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 访客   登录/注册

我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就业效应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要:利用2009-2017年“一带一路”64个沿线国家面板数据,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就业的影响。固定效应模型回归表明,我国OFDI对沿线国家的就业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地区差异明显:东南亚最大、西亚北非次之、中亚、中东欧和南亚相当,对东北亚则呈负影响;我国OFDI对沿线国家工业和服务业就业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且促进沿线国家就业平等。
  关键词:“一带一路”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 就业
  一、引言
  作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方案,“一带一路”建设成绩彰显。一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迅速,二是中国对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持续增长。2009年至2017年,中国出口至沿线国家的贸易总额年均增长率达16.6%,中国从沿线国家进口的贸易总额年均增长率达到14.1%,中国在沿线国家承包工程的完成营业额年均增长率达14.9%,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年均增长率高达82.7%。
  伴随“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学术界对此展开丰富的研讨。有学者基于东道国视角分析中国OFDI对沿线国家产业升级的影响,围绕沿线国家劳动力市场差异分析我国产业“走出去”的路径选择、“一带一路”国际劳务合作的机遇与挑战和中国与沿线国家双向投资的就业效应等问题。研究视野从母国效应转移到东道国效应,研究问题从聚焦产业升级投射到就业领域,更重视“一带一路”对改善东道国民生和就业的意义。
  然而,在中国从外国直接投资东道国向对外直接投资母国转变的过程中,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开始围绕地缘学说、资源寻求和产能输出质疑“一带一路”倡议。此外,现有文献围绕FDI与东道国就业展开的研究成果能否解释我国OFDI对沿线国家的就业影响?为此,有必要借助客观数据合理评估“一带一路”的意义,本文将围绕我国OFDI探讨其对沿线国家的就业效应。
  我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就业效应可归纳为就业数量、就业质量、就业结构和就业收入四个方面。
  从就业数量来看,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东道国的就业具有正向效应,为东道国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但是,有研究基于1995-2012年中东欧20国的面板数据,发现FDI对中东欧国家就业具有创造性破坏影响,FDI引致的技术进步对就业产生短期负向影响。有研究指出在投资乘数放大了我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就业的拉动效应,也有研究发现受中国政府扶持力度较大的国有企业在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走出去时,容易造成要素价格扭曲,导致我国OFDI对沿线国家的就业效应逐渐减弱甚至消失。
  从就业质量来看,“一带一路”不仅为沿线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也提升了东道国就业层次和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沿线国家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层次明显,中国与大部分处在工业化起步阶段的沿线国家在未来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具有优势,存在广泛的合作前景。参与“一带一路”投资的中国企业顺应数字化时代需求,提供系统培训、到中国实习的机会以及输出先进技术和标准,提升当地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人力资本的投入是提升劳动者质量的关键因素,除了培训,教育为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劳动力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人数持续上升,2016年达到20.8万,占全球在华留学生的比重高达46.%,对提升东道国潜在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国际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就业结构来看,产业结构的演变直接影响就业结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临服务业集聚逐渐超越制造业集聚,产业结构急需改善。研究发现我国OFDI通过要素供给效应对沿线国家的产业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尤其是针对中低收入、与中国不相邻、含有华人经济圈的沿线国家的推动作用更加突出。有研究从国际劳务合作的角度指出跨国投资规模的扩大促进了沿线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增强了工业部门对就业的吸纳效应。同时,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的开放經济中,国家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对沿线国家的产出和就业实现均衡发展至关重要。
  从就业收入来看,我国OFDI对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具有显著作用。研究发现,对于工资水平较低的沿线国家,来自“一带一路”投资驱动实际工资上升的空间较大,有利于增加工资弹性。但是,由于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国有资本的占比过高,将导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沿线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效应逐渐减退。
  二、计量模型
  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因变量lnL为沿线国家就业总量的对数,自变量lnOFDI为我国OFDI的对数,控制变量lnM为沿线国家从中国进口总额的对数,lnX为沿线国家对中国出口总额的对数,lnProj为我国在沿线国家工程承包完成营业额的对数,lnw为沿线各国每月最低工资的对数,lnQ为沿线各国人均产出年增长率。T代表时间趋势,λi代表国家固定效应。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描述
  本文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世界银行数据库和世界劳工组织数据库整理收集了2009年至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面板数据。
  图1表明,2009年至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六个地区国家的投资均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对东南亚的投资最为突出,西亚北非次之,中亚和南亚相当,东北亚和中东欧地区较为平稳。
