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职居分异及空间失配影响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提要] 通过对杭州典型居住地就业人员进行筛选式调查，获取职居分离实证数据，证实杭州市存在“空间失配”现象。运用因子分析对职居空间距离及通勤成本进行测算，并借助模型估算结果认证城市职住分离程度加大、交通教育设施配置不当以及居民对通勤的重视不足是造成“空间失配”的主要因素，住房价格、居住时间、收入水平、通勤方式、性别等存在显著影响。未来针对“失配”问题的治理主要集中在加强土地混合利用、完善交通设施体系与推进教育均等化等方面。
　　 关键词：空间失配;职居分异;通勤行为;职住平衡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0年2月12日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我国正处在快速城镇化时期，而我国城市正在快速的空间重构与发展转型过程中。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协调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要求，对新型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城市的功能性发展变为至关重要，大规模的劳动力和人才向以中心城市为中心的区域进行辐散。
　　 单一的外部扩展、单一的内部填充以及外部与内部相结合的城市发展模式直接影响了城市发展形态。居住与就业的空间组织是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要素，因此职居两者的区位选择在空间上不平衡，会出现“空间不匹配”、“职居分离”等现象，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
　　 （二）概念界定及文献综述。本文中所指的“职住分异”现象是指随着住房建设与分配功能从单位制度中分离出来，以及城市住房的市场化，居民获得了选择居住空间的自由，从而在城市中开始出现一种居住地点与工作地点空间分离的现象。以Kain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将这一现象定义为“空间失配”，它是指居住地和相应工作机会所在地的错开，造成了居民在地理上的一系列广泛的就业障碍，并最终使就业者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主要表现为长距离通勤、就业可达性低、收入下降等。
　　 事实上，职居空间不匹配是由于城市空间演化过程中人口居住与就业迁移不同步导致的，任何影响城市空间演化的因素都可能决定职居空间不匹配的格局。徐涛等对十多个居住区进行问卷调查后认为，就业与居住的空间错位导致通勤给居民带来经济上的压力很小，长时间通勤带来的时间消耗及由此引起的精神消耗才是最主要的。
　　 当前，我国城市的“职居分异”问题已十分突出。王宁等对兰州市城关区城中村的研究指出，通勤成本过高是造成当地居民收入来源单一、就业水平低的主要原因之一。为有效缓解这一问题，给相关政策措施的制定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探究城市“职居分异”的形成机制及相关影响因素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概况
　　 本次调查以杭州市居民区、拆迁地、外来务工人员聚居地、人才公寓四大典型居住地为研究区域，以智力型、劳动性等不同层级人员为研究对象，真实全面地获取职居分离、通勤行为两个方面的实证数据。运用ASD等模型工具进行测算、认证，得出“职居分异综合评价体系”。综合理论文献、模型体系，确定造成“空间失配”因素并切实提出有效治理方向。
　　 为了保证获取的实证数据更为全面，排除因样本局限而造成的偶然性，本次调查所选取的研究对象覆盖面广、多样性高、随机性强。以区域特征为主维度，辅以年龄、学历等划分特征，较大程度地排除了因年龄狭窄、职位局限、收入集中等因素造成的结果偶然性。
　　 就抽样方法而言，我们采取的是分层典型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调查方式。首先，我们对杭州现行居住地类型进行分层分类。通过整理分析，发现杭州居民区、拆迁地、外来务工人员聚居地、人才公寓所在地四大典型居住地类型。其次，利用随机抽样方法，再分别从选取的四种居住地类型中挑选出1～2处地较有代表性的地点作为最后的调研范围。分别为下潦社区新居民区、五里塘居民区、五福新村（拆除重建）、西湖南山村（综合整治）、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江人才公寓。
　　 三、建立职居分异综合评价体系
　　 （一）通勤成本研究。本研究将统计人口按收入划分为三个层次：家庭年收入“10万元以上”（中高收入）的作为富裕人群的衡量标准，家庭年收入“6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中间层收入），其低收入（6万元以下）群体比例较低，中高收入群体（10万元以上）比例较大，富裕程度较高。
　　 总体而言，各收入阶段居民通勤的时间构成存在一定的变异性，但变化幅度不大（即各收入段的人群比例变化较为平缓）;各收入阶段居民的通勤方式结构存在较大变异性，但公交车出行的通勤比例似乎变化不大，稳定在20%上下;从中高收入到中等收入到低收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街区离城市CBD的远近，可以发现：小汽车出行比例的变化与街区离城市中心的距离之间存在近似的倒U型关系，即随着街区离城市中心越来越远，小汽车通勤比例先升后降。
　　 （二）职居分异综合评价体系的确定。因子分析的目标是构建一个职居分异的评价体系，其核心内容是将原有变量（从问卷的结构出发，我们选取了6个典型居民住宅区）综合成少数几个因子，也就是降维。
　　 通过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可以得知，因子1在房价收入比变化率、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变化率、二手房价格变化率、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上有较大载荷，说明这5个指标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可以归为一类。这5个指标主要反映了一个经济效益的情况，因此可以把第1个因子命名为“经济因子”。在这个因子上得分越高，说明社会经济的情况越好。因子2在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社区服务、教育均等化上的载荷较大，说明这3个指标内有较强的相关性，可以归为一类。这3个指标主要反映了一个社区的软实力与人口。因此，可以把因子2命名為“社会因子”。因子3对交通的影响、对土地资源利用状况、对污染的控制方面的载荷比较大，可以命名为“环境因子”。（表1）
