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象:基于“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型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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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乐清市是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典型代表之一。以民营经济为主导的块状经济和政府主导下的城镇化极大地推动了乐清市镇域经济的发展，也使镇域经济发展出现非均衡现象。以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以“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式为理论视角，探索、解释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与现实表现，寻求县域经济发展由不均衡走向均衡的合适道路。
　　关键词：镇域经济发展；“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型；乐清市
　　中图分类号：F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7-0163-07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市凭借区位优势，走上了民营经济发展之路，形成了小型化、多元化、产品特色鲜明的区域块状经济，有学者称之“一乡一品”、“一村一品”现象，而这种块状经济的承载体主要是镇级区域。所谓镇级区域（以下简称镇域）是指以行政区划确定的乡镇级别的地理空间，包括了建制镇和乡。县级区域是由镇级区域组合而成。探索镇域经济发展规律，对发展镇域经济、缩小镇域区际差距，实现县域经济的均衡发展有重要意义。
　　乐清市是“温州模式”的发祥地之一，位列全国县市百强，是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典型代表之一。当前，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呈现非均衡发展现象，研究其发生规律，对乐清市镇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县域经济的最终均衡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以乐清市镇域经济为研究对象，以“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式为理论视角，探索镇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寻求县域经济发展由不均衡走向均衡的合适道路。
　　乐清市地处浙江东南沿海，瓯江口北岸。西北为雁荡山山脉，东南为海积平原。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陆地面积1 174平方公里，①海域面积270平方公里，现辖31个乡镇。2009年全市生产总值418.6亿元，工业总产值1 087.92亿元，财政总收入58.9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 14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2 268元，2010年，在第十届全国县域经济竞争力百强县市排名中，乐清市名列第十五位。
　　一、问题提出：镇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象
　　乐清市自1992年进行乡镇撤并工作、1993年撤县设市以来，镇域经济在民营经济和城镇化的支撑下，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有些区域依靠自身要素积累或产业集群，发展成为产业特色鲜明的专业镇，而有些区域由于区位因素呈现出相对的衰落景象，镇级区域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和差异扩大现象。
　　（一）镇域工业经济的非均衡发展
　　乐清以工业立市，②根据乐清市统计年鉴，1993年第二产业在国内在产总值的比重为58.4%，2009年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到60.4%。镇域工业经济的发展程度直接反映了各乡镇的经济状况。当前，镇域工业经济出现明显的分化现象。2009年，各乡镇工业总产值均值为362 639万元，高于均值的乡镇有7个，比例为22.58%；低于均值的有24个，所占的比例为77.42%（见下页表1）；其中，工业总产值超过54亿元的乡镇有4个，占12.9%，低于18亿元的乡镇有21个，占68.74%。2009年乡镇工业生产总值排位前四位为是柳市镇、北白象镇、乐成镇和虹桥镇，工业产值分别是375.6亿元、182.3亿元、129.6亿元、82.3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70.9%，相比其他乡镇，工业经济聚集明显。在南片区域中，2009年县西8个乡镇③ 的工业总产值绝对数为754.5亿元，占全市总额的69.47%，如果再加上乐成镇，比例将达到81.42%。南片区域工农产值均值是中片区域的5.89倍，是北部区域的28.83倍（见表2），南片、中片、北片差距明显。因此，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塔”型结构。处于顶端位置是柳市镇，次之是3大集镇，再次之是7个乡镇，最下层的是21个乡镇；从空间分布看，镇域经济发展呈现“县西高于县东”特征，整体呈“南强北弱”格局。
　　（二）镇域产业特色的非均衡分布
　　块状经济是乐清县域经济发展的表现形式之一。在乐清县域经济的发展过程，活跃的民营经济使各乡镇经济特色进行了分化，形成独特的块状经济和专业市场发展模式。这种“森林”化而非“独木”的经济集群大大促进了乐清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其吸引力越来越强，使更多的同类企业加入到块状经济中来，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发展态势。目前，乐清构建了以电器、电子、建工钻头、休闲服装、机械仪表、精密模具、造船工业等为主导产业的工业体系（见表3）。柳市的电器、虹桥的电子，芙蓉的钻头、乐成的头盔摩配、虹桥和清江的精密模具、北白象和磐石的服装以及黄华和七里港的造船工业，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三）镇域人口的非均衡分布
