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金融危机治理延误的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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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周志太
摘要：美国主流经济学家信奉新自由主义，在信息时代仍然认为市场完美而过于迷信市场、迷信自由放任，机械地运用自由放任学说，这是导致美国金融危机治理延误的根本原因。中国金融危机治理延误，从理论根源上基于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但从实际上看，既有金融危机面前政策过度从紧的原因，也有金融危机面前学界认识过度乐观的因素。中关两国在金融危机治理上都存在延误，但导致治理延误的原因则各不相同。
关键词：金融危机；治理延误；货币政策；财政救援
中图分类号：178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2－075－05
全方位的金融危机治理包括预防、援救、处置三种政策。Bordo等(2001)和Edward与Quintyn(2000)强调，“在危机爆发初期进行及时的干预是危机治理的最有效时刻，政府的果断干预可以将损失控制在较小的规模内”，这时市场不确定性较小，救援的成本低，效果好。何德旭，郑联盛(2009)认为，在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诸条基本原则中，首要的原则是及时性(timing)。虽然中美两国在金融危机治理上都存在延误，但导致治理延误的原因不同。
一、中国对危机治理的延误
(一)金融危机面前，政策过度从紧的延误
从2003年到2007年，在双稳健的宏观政策调控下，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2007年，GDP增长率和CPI分别为13％和4.8％，2008年4月CPI达到8.7％，经济明显过热。防过热、防通胀，似乎是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货币政策相应从“稳中适度”转向“从紧”。
1、降息的延误。2007年起，央行连续六次加息，贷款利率的累计上调幅度较高。其通过累积效应和乘
数效应，酿成2008年7月开始的中小企业倒闭高峰。央行直到2008年9～12月，才5次降低基准利率，3次降低法定准备金比率。
2、存准率多次上调的延误。2006年7月以来，存款准备金率18次上调至17.5％，大约冻结40000亿元的资金，通过货币乘数效应，最终影响的市场资金规模大约在14万亿～16万亿元之间。最后一次是从2008年6月15、25日起，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一次达到1个百分点，紧随其后的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只有9％，四季度进一步下降到6.8％，这些从紧政策，早于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的金融危机的冲击。
3、名为稳健，实为偏紧财政政策的延误。2008年，中央财政赤字预算安排1800亿元，比上年预算赤字减少650亿元；安排国债投资300亿元，比上年减少200亿元。
4、提高“双比重”政策的延误。“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政策直到2010年末才提出。1978～2007年，按当年价格计算，投资年均增长为16.35％，高于GDP增速0.4个百分点；同时，消费年均增长14.99％，低于同期GDP增速0.96个百分点。继续扩大投资不仅空间有限，而且边际效益递减。近年来中国货币贬值、房价食品价等生活成本不断攀升，使一些劳动者的实际收入负增长，内需严重萎缩。投资过度而消费不足产生的生产过剩，造成了企业销售困难，又产生对出口的进一步依赖。
5、减税、尤其是中小企业减税政策的延误。直到2009年才小步推出，对年应税所得额低于3万元(含3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所得税，2010年减税总额300亿，仅占当年税收总额的0.4％，小微企业难以发展，就业难以扩大。个税起征点提高到3500元直到2011年9月才实施、四个月减轻居民负担仅550亿元，消费扩大有限。2009年1月起，在全国推行增值税改革，但税收不减反增，2009、2010、2011年，财政收入连年增加20％以上，分别约为6.85万亿、8.3万亿、10.37万亿元。
(二)金融危机面前，中国学界认识过度乐观，引起其治理延误
尽管2008年1月我国对美出口同比增长仅为5.4％，从2007年10月以来持续走低(2005、2006和2007年对美出口增长率分别为30.4％、24.9％和25.7％)，但在2008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主办的“2008年中国经济形势与热点问题研讨会”上，发言人一致乐观。李向阳认为，“美国与其它发达国家政府通过利率政策、注入流动性政策、财政政策、行政措施进行市场干预，这些政策会阻止次级贷危机的进一步扩散。”。余永定也认为，“中国实行紧缩政策的重要性不会因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而降低。”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同样认为：2008年“经济增长会减缓，但仍维持在10.5％”，而“中国经济已经遇到一个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如果调控不好，今年的CPI将可能突破2位数。”面对次贷危机，林毅夫明确表示“乐观。首先，中国银行业购买的次贷很少，次贷危机对中国金融业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影响。其次，美国虽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出口盈余来源国，但是中国出口以中低档的消费品为主，其收入弹性低。我认为美国经济萧条最多会让中国出口增长速度下降，绝对不会出现负增长。”然而，该谈话的8个月后，即2008年11月份，中国出口额就出现自2001年6月份以来的首次负增长，2008年前三季度GDP增长7.7％，出口拉动－3.6％；2009年1－4月份，出口下降20.5％；进口下降28.7％，使我国GDP增速从2008年第三季度的9％下降到第四季度的6.8％和2009年第一季度的6.1％，因而生产过剩和通货紧缩逐步显现。这一切反映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
