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尹仁平

　　［摘 要］本文以广东省为研究对象,借鉴Feder的思路建立内资和外资两部门的模型,收集1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实证检验和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广东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后得出外商直接投资有力地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并为以后如何更好地利用FDI推进经济增长提出了大体的思路。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FDI；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0163-03
　　
　　1 引 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简称FDI)受到发展中国家的广泛青睐。从理论上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或地区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两大方面：首先就是“双缺口”模型理论(Chenery,1966)中提出的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弥补受资地的资金缺口和外贸缺口；再就是与其他利用外资的方式相比较,外商直接投资不仅仅注入了资金还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全新的理念和高效的管理方法等知识性要素,通过示范、竞争、产业联动、人员流动等机制带动了当地企业的发展,构成所谓的“外溢效应”(Spillover Effect),从而间接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值得注意的是FDI的引入不但具有正的促进作用,同时还兼具负的外部性。
　　广东省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20世纪80年代以来充分利用自身毗邻港澳,先行一步的优势,大力引进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根据国家商务部公布的资料,截至2008年年底广东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连续20年居全国首位。可以说外资企业的入驻对广东经济持续多年的两位数增长功不可没。但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和外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国内外不少学者从引资的挤占效应、产业结构效应、技术垄断效应和成长压制效应指出了外资企业对国内经济的负面作用,对于通过各种优惠大规模引资的做法,对于“以市场换技术”政策的实际效果表示了担忧和质疑。引资大省广东很高的外贸依存度更是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东莞、深圳等地外贸大幅下滑,以此引起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
　　上述问题的实质在于明确FDI对于广东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途径,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合理的调整,尤其是在后WTO时代跨国公司纷纷调整在华投资策略,第二次大规模的国际产业转移浪潮逐渐形成的大背景下,在面临长三角地区异军突起,环渤海地区穷追不舍的严峻态势下,如何利用好外资这一引擎显得尤为重要。为此,需要我们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深入量化分析,对过去FDI的增长效应进行检验和分析,以期为下一步决策提供有力的依据。
　　
　　2 计量模型的建立
　　
　　本文借鉴菲德模型(Feder,1982)的思路建模。在该模型中,菲德将整个国家的经济划分成出口和非出口两大部门,并分别建立各部门的生产函数来计量出口对一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模型提出以后,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验证。国内学者中,测算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外溢效应;汪立鑫、曹江(2000)利用它研究FDI在上海的经济增长效应(本文参考了其总体架构)。在此,本文也沿着这个思路将广东省的经济运行划分为内资部门(H)和外资部门(F)两大块,模型具体推导过程如下。
　　设外资部门和内资部门的生产方程为：
　　这里的F,H分别表示外资部门和内资部门创造的GDP；f,h分别表示外资部门和内资部门的生产函数；L,K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的投入量,下标表示部门。将Kf纳入内资部门的生产函数表明外资部门对内资部门具有外溢效应,用Y表示每年GDP的总量,即可得到以下方程：
　　除了α值以外,各项回归结果较为满意,α为负,t检验值极低,与此同时[SX(]dLf[]Lf[SX)]项前的系数γ却为正,且t检验的显著度很高。这可以在实际经济中得到解释：广东外资部门吸纳了相当份额的有效劳动力,所以将这两个变量一起回归很可能产生共线性的问题,再加上原来内资部门尤其是国有单位堆积了大量的富余劳动力,1996年后大规模的国企改革,大量的职工下岗,导致总职工人数很难与经济增长保持正的稳定的线性关系。为此,将[SX(]dL[]L[SX)]抽掉,将回归方程调整为：
　　相比第一次回归的结果,新的方程的F值,各变量的t检验值均有明显提高,显著性水平也较高,由r值可知拟合程度也较好。调整后的方程总体上令人满意。
　　
　　5 结 论
　　
　　第一,两个方程中γ值均为正且较高。结合前面方程(12)可知外资部门劳动力产出弹性很高。说明外资企业的进入不仅提高了就业水平,而且这些劳动力的投入支撑了广东经济的增长。这也反映了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明显的劳动密集型特征。
　　第二,两次回归中β值为正且显著度很高。表明经济的增长与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密切相关,但该值偏低的现象说明内资部门资本产出弹性不高,内资主要是通过粗放型的资产扩张来推动经济增长的。
　　第三,两个模型中θ值都较高。根据前面的分析,该值的具体含义就是表示外资部门资本由于较高的生产率所产生的超额边际产品贡献(超额效应)与对内资部门外溢效应所产生的边际贡献之和,也就是说,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外资部门和内资部门同时增加一元钱资本投入,那么外资部门带动的GDP的增长比内资部门多出θ元。这反映了外资相对更高的使用效率。为了分解出其中的外溢效应和超额效应,试着将方程(9)进一步合并调整为:ΔY=MHl×ΔL+MHk×ΔK+MHf×ΔKf+σ/(1+σ)×ΔF。遗憾的是我们的统计年鉴中没有将GDP的创造按企业类型细分,也就无法找到ΔF的数据,笔者试图用三资工业企业的总产值代替,但结果很不理想。这需要我们寻找更确切的数据或模型来完成。
　　第四,较高的θ值说明FDI是推动广东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大力引入FDI的政策效果明显。而θ值两种效应的构成形式,则说明我们要注重引资的外溢效应,这在以前往往被忽视,因此,有必要加强FDI中技术含量的要求,弱化利用外资弥补资金缺口的观念,强化择优引资的意识,引导FDI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倾斜,增加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投资的比重,引导港澳台劳动密集型投资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资本技术密集程度,整体上提高FDI的质量,为地区经济的增长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蔡增正.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分析［J］.经济研究,1999(2).
　　［2］何洁.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进一步精确量化［J］.世界经济,2000(12).
　　［3］汪立鑫,曹江.外商直接投资对上海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00(5).
　　［4］广东省统计局.历年广东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5］何小群.现代统计分析方法与应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6］Feder G..On Export and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2),1982.
　　
　　［作者简介］尹仁平(1981―),男,湖南长沙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投资经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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