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财政及货币政策视角看中国的总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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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邵炜
摘 要：按照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框架，构建了一个包含财政―货币政策的总供需（AS-AD）模型,该模型包括五个线性方程。以该模型为基础，结合中国1995―2007年共十三年的宏观经济季度数据，展开实证分析验证，并根据验证的结果得出最终结论。
关键词：总供给；总需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0-0012-02
引言
多年来，宏观经济学理论一直存在着“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之争。凯恩斯主义强调市场并非完美，由于心理原因，经济容易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需要政府进行调控，特别是对总需求进行调控（总需求管理），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则坚信“看不见的手”，认为政府只应扮演“守夜人”的角色，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半世纪以来，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这两派的对立、对抗从未停止。
从国内看，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国内经济就表现出明显的波动特征，面对经济起落，在实践层面，中央政府一直遵循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政策原则，不断调整财政及货币政策试图熨平经济。此次金融危机，中国政府的4万亿元拯救方案的果断出台，同样是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的典范。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近年来风头正劲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在危机爆发后却因其“不作为、不干预”的政策主张而饱受批评。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更是公开批评过去三十年宏观经济学的多数成果“至多可用‘无用’来评价，最坏的当属‘有害’。”其矛头直指20世纪70年代由卢卡斯发起的反凯恩斯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在宏观经济政策实践上的复苏，要求我们在理论上重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有效性。更重要的是，从中国经济固有特征看，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合理内核：
1.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尽管已使市场机制在中国大陆扎根发芽，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远未成熟。不完全竞争、不对称信息等因素的广泛存在，使得中国市场经济一直呈现出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描述的特征。
2.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投资的高增长推动，高强度，长时间的投资已经使得国内许多行业处于产能过剩的边缘，此外，由于存在明显的二元经济现象，中国也存在着大量过剩劳动力。因此，从整体上看，中国经济更加接近于凯恩斯主义所描述的过剩的非均衡市场经济，而非新古典主义的宏观经济世界。
一、总供给―总需求（AS-AD）模型
传统的凯恩斯理论以IS-LM及AS-AD模型为分析工具，其基本思想是总供求分析。
1.总供给曲线。在经典的凯恩斯模型中，总供给曲线一般被描述为Pt=AS（EPt，Yt-1）,其中，P代表价格水平，EP代表价格预期，Y代表产出水平。一些实证研究表明，在中国，下一期价格预期基本上源自本期的价格水平，也就是说。中国的价格预期可以被理解为适应性预期，所以，我们又可以把总供给曲线写成：Pt=AS（Pt-1，Yt-1） （1）
2.总需求曲线。传统的凯恩斯模型对总需求的描述基于IS-LM模型：Yt=IS（rt，dt）,Mt/Pt=LM（Yt，Rt）,其中，D表示财政政策，M/P代表实际货币供给，R表示利率，由上述两个方程可以解出总需求曲线的表达式：Yt=AD（Mt/Pt，dt）。
这也是经典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常见的总需求表达式。在该表达式中，货币供给被视为外生变量，而利率则由市场内生决定。然而，必须指出，目前国内金融市场尚不健全，利率的市场化形成机制，特别是SHIBOR的价格形成机制还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利率依然可以被视为一个受到货币当局影响、控制的外生变量。当我们考虑到这一点时，最终的总需求曲线应当写成：Yt=AD（Mt/Pt，dt，rt） （2）
3.政策反应函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是所谓“相机决策”、“逆周期而动”，也就是说在经济低迷时，政府必须扩大财政开支，加大货币供应量，同时尽量压低利率。而在经济繁荣期，则须反其道而行之，以期熨平经济周期。