二、美国对危机治理的延误
美国金融危机始于次贷危机。2008年以来，美国政府花费2.2万亿美元、美联储花费1.2万亿美元应对经济危机，但还是给美国及世界经济造成重大损失，至今仍然不能走出这一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危机治理延误。
1、降息的延误
从2007年9月开始，仅仅一年半，美联储利率从5.25％降到历史最低的0.25％，这时次贷几乎全行业崩溃。美联储降息的最佳时机应该是“次贷危机”明显爆发的前几个月，而不是在次贷危机之后。美国金融救市已经历三个阶段，这是一个救援力度从不够到足够的渐进过程。就力度而言，最佳手段是迟到的。第一阶段是资产置换，增发国债以购买不良资产，清除金融系统中的毒瘤。可是很快发现这些毒瘤已和金融机制中的健康细胞密不可分，这种救助方式无济于事。第二阶段是政府注资，获得优先股股权，确保主要金融机构不破产。此前，金融救助主要靠市场，美国政府主要运用监管制度维持金融稳定，鲜有直接注资金融机构。在本次金融危机中，由于监管当局和最后贷款人的信息不对称，银行救助缓慢迟钝，最初寄希望于市场应对的美国政府，“认识到问题正变得十分严重时”，才违背其传统、迫不得已对通用汽车公司等实施“国有化”。2008年，毅然通过摩根大通注资贝尔斯登，这是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美联储破天荒地向非商业银行提供应急资金，救援投行、开创了金融危机治理规则的新篇章，也引起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模式之间的一场大论
战。第三阶段有二个特点：一是大印钞票，2009年3月到7月底美联储资产负债规模突破2.5万亿美元，其中，新融资渠道的资产占主要部分。二是财政部愿意与私营投资者一起购买不良金融资产，剔除金融体系中的烂资产。
2、非传统货币政策实施的延误
非传统货币政策是指在经济大萧条时，当传统的利率传导机制受阻、货币政策失效、所采取的以修正市场利率预期和恢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目标的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工具的组合与创新。其基本内容如下：一是维持低利率；二是超常规模注入基础货币；三是直接参与长期信贷和资产市场，主要内容是提供流动性。在这次反危机政策操作中，流动性工具的品种之多、数量之大、使用频率之高以及交易对手之广，在货币政策操作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然而，在2007年美国次贷虽然几乎全行业崩溃，但是对于次贷危机的危害置若罔闻。第一，直到2008年2月，美联储和财政部才创立“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向以高等级资产支持证券作抵押的机构提供贷款，大幅度扩展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TALF)。该工具可接受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和汽车贷款、信用卡贷款、学生贷款和小企业贷款支持债券，投资者可以从美联储获得贷款，无限额获得短期融资，并用贷款购买一系列由消费和小企业贷款支持的证券。这些救援行动，降低金融机构获得流动性的成本，增加了市场流动性。第二，直到2008年3月，为缓解流动性，美国才推出一级交易商信用工具(PDCF)、定期证券借贷工具(TSLF)、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CP)和货币市场共同基金融资工具(AMLF)；创新金融工具，包括期限3个月的高等级商业票据流动性工具(CPFF)、货币市场投资者融资工具(MMIFF)和短期资金标售工具(TAF)等；贷款期限延长，抵押品从国债扩展到AAA非机构债券，流动性注入对象亦由商业银行扩展到货币市场基金、投行、保险公司和商业票据市场，甚至是实体经济。增加政府购买支持企业(GSEs)发行的证券和由联邦机构担保的抵押资产支持的长期债券，以降低长期利率，直接向非金融机构提供信贷支持；与多家外国央行签订临时性的双边流动性互换协议。美国目前有些非常规货币政策虽退出，但仍保留低利率政策。
3、财政救援争论的延误
主要的财政救援――注资经历两个阶段。2008年10月以前，对贝尔斯登、“两房”、AIG等金融机构注入资本金以增加流动性；2008年10月以后，实施以7000亿美元低价购买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援助计划(TARP)，待市场初步稳定后再将其出售。这是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规模最大的财政救援金融计划，其最受质疑和非议，计划一提出即引起140名经济学家联名上书反对，主要因其违反自由竞争原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倒置因果关系，不利于美国经济的长远发展。这场争论导致危机治理延误。
