经济增长方式，兼顾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强调经济-社会-环境的共生协调，实现传统“非绿色发展”模式向“绿色发展”模式转变的动态过程。这一概念与绿色经济、绿色转型及绿色化的内涵虽各有侧重，又互联互通，共轭关系较强，但绿色发展从涉及领域上更具包容性[6]。
　　是以绿色经济增长为基础的发展模式，强调经济、社会和自然系统的共生性和发展目标的多元化，即三大系统间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强调资源能源合理利用、经济社会适度发展、损害补偿互相平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二）绿色发展评价
　　1.指标体系构建。针对不同评价主体，对指标体系构建内容进行分析。（1）全国及省域层面。北京师范大学提出中国绿色发展指数，该指数由10个二级指标和55个三级指标构成[7]，对中国及其省域绿色发展水平评价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2）城市层面。由于历史发展基础和发展定位不同，城市指标体系的构建呈现差异化特征。王艳秋等围绕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科技五大子系统[8]，构建了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能力评价指标。欧阳志云等征集环境治理投资、废弃物综合利用、城市绿色化等7项指标数据，对一般城市绿色发展进行评价[9]。（3）产业层面。苏利阳等首次从绿色生产、绿色产品、绿色产业三个角度对我国省际工业绿色发展进行了有效评估[10]。魏琦等从农业绿色发展的要求出发，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保育和质量高效4层面构建了中国农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11]。（4）企业层面。企业绿色发展评价是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实践的重要基础。全球最早的企业可持续发展指数是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DJSI）[12]，从经济、社會、环境三个方面评价了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近年由中国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启动的品牌项目“企业可持续发展指数研究”，该指标体系从企业实际需求出发，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中国企业现阶段绿色发展诉求，有利于引导和督促企业内部转型，提高综合竞争力。 　　总之，学者们多以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科技、竞争力、政策、效率等因素为参考准则，筛选隶属于不同研究主体的评价指标进行综合评价。但是，已有评价多强调经济效益指标，对社会公平、居民福利等指标关注不足。
　　2.评价方法选择。绿色发展评价主要有指数法和效率法。指数法主要是基于指标数据以及主、客观赋权，通过数理分析得出发展水平，常用的指数法有多因素综合评价法、灰色关联法和TOPSIS模型。由于权重计算方法不统一，导致该方法计算结果受权重影响较大。效率法强调以更少的资源投入或生态足迹占入实现更高的经济和福利产出，常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13]。此外，常用核密度估计和GIS技术对绿色发展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用多元回归（Tobit模型、Bootstrap模型）、障碍度模型对绿色发展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当前，借助计算机软件、以及GIS技术对绿色发展进行评价已成学界共识，但因研究方法的复杂性往往导致重结果轻过程、重理论轻实践等问题，因此，应对研究方法的适用性，以及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多加重视。
　　（三）绿色发展影响因素及实现路径研究
　　关于绿色发展影响因素，学者们基于不同研究视角展开讨论。杨朝飞认为，全球化带来的外部压力、经济结构性特征、经济快速增长，以及制度和监管障碍是制约我国经济绿色发展的主要因素[14]。彭斯震等基于国际产业转移的国情，认为中国绿色发展适逢潜在市场庞大、民间资本充裕等机遇，以及传统产业锁定、新兴产业内需疲软和资源环境价值观扭曲等挑战[15]。刘薇从绿色发展正向推动机理出发，认为微观技术创新和宏观制度创新将为我国绿色发展提供新引擎[16]。夏光在深入影响因素分析基础上，构建了“推力-拉力-行动力”的三大驱动机制分析，认为严紧的环境管制是推力，激励和引导政策是拉力，经济体本身的绿色创新能力是行动力，三者缺一不可[17]。显然，关于绿色发展影响因素的分析主要聚焦于国内经济结构特征、市场机制、资源环境政策、生态保护制度与监管体制、以及绿色创新能力等层面。
　　三、研究趋势
　　绿色发展已成为我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行动。综合已有研究结果，提出绿色发展研究有待突破的几点内容：（1）构建绿色发展理论框架。通过深入要素挖掘诠释绿色发展的核心内涵，构架逻辑清晰的理论框架，用理论来支撑绿色发展的实证研究。（2）完善绿色发展评价方法。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资源环基础，建立分区域的绿色发展监测和评估体系，实施“差异化”的评价方法研究。（3）加强动力机制，细化路径研究。关于绿色发展及绿色转型机理、机制的研究还尚未成熟，也是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我国正逐步走向“深绿色”的发展道路，但基于全球视野，结合区域差异，通过创新驱动引领全球绿色发展潮流，进而提高我国绿色发展理论与实践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的绿色“使命”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  郭付友，侯爱玲，佟连军，等.振兴以来东北限制开发区绿色发展水平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J].经济地理，2018，（8）：58-66.
　　[2]  黄跃，李琳.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综合测度与时空演化[J].地理研究，2017，（7）：1309-1322.
　　[3]  王勇，李海英，俞海.中国省域绿色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特征[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10）：96-104.
　　[4]  張晨.我国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复合系统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2010.
　　[5]  郭永杰，米文宝，赵莹.宁夏县域绿色发展水平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J].经济地理，2015，（3）：45-52.
　　[6]  胡鞍钢，周绍杰.绿色发展：功能界定、机制分析与发展战略[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1）：14-20.
　　[7]  李晓西，潘建成.中国绿色发展指数的编制——《2010中国绿色发展指数年度报告——省际比较》内容简述[J].经济研究参考，2011，（2）：36-64.
　　[8]  王艳秋，胡乃联，苏以权.我国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能力评价[J].技术经济，2012，（5）：72-76.
　　[9]  欧阳志云，赵娟娟，桂振华，等.中国城市的绿色发展评价[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5）：11-15.
　　[10]  苏利阳，郑红霞，王毅.中国省际工业绿色发展评估[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8）：116-122.
　　[11]  魏琦，张斌，金书秦.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指数构建及区域比较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8，（11）：11-20.
　　[12]  姜腾飞，李山梅.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及其对我国的借鉴作用[J].商业经济研究，2010，（13）：55-56.
　　[13]  钱争鸣，刘晓晨.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7）：104-109.
　　[14]  杨朝飞.中国绿色经济发展机制和政策创新研究[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2.
　　[15]  彭斯震，孙新章.中国发展绿色经济的主要挑战和战略对策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3）：1-4.
　　[16]  刘薇.北京实现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制约因素与促进机制研究[J].生产力研究，2012，（12）：126-128.
　　[17]  夏光.绿色发展的三大动力[J].全球化，2016，（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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