如果用数学公式表示上述思想，首先，我们可以把财政政策表达为：Dt=δ0+δyYt-1+δpPt-1 （3）
其中，Dt代表财政政策的力度，δy<0，δp<0，表示财政政策逆经济周期而动。
如前所述，与西方成熟的金融体制不同，由于利率的市场化形成机制还不完善，中国人民银行目前的货币政策调节经常是双管齐下。因此，中国的货币政策工具可以分为价格型政策工具和数量型政策工具两种。前者主要是利率杠杆，后者包括存款准备金率控制、信贷控制等工具。它们分别可以用以下两个方程表示：
Mt=θ0+θyYt-1+θpPt-1 （4）
rt-rt-1=φ0+φ1（rt-1-r*）+φy（yt-y*）+φp（Pt-P*） （5）
其中，θy<0，θp<0，表示经济萧条时央行应加大货币供应，反之则应收紧货币供应。
二、估计和检验
下面，我们对前文所述的总供给―总需求模型进行估计和检验。我们构建的方程包括两个经济运行方程（6）、（7）和三个政策反应规则方程（8）、（9）、（10）。产量Yt表示实际GDP的增长率，价格Pt具体表示为通货膨胀率（有消费价格指数计算）；Mt为货币供给增长率。Rt为利率；Dt财政政策变量则为财政赤字占总政府支出的比例。五个方程的估计公式为：
Pt=α+αyYt-1+αpPt-1+εp，t （6）
Yt=β0+β1Dt+β2Mt+β3Rt+εy，t （7）
Mt=θ0+θyYt-1+θpPt-1+μm，t，μm，t=ρmμm，t-1+εm，t （8）
Rt=Ф+ФrRt-1+ФyYt+ФpPt+μr，t，μr，t=ρrμr，t-1+εr，t （9）
Dt=δ0+δyYt-1+δpPt-1+εd，t （10）
以上随机变量εp，t，εy，t，εm，tεr，tεd，t都假定为独立同分布。
下表中列出了估计所得到的参数。
对上表，我们说明如下：
首先，在产量公式（7）中，与利率有关的参数被我们设定为0。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对原公式（7）进行估计时，所得出的参数并不显著，这意味着在中国利率对产量的影响并不显著，所以我们重新估计的时候，去掉了利率。其次，我们发现，模型中的两个主要经济运行的行为方程，价格公式（6）和产量公式（7）其参数的估计都在5%以内显著，而且拟合度也最好，R2分别为0.950和0.776，这说明中国经济实际运行状态符合我们模型所做的假设，经典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对经济运行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中国的实际。最后，在政策反映规则中，公式（8）和公式（10）得到的参数值不显著，而且拟合度也不好。我们认为造成这一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统计数据的有效性。我们以“财政赤字所占比重”作为中国财政政策实施力度的指标，实际上是限于统计数据的可得性所做的无奈之举。大量财政收支，特别是地方政府财政收支不列入预、决算管理。在预算外运行的财政资金中，经济型支出又占有相当大的规模。因此，可以说，中国的财政刺激支出在很大程度上无法通过公开公布的财政赤字显示出来，它们实际上表现为一种“隐性的赤字”。其次是货币政策的不完全受控性。近年来，随着中国加入WTO，出口在GDP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同时外商直接投资也不断增长，外汇储备呈现逐年上升之势。根据现行外汇管理政策，这必然造成外汇占款的大幅增长，迅速增加的外汇占款必然造成货币供应量大幅上升的压力，随之的一个后果就是：中央银行部分的失去了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权。近年来，虽然央行进行了大量的反向对冲操作，试图通过国债和央票回笼货币，但这并不能完全抵消外汇占款所带来的基础货币投放压力。从本质上说，目前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央行为了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必然增加基础货币投放量。从经典的国际经济学理论来说，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处于所谓“蒙代尔不可能三角”之中，必然丧失部分货币政策独立性。因此公式（8）的拟合度较差就完全在我们的意料之中。
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的运行状况基本符合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描述，但由于财政数据统计口径的欠缺及央行的货币政策困境，我们的分析不能证明现行货币及财政政策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 沈坤荣，耿强，付文林.宏观经济学教程[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 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3] 高坚，杨念.中国的总供给―总需求模型:财政和货币政策分析框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5).
[4] 龚敏，李文溥.中国经济波动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冲击作用分析[J].经济研究，2007，(11).
[5] 林黎，任若恩.中国的最优化动态IS-LM模型构建与应用[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2).[责任编辑 吴高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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