　　从户籍登记看，乐清市乡镇人口规模等级普遍不高，分布细碎，集中度不高，但镇域之间差距也是比较明显。2009年，各乡镇人口平均数为39 512人，高于均值的乡镇个数为7个，占22.5%（见表4）。其中，人口超过10万的乡镇有4个，分别是乐成镇159 552人，柳市镇108 107人，北白象镇105 779人，虹桥镇103 799人；人口在4万～10万之间的乡镇有3个，所占比例为9.68%；人口在2万～4万的乡镇有15个，占48.39%；人口在2万人以下的乡镇有9个，占29.03%，其中人口最少是福溪乡6 327人。
　　2008年，四大集镇① 集聚了477 237人，以12.9%个数比例集中了全市总人口的38.96%。如果考虑外来流动人口的集聚和市内其他区域居民离乡居住但不变更户籍的现象，那么，四大集镇的人口集中度将更高。据统计，2009年全市外来流动人口567 837人，其中四大集镇聚集了417 238人，占全市73%（见表6）。另据保守估计，乐清市山老区人员外出人口约占当地人口的一半，其中有相当部分人群居住在四大集镇。
　　（四）镇域城镇化进程的非均衡推进
　　在城镇地理空间分布上，小城镇② 分布非常集中。全市乡镇分布密度为2.63个/百平方公里，其中建制镇的分布密度为1.78个/百平方公里。三块平原面积为330平方公里，占市域总面积的28.1%，集中了21个建制镇中的17个，平原地区建制镇分布密度为5.15个/百平方公里；乐成、柳市、北白象、虹桥四大集镇，均位于南部与中部的平原地区。在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上，镇域间分布不均，乐盐片、柳象片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在2005年为31.6平方公里，约占全市的79.4%。表6表明，作为县域行政中心，乐盐片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为105.13平方米，远高于柳象片和虹桥片，但均在国家标准上限120平方米以内（见表6），而柳象片与虹桥片城市化进程尚待进一步推进。在小城镇的城市化质量方面，乐清市与温州市内其他县市相比有着不小的差距，“乐清人”对我市的城镇化建设普遍感到不满。近年来，虽然乐清市各级政府非常努力，但成效有限，城镇的发展呈现“村村像城镇，镇镇像农村”的景象。
　　二、理论综述：“缪尔达尔―赫希曼” 模型③
　　缪尔达尔和赫希曼对区域不平衡增长的分析有某些相似之处，一些学者将两者理论称为“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型（高大伟、仵雁鹏，2005）。
　　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不是同时发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地区由于某种最初契机，获得增长过程中早期优势(初始优势)，就会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由于集聚经济的存在，优势区域会因市场作用而持续累积地加速增长，并同时产生两种相反效应：一是回流（吸收）效应，表现为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受收益差异吸引而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现象，结果造成落后地区的衰退，区域差距扩大。二是扩散效应，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出现一定程度的从发达地区又流向落后地区的现象。但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回流效应总是远大于扩散效应，“市场力所起的作用是趋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陈秀山、石碧华，2000）。由于循环积累因果的作用使经济在空间上出现了“地理二元经济”结构：即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同时存在。怎样才能限制地区差异的扩大?缪尔达尔认为，必须依靠政府干预。政府应通过不平行衡发展战略，优先发展那些有竞争优势的地区，然后通过这些地区的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同时为了防范积累性因果循环带来的地区差距扩大，政府应制定相应的刺激措施帮助不发达地区发展经济（林元旦，2004）。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赫希曼在其代表作《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倡导把非均衡战略看做经济发展的最佳方式。赫希曼认为，经济增长不会同时出现在所有地区，而一旦出现在某处，在巨大的集聚经济效应作用下，要素将向该地区集聚，使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加速，最终形成具有较高收入水平的核心区。与核心区相对应，周边和落后地区称为边缘区。经济增长产生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同时存在，同时起作用（钟有林、李霁友，2009）。赫希曼强调了市场作用和区域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作用，在其分析中认识到，某些非地方性的增长效应可能是消极的，在地理空间的“极”内，经济增长的累积集中将首先加大地区间的经济差异。他确信，长期的地理渗透效应（扩散效应）将足以减少这种差异。然而，赫希曼对渗透效应（扩散效应）能减少地区差异的乐观估计是建立在依靠国家干预的基础上的（陈秀山、石碧华，2000）。赫希曼认为，发展都是通过经济中的主导部门的成长带动其他部门的成长。要研究如何把有限的资源分配于最有生产潜力即联系效应最大的产业中，通过这些产业的优先发展来解决经济发展的瓶颈，并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卢正惠，2003）。
　　综上所述，缪尔达尔和赫希曼都强调市场作用、经济发展内在规律对区域差异变动的影响。这种区域差异的变动是通过极化效应（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涓滴效应）展开的（见图1）。在市场机制和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作用下，这两种方向相反的效应是同时存在且同时发生作用的，其结果表示为两效应的合力，区域差距呈扩大或缩小变化。在早期，极化效应可能大于扩散效应，表现为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要素的吸引而使落后地区的要素向发达地区流动，结果为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异进一步扩大；在后期，扩散效应可能