  (二)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了相同根单位根检验(LLC)和不同根单位根检验(Fisher-ADF)对模型进行单位根检验,两种检验均在1%的严格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证明了本文所使用的面板数据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此外,本文使用Kao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协整检验,结果显示在1%的水平上强烈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认为存在协整关系,说明本文所选取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其方程回归残差是平稳的。在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的基础上,本文利用豪斯曼检验,结果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有效的原假设,因此,本文将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分析进一步探讨我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就业效应。结果表明:   我国OFDI无论是当期还是滞后期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东道国的就业产生正向影响,表明投资带动就业。模型(1)纳入我国OFDI当期值(解释变量)和从中国进口、对中国出国、中国海外工程承包完成营业额、沿线国家每月最低工资以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这五个控制变量。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上时间虚拟变量,即在回归分析操作过程中设定时间T=1当年份≥2013,以此验证“一带一路”建设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对沿线64个国家就业效应的有效性。模型(3)把模型(1)中我国OFDI当期值替换为我国OFDI滞后一期。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时间虚拟变量。
  “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对外来投资的需求和敏感度高。在经济发展初期,投资与劳动之间的互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即随着中国增加对沿线国家在研发、生产、销售等领域的投资,对当地劳动力的需求也随之增加,这主要反映在模型(1)和模型(3),即“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无论从投资的当期值或是从滞后一期值来评估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的就业效应,均体现了显著的正向效应。但是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投资与劳动力之间的替代效应大于互补效应,即由于存在技术或产品优势,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可能对东道国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从而减弱对东道国就业的拉动作用,这主要反映在模型(2)和模型(4)中,在加入时间效应后,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的就业效应相较政策提出之前略有弱化(见表1)。
  我国OFDI对沿线国家两性就业均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其中对女性就业的滞后效应更明显。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程度、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及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差异,相比男性,女性在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市场上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因此,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男性整体就业水平高于女性,这就造就了我国OFDI对沿线国家的男性就业的影响大于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加入时间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国家的男性和女性的就业均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影响程度分别为0.044和0.049。笔者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在带动沿线国家女性就业、促进就业平等方面存在巨大的潜力(见表2)。
  我国OFDI对沿线国家分产业的就业效应主要反映在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服务业部门对我国OFDI的就业弹性则高于工業部门,达到0.029%。就农业就业而言,我国OFDI对沿线国家的农业部门就业不存在显著影响。若考虑投资对就业的滞后效应,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OFDI对沿线国家农业部门的就业造成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就工业就业而言,我国OFDI对沿线国家的工业部门就业存在十分显著的正向影响。就服务业就业而言,对中国投资的依赖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了沿线国家的服务业就业增长。与工业部门就业相同,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OFDI显著推动了沿线国家服务业部门的就业。
  笔者认为存在上述产业结构就业差异的原因有:首先,农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所占的比重较低。我国对沿线国家的OFDI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项目和能源机电等领域,因此,沿线国家农业部门就业受到我国OFDI影响的程度相较于工业和服务业不显著。此外,我国通过OFDI输出一系列先进技术和管理水平,影响当地的劳动生产率。由于技术和劳动力存在替代性,因此,农业部门的就业也间接受到相应的冲击。其次,我国OFDI促进工业就业。沿线国家多数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制造业基础较为薄弱,因此需要从中国吸收大量资金和技术投资来弥补本国生产力不足的缺陷,刺激本国国内市场结构的调整,进而扩大产出、促进就业。最后,我国OF—DI增加了沿线国家对服务业的就业需求。我国OFDI直接刺激了当地的消费,从而增加了对服务业的劳动需求(见表3)。
  我国OFDI对沿线六个地区的就业均产生显著影响。按照对当地就业的正向效应由强到弱划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南亚地区和西亚北非地区的就业影响最显著,分别为0.039%和0.032%,紧随其后依次为中亚地区(0.014%)、中东欧地区(0.011%)和南亚地区(0.010%)。与上述五个地区不同,东北亚地区则受到我国OFDI的负向影响,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现为中国对东北亚地区每增加一单位投资,则东道国次年的就业水平下降0.025%。可能的原因在于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投资主要集中于俄罗斯,同时受到俄罗斯国情的影响,中国对俄罗斯投资的领域集中于农业和能源领域,由于投资带动技术转移,可能对上述两个领域的就业造成一定的冲击。就时间效应而言,除了东北亚地区以外,“一带一路”投资从整体上对其他五个地区的就业均有显著的正向效应,由强到弱依次为西亚北非、南亚、东南亚、中亚和中东欧(见表4)。
  四、结论
  本文利用2009-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面板数据,研究我国OFDI对“一带一路”对沿线国家就业的影响发现:在控制了进出口贸易、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当地工资水平和经济增长水平的条件下,我国OFDI对沿线国家就业总量的影响为正;我国OFDI对沿线国家两性就业均有显著的正面效应,其中对女性就业的滞后效应更明显;我国OFDI对工业就业和服务就业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对农业就业则不存在显著影响;我国OFDI对除东北亚地区以外的五个地区的就业均有显著正向影响。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2/view-1523131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