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征服中国之因素契合说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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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孙 琦
摘要:在中国漫长的文明史中,马克思主义以一种崭新的理论体系跃居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这样一个重大的文化社会现象为何发生、因何确固,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解读了在马克思主义征服中国的语境下因素契合说的内涵并对之作了正反两方面的评价,重点突出其在逻辑运思方面的缺失。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因素契合说;逻辑
中图分类号:F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3-0001-02
马克思主义在诸多思潮的并流中,于20世纪20年代牢牢地确立起了其主导地位,并引领着其后迄今差不多一个世纪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对中国的历史演变产生了至深至巨的影响。我们很自然地会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万卉纷呈的西方思想园地中,我们何以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对这一内涵深蕴的世纪之问,诸多的学者从不同的视界出发作出了他们各自的说明,比如,因素契合说,此论从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思想因素的相容互适立论,代表人物是张翼星和都培炎等。本文解读了在马克思主义征服中国的语境下因素契合说的内涵并对之作了正反两方面的评价,重点突出其在逻辑方面的缺失。
一、何谓因素契合说
因素契合说作为说明马克思主义之为何能够征服中国的一大理论,根据言述者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所本身具有的类型对立的意识的自觉程度,又可细分为两大类别:其一,中外一体说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血脉说,现今持这种观点的学人相对较少;其二,更为典型意义上的因素契合说,这一立场为更多的学者所认同。
都培炎的叙说体现了典型意义上的因素契合说样态。符合常识地,他判断认为,时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初期,其知识结构、思维框架、理论水平仍不免受到传统思想文化的制约,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在其中发挥着潜在的作用,自觉、不自觉地以中国的传统方式介绍和诠释马克思主义,因而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儒学的某些思想出现了相容、相通和相融”。具体来说,中国先进者首先以儒家“求善”、“均平”的道德价值观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并以社会主义为前途探索社会改造问题,使传统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形成一种相容的关系;其次以儒家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诠释和描述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使传统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在人类社会的终极理想上形成一种相通的关系;再次以儒家“明道救世”、“兼善天下”的处世态度仿效马克思为实现理想献身治学的人格品质,与马克思主义在理想人格的塑造上形成一种相融的关系。
二、因素契合说评议
(一)逻辑之未自足
1.逻辑缺失之一:一种未完全的简单化的论证。中外一体说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血脉说其意义实在于表征两种不同文化初接触时的文化心理反应,表达人们对于新事物寻求自圆其说,因其与历史的真实有比较大的出入或马克思主义本身内蕴的中国血脉之不彰,采行之以作马克思主义之征服中国原因疏解的学者并不多,本文作者也仅粗略述及。下面着重分析典型意义上的因素契合说,审视其历史与逻辑理性的可靠性。综观学者的论说,立论通常是这样一个框架,论者缕析出中国文化优秀传统(学者们作为历史的后来者已经先行设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自然,在因素契合说思维架构中所觅取的传统文化因子也只能是其中优秀的部分)里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的因素,紧接着以此申说马克思主义征服中国的原因。张翼星就以为,中国先哲们“天下有道”和“大同”的社会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相通;中国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础;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传统的人文价值因素与马克思主义相容互适;再有,中国在世界观和方法论维度同样蕴涵有与马克思主义息息相通的丰富而深刻的辩证思维。张剑伟和赵凯荣从另一视角勾勒了中国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的因子,他们认为,中国传统中涵纳的“教人怎样才能过人的生活”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通过人、为了人,作为人而向人本身的复归”的终极追求一致。