美国的危机治理显著特点有二个：一是用于经济刺激的资金规模非常庞大(布什政府7000亿美元，奥巴马政府1.5万亿美元)，二是减税(2008年，1450亿美元惠及1.3亿美国人的退税计划，2010、1011年全民减税计划延长，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限的延长13个月，工资税减两个百分点，企业投资减税等)和增加支出(2009年3月4100亿美元支出法案获批)并举。这一系列计划遭到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攻击：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认为这些刺激力度还不够，远远不能使美国摆脱危机；而以共和党为代表的右翼势力则认为这些刺激会破坏市场经济的基础，很可能会给美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埋下隐患。可喜的是，奥巴马推出的经济复苏计划果断地将新增流动性全部集中用于救助实体经济和完善社会保障，大大提高了新增流动性的边际效用。
4、从非合作转向合作的博弈延误
合作博弈是参与者遵循某种协议或制度的逐利互动，而非合作博弈是参与者在无协议或协议松散条件下的逐利互动。在危机初期，各个博弈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危机治理的效益认识模糊，认为合作成本大于个体或团体与外界交易的成本而不合作，施压议会、反对金融救助。然而随着危机的不断恶化，危机治理的效益日益显现，合作成本逐渐下降而交易成本相应上升，人们倾向于合作。这是一个非合作博弈转向合作博弈以实现金融危机治理收益最大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制度得以不断改进和完善的过程。围绕金融救援计划，美国政界、商界和社会组织的正方与国会和民众的反方进行激烈的辩论和博弈。随着法案被否――股市大跌――金融危机蔓延到实体经济。一旦金融危机最终演变为全面经济衰退，选民的损失就远远大于救市分摊给他们的税赋成本。各方意识到合作才能应对危机、实现利益最大化，于是金融危机――合作――收益最大化，成为合理的逻辑因果，紧急救助方案顺利通过，合作取代非合作。
5、依法救援的延误
应对金融危机，美国已有的八部重要法律或法律修正案明确规定，处置者的权力、资产处置的基本要求、处置资金的来源以及处置成本的分担，以克服治理中的反复性和随意性。这虽使救助有法可依，为日后的危机治理提供程序依据，但也可能因程序时滞和多方利益博弈而延误时机，因而降低救助效率。在法与效率之间、寻求一个最佳平衡点成为应对今后所有危机的重点和难点。
6、雷曼兄弟救援的延误
雷曼兄弟的破产直接引起超预期的金融危机恶化，从而市场信心迅速下降。若美联储及时救助雷曼兄弟、免其破产，美国金融体系的垮塌绝不会如此之快。对这个“太大而不能倒闭”的金融机构该出手而没有救助，任其破产，这是美联储最大的失误。美联储理应当及时、灵活地发挥最后贷款人的作用，挽救流动性虽暂时缺乏、但清偿力尚有的银行，避免其倒闭而引发金融危机。
诚然，在各国配合下，美国货币政策的效率是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出现以后，美国资本市场的资金不是流出，反而是流入加大，美国债券不是被抛弃，反而是被大量购买，美元汇率不是下跌，反而是上涨。与2007年相比，美国储蓄率已由危机前的－1.7％上升到7％，甚至更高。美国贸易赤字2008－2009年从6770.99美元减少到3807亿美元。美国的危机治理政策，有些是长远的，如金融监管会逐渐定型为体制和制度。
美国财政政策也是有效的。2010年财政预算，使2009年和2010年科技投入比2008年实际增长8.91％，是美国史上最大的科技投入；发挥技术优势，可减少美国对石油等化石能源的进口依赖和贸易逆差，催生新能源产品、技术和低耗能产品的出口，拉动就业。鼓励创新，推进医疗、教育等多个领域的电子化；突出发展新型车特别是清洁车，重塑汽车竞争力。通过设置碳减排“门槛”和影响石油定价，在世界上掌控货币与能源。上述调整，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竞争优势，确保美国在核心技术、高新技术，高端行业及新兴领域的优势。
三、结论及启示
理论是政策的基础和先导，中美金融危机救援延误的原因不同。
美国主流经济学家信奉新自由主义，美国的宏观管理是依据市场经济的规律和法律。新自由主义在信息时代仍然认为市场完美而过于迷信市场、迷信自由放任，致使美国金融危机救援延误。耶鲁大学行为金融学家Robert Hiller(2009)将作为主流经济学的“灯光”的“有效市场假说”称为“经济思想史上最惊人的错误”。
在经济学说史上，在自由竞争与政府干预的关系上，主流经济学一直信奉自由竞争理论，推崇自由竞争的政策。机械地运用自由放任学说，是导致美国金融危机治理的延误根本原因。
中国金融危机治理延误的理论依据是基于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的现象。然而，经济危机是商品经济特有的现象。商品生产的无限发展与居民收入相对低下的矛盾，孕育着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因而通货紧缩的频率和危害大于通货膨胀。但是改革以来，在治理通货膨胀与治理通货紧缩的关系上，我国一般却是治胀重于治缩。因为通货膨胀危及社会安定。在中国这样的强政府条件下，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上。政治偏好重于经济，经济是手段，政治是目的。事实上，由于中国人的恩格尔系数低，通货膨胀是结构性的，是粮食、猪肉等资源性必需品供给严重不足引起的，只要粮食和猪肉供给充足，中国的物价就能够稳定。这已为改革以来的历次通货膨胀所证实。
综上，最有效的危机治理是事前预防，越久拖不决，付出的代价就越大，北欧成功地处理银行危机的原因之一便是果断快速地实施救市计划，因而探索宏观调控如何从事后调节转向事前调节尤为重要。
责任编辑：郑洪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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