　　大于极化效应，表现为要素从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回流，结果为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异逐渐减少（见图2）。同时，缪尔达尔和赫希曼都主张政府的积极干预，通过政府干预，或累积发达区域优势扩大区域差距，或刺激落后区域发展缩小区域差距。
　　因此，区域差异的变动一般受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市场作用和政府干预三种力量的影响，是三者综合作用的结果，片面强调哪方面的作用，都是不恰当的（钟有林、李霁友，2009）。
　　三、实证分析
　　考察乐清市县域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我们发现“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型或许可以解释镇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象。
　　（一）“初始优势”的出现，形成“最初的出发点”
　　按照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的说法，经济发展总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获得“初始优势”。在市场力量和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作用下，“敢于天下先”的乐清人在计划经济的坚冰中产生了“最初的出发点”，形成了“初始优势”，经市场作用和经济集聚开始了乐清市县域经济的起飞。从产业看，这些“初始优势”有小五金、小电器、小塑件、粮食加工和服装皮革等行业。① 1977年之前，全国“文化大革命”，许多全民和大集体企业停工停产，市场上一些产品供不应求，给社队企业提供了一个发展机遇。乐清全县陆续办起采石场、蛎灰厂、修建社、鞋业社、成衣社，逐步发展小五金、小电器、小塑件、粮食加工和服装皮革等行业（周晓丹，2008）。从区域看，“最初的出发点”有柳市、北白象、湖头、茗东等乡镇。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农村全面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批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原来有一定工业基础的柳市、北白象、湖头、茗东等乡镇，率先出现了从事低压电器等生产的家庭工业和联户工业，然后遍及虹桥等区域。接着，村及村以下的城镇合作和个体工业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柳市片区的低压电器、虹桥片区的电子元器件等在全国小有名气的产销基地（周晓丹，2008）。
　　（二）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的发挥，使镇域经济发展差异表现迥异
　　按照“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型，发达区域与落后区域的差异变化是通过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展开的。在乐清市镇域经济中，四大集镇与南片区域可视为两个层次的发达区域，而四大集镇以外的镇级区域和北片区域可以视为落后区域。考察乐清市县域经济的发展过程，有迹象表明这种区域间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正在发挥作用。尽管当前乐清县域经济可能受更发达区域的吸引而使要素如劳动力和资本向县域外流出，但也存在对县域外其他区域的极化效应。①这使县域受其他区域的影响与县域内镇域间的影响交织在一起，难以准确衡量。在县域内，极化效应表现为要素向发达区域的集聚。一是镇域间人口的流动。据估计，乐清市山老区近一半的人口外出，一些人流出县域，一些流入了四大集镇；从1993―2009年，乐清市镇域人口除福溪乡减少约300人外，其余各乡镇均有普遍增长，增长率高于全市的乡镇有11个（包括了四大集镇），其中乐成镇增长率最高，2009年比1993年增长了29.27%，而同期全市人口增长率仅18.81%，在计划生育严格控制的情况下，镇域人口的高速增长反映了人口的区际迁移；“大荆保姆”、“大荆人”等品牌在四大集镇的造就，反映了落后区域人口外流的程度；在城乡交通网络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交通压力（特别是周未）的连年扩大，在侧面证明了镇域交流不断扩大的现实。二是镇域间的资本流动。区域外人员在四大集镇的购房行为，尽管有些是投资行为，但也形成了部分居住的事实，这是资金向四大集镇集聚的一种现象；企业在不同工业园区，特别是在以中心工业园区、大桥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西溪工业园区为代表的四大集镇的集聚，反映的也是一种资本在区际的转移。在扩散效应上，表现为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由发达区域向落后区域的转移。康顺畜牧、康盛农场、巨科枇杷基地、瑞兴水果、绿铁皮枫斗等工商资本、技术在第一产业的投入②以及热火朝天的新农村建设、农家乐等展示了扩散效应的印迹。
　　在极化效应与扩散应的作用下，镇域经济发展差距或扩大或缩小：首先，从全局看，镇域经济发展差距在不断扩大。四大集镇经20世纪80年代的发酵，得到持续累积地加速增长。四大集镇工业总产值从1993年的23.5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769.8亿元，增长了32.69倍，远超过全市的同期发展速度（21.75倍），四大集镇工业总产值集中度从1993年的47%增加到2009年的71%，见证了其极化效应和其他区域发展的相对衰弱（见表7）。2009年南片的工业总产值在全市的份额，较1993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中片与北片分别减少了7个百分点和1个百分点，南、中、北片的差距扩大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片的极化效应（见表8）。