　　 由系数矩阵将3个公因子表示为11个指标的线性形式，得分函数如下： 　　 F1=0.286房价收入比变化率+0.424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变化率+0.273二手房价格变化率+0.234促进经济增长+0.331增加就业机会-0.044提高居民生活质量-0.111社区服务-0.015教育均等化-0.09土地混合利用-0.007完善交通设施体系-0.177对污染的控制
　　 F2=0.002房价收入比变化率-0.287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变化率+0.048二手房价格变化率+0.124促进经济增长-0.16增加就业机会+0.242提高居民生活质量+0.355社区服务-0.153教育均等化-0.049土地混合利用+0.374完善交通设施体系+0.517对污染的控制
　　 F3=-0.068房价收入比变化率+0.12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变化率-0.119二手房价格变化率-0.187促进经济增长+0.059增加就业机会+0.131提高居民生活质量+0.116社区服务+0.564教育均等化+0.548土地混合利用-0.198完善交通设施体系-0.071对污染的控制
　　 由于单独某一公因子并不能对社区公共服务各方面作出一个综合的评价，所以采用归一化方法，经权重计算后得出，以3个因子旋转后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计算公式为：
　　 F=0.407×F1+0.327×F2+0.266×F3
　　 将计算公式重新代回各变量中，得到表2。（表2）
　　 综上可得，土地混合利用（14.2%）、完善交通设施体系（10.6%）、教育均等化（9.7%）是评价体系中最重要的3个指标。此时，因子分析的结果最能影响杭州市民的职居分异状况。
　　 四、研究意义及结论
　　 （一）研究意义。比较因子分析和多维标度分析发现：通过因子分析所得的结果与运用多维标度分析所得的结果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且在二维坐标图中维度n轴与因子分析的因子n（n=1、2、3）所反映的信息几乎是一一对应的。多维标度的结果图直观形象，但不能得出各个坐标轴代表的意义。而因子分析正好弥补了多维标度的缺点，它可以根据公因子在各指标上的因子载荷大小，明确因子的意义;并且可以量化的形式将数据按照各因子和综合得分给出排名。两种方法结合使用，优缺点相互补充，不仅可以直观形象地得到杭州居民通勤成本的统计，还可以得到影响空间失配现象最大的影响因素。
　　 （二）研究结论。无论是商品房还是经济适用房，由于市区地价的攀升以及土地供给的紧张，都开始逐步向郊区，边缘城区发展。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用地必然更加紧张，以后住房的地理位置势必还要比现在更远。由于边缘城市住宅的附加值低、土地收益不高，导致住宅户型不理想、社区环境和物业管理差，居民入住后，由于交通的不便利，出行上班或者办事都极其不便。从郊区商品房以及经济适用房的区位可知，居住地离市中心较远，道路网密度低而入住的居民大都为中低收入者，他们出行方式以公共交通为主，这给他们出行带来了很大的不便。有些经济适用房区位环境差、服务和物业管理落后，给居民带来较大不便。
　　 针对不同收入阶层各自的职住区位特征，相关部门应积极治理居住与就业空间的分异问题，在寻求职住空间总量平衡的同时，实现居住、就业空间的结构性对称，能够有效缓解城市“空间失配”问题。与此同时，加快公共交通设施建设，完善城市交通配套系统，尤其要满足居住区周边的交通出行需求，提高城市总体交通运输效率，降低居民日常通勤压力。新区开发要强调基础设施建设先行，尤其是公共交通，进而有效防范新区出行难、对外空间联系不紧密等问题，强化新老区之间的功能衔接，实现城市空间的新老过渡。此外，相关部门可通过增加教育配套投入等措施，实现教育服务均等化，以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就近就学的实际需求，缩短学校、居住地与就业地之间的平均空间距离，降低城市居民的日常通勤压力，防范 “空间失配”问题进一步加剧。
　　主要参考文献：
　　[1]KainJF.Housingsegre gation，negroemployment and metropolitan decentralization[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68（82）.
　　[2]周江評.“空间不匹配”假设与弱势群体就业问题：美国相关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现代城市研究，2004（9）.
　　[3]郑思齐，曹洋.居住与就业空间关系的决定机理和影响因素[J].城市发展研究，2009（6）.
　　[4]郑思齐，龙奋杰，王轶军，于璐.就业与居住的空间匹配——基于城市经济学角度的思考[J].城市问题，2007（6）.
　　[5]宋金平，王恩儒，张文新，彭萍.北京住宅郊区化与就业空间错位[J].地理学报，2007（4）.
　　[6]周素红，闫小培.城市居住-就业空间特征及组织模式——以广州市为例[J].地理科学，2005（12）.
　　[7]徐涛，宋金平，方琳娜，张宁.北京居住与就业的空间错位研究[J].地理科学，2009（4）.
　　[8]孙斌栋，盘鑫，宁越敏.上海市就业与居住空间均衡对交通出行的影响分析[J].城市规划学刊，2008（1）.
　　[9]刘志林，王茂军.北京市职住空间错位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分析——基于就业可达性与通勤时间的讨论[J].地理学报，2011（4）.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2/view-1517192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