　　其次，从局部看，镇域经济发展差距有缩小的迹象。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柳市镇与北白象镇，出现了经济空间与地理空间的融合，并对周围的六大乡镇（白石镇、象阳镇、翁洋镇、黄华镇、七里港镇、磐石镇）产生了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柳白区域和周边区域均获得了极大发展。柳白区域工业生产总值从1993年的14.4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557.8亿元，增长了38.7倍；周边六大乡镇的工业生产总值从1993年的12.9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196.7亿元，增长了15.2倍；表9表明，两者之间差距从1993年的1.11∶1扩大到1999年3.68∶1，之后又缩小到2008年2.72∶1，似乎说明2000年之前极化效应要大于扩散效应，之后扩散效应则大于极化效应。柳白区域与周边区域的六个乡镇的工业产值的平均差系数的变化也佐证了这一点。虹桥镇对周边的影响也与柳白区域相类似，差距也经历了从增加到缩小的过程（见表10）。大荆镇从城镇规划看为北部区域的中心，尽管北部区域也存在居民居住向大荆镇集中现象，但其经济发展水平与定位不相符。

　　（三）政府干预，发达区域与落后区域均受激励
　　对于发展镇域经济，中央、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各级政府都历来非常重视。党中央的各种与三农问题相关的重要文件，屡屡依形势为促进农村区域发展提出了各种政策。各级政府在贯彻中央文件的过程提出了适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镇域经济的发展。
　　1.从体制转变看，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得益于市场经济的较早发育。20世纪80年代初，经历1982年的经济整肃运动后，随着政策的松绑，个私经济限制的放宽、“股份合作制” ① 的出现，城乡个体、股份合作和村办企业成为工业经济的主导成份（周晓丹，2008）。1990年的质量危机② 和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使乐清市民营经济走上了健康的快车道。
　　2.从产业发展看，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得益于工业园区的创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乐清市各乡镇纷纷组建工业园区，使小型化、多元化的块状经济在乐清得到了充分的发展。1993年以后，乐清沿104国道线，建立了63个工业园和一个省级经济开发区，使之形成一条“工业走廊”，推动了区域块状经济向集约化方向发展。从2000年开始，乐清又对各类工业园资源进行整合、调整、撤并，集中力量建设乐清经济开发区和乐清工业园区两个省级开发区、7个产业功能区（周晓丹，2008）。表11反映了乐清市县域工业园区的分布情况。近年来，传统产业、块状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上了日程，其又将进一步推镇域经济发展。
　　3.从城镇发展看，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得益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多年来，各级政府纷纷出台各种政策推进城市化进程，以城镇化带动区域经济发展。1994年11月，浙江省提出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1995年国家体改委批准温州市龙港镇（苍南）为首批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随后柳市镇（乐清）等三个乡镇被列入国家级试点镇。1999年温州市委市政府制定了《温州市城镇体系发展规划》，推进小城镇发展。之后，浙江省各级政府把小城镇综合改革的重点引向中心镇的培育壮大上，通过进一步提高城镇人口、产业集聚功能，增强城镇功能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2007年4月浙江省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中心镇培育工程的若干意见》，在选取的第一批141个省级中心镇中温州市占据15席，其中包括了乐清市的虹桥镇、柳市镇。2009年6月，温州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推进强镇扩权改革的意见》，柳市镇位列其中。历年来，乐清市政府坚决贯彻上级部门的有关政策，并出台相应的具体措施。根据乐清的资源禀赋和发展形势，乐清市在县域发展战略上从20世纪90年代“三廊一港”向“三轴三区、三线并进”，“一心领先、三组并进；两带融合，三群竞发”，“一心两翼”依次演进。1998年乐清市出台了《乐清市城镇体系规划》，2003年制定了《乐清市城市总体规划》，并根据上级的有关决定，对虹桥镇、柳市镇等乡镇进行强镇扩权式改革，2007年修订了《乐清市城市总体规划》。2009年，乐清市出台了《柳市镇强镇扩权改革实施方案》，对柳市镇进行了“镇级市”试点。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的集聚，其推动了四大集镇等中心镇的发展，但政策上的区别对待使中心镇的发展得不到更大支持。
　　综上所述，乐清市县域经济的发展还处于镇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阶段；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促进了镇域经济的极大发展；政府的干预特别是政策支持或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激励了镇域经济。
　　四、结语与展望
　　本文以“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式为理论视角，探索镇域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在乐清市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镇域经济发展并不均衡，其中市场经济的先发优势促进了地区经济的极大发展，而地方政府的干预行为激励了地区经济的发展。
　　诚然，均衡是非均衡这一发展过程的最终要求，但“只有经过非均衡发展过程，才能达到高水平、高效率的空间均衡”（曾菊新，1996）。在乐清市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首先是要经历非均衡，然后才是追求高水平、高质量的空间均衡。在这个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遵守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强化政府在不同发展时期的干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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