我们姑且不论学者们所寻获的契合因子的真实有效性,但单就其论述的总体构架而言,已充分表明它是一种未完全的简单化的论证,单讲契合的因素,远远不够陈明主题,契合的尤其需与不契合的作对比,只有充分论证了契合比之于不契合的能量优势才能够为契合说奠立稳固根基,换言之,确认契合因子比之不契合的因素的重要性是绝对有其必要的。有的论者于此是有所察觉的,也确实注意到了中国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合的一面,但仅限于列举,没有更深入地对相合与不相合的因素作影响力比较,单向度的契合因子检视,只是一种皮相观察与表象思考,根本不足以保障理论上的可能转变为一种现实的可期许性,如此的论证理路很可能沦落为一种简单的格义与比附。我们可以思量这么一个问题,即,任何人类文化、思想,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处理人如何更好地活着的问题,它们都有共通的问题意识,故而任何的异质文化间都不可能绝无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存有与传统相契合的因子,自由主义同样有,但关键的是,为什么历史的选择就指向马克思主义了呢?论断的可成立性因之也就成了一个问题。
2.逻辑缺失之二:因素分析和类型分析的混同。因素契合说本身内含着因素分析和类型分析的混同这样一个问题。于此,文论作者也不是毫无认识,张翼星就明白体认,中国的“天下有道”和“大同”理想是“一种建立在小农生产基础上的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它与建立在高度发展的大生产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理想是有本质区别的”,中国的社会历史观虽“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础,”但“与唯物史观的完整理论相距甚远”。令人遗憾的是,接连上述清醒认识的是另外的一种言述,这也是作者最加留意与倾情之处。作者如是表述,“着眼于未来的经济、道德上的理想态势,又确有相通之处”;“无疑包含唯物史观的某些思想因素”等等。刘国胜在其文章中也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新唯物主义’,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唯物主义思想仍从属于旧唯物主义,二者有着本质的差别。”但本质差别是如何具体表现的,其又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造成了何种具体障碍,文章却丝毫未曾涉及。问题最为集中地暴露于此处,在部分学者的构想和预设中,因素上的相似,政治上的互为铺垫完全遮掩了类型上的完全对立和历史意义上的古今区分。两个不可通约的传统并不意味着两个传统之间完全不能有任何沟通,它们仍可以有部分的沟通,但即便如此,我们仍需确认的是它们终归是两个不同的传统,因为这样两个传统中有些本质性概念是无法通约或比较的。
3.逻辑缺失之三:对文化的抽象化处理。因素契合说第三个比较大的问题在于它对文化以外的社会构成的漫不经心的轻忽对待,这样一种文化史观“把文化抽象化,对于文化的研究多限于字面的、文本的解释和阐发。既然是文化决定了历史的发展,那么在研究历史时,也就无须对产生各种历史现象的社会条件(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加以探寻,似乎这种抽象化的文化,就已为推翻旧说提供了足够的依据。”此亦是马恩着意批驳的一种做法,“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到过。”而真正合理的做法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或许我们也应该从“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来,凡是不反对某种程度的西化的学者大概对于中国及西方文化背后的哲学、政治及经济的了解都是停在表面的”这样一种令人难堪的局面当中走出来了吧?
(二)自欺与自扰的因素契合说
张之洞在戊戌年(约1898)曾指出,时人关于西法有自塞、自欺和自扰“三蔽”,自塞为“恶西法者,见六经古史之无明文,不察其是非损益,而概屏之”;自欺则是“略知西法者,又概取经典所言而傅会之,以为此皆中学所已有”;而自扰乃是“溺于西法者,甚或取中西之学而糅杂之,以为中西无别”。自塞者“令人固蔽傲慢,自陷危亡”;自欺者“令人空言争胜,不求实事”;自扰者“令人眩惑狂易,丧其所守”。笔者以为,作为类型学意义上的因素契合说已经陷入自欺与自扰的窘境。
当然,因素契合说并非毫无价值,它于我们思索马克思主义或者说与马克思主义同时东渐的西学资源作为横移资源如何在中国立稳脚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我们完全可以合理想象,当然这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异质文化在被移植到另一语境时必然与本土文化进行一定的格义与比附,以此部分消解精英和普通民众对异质文化的本能心理排拒,对中国这样一个文明悠久的国家更需如此。此如金太军所体察的,“甚至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许多中国人包括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孟子的‘民贵君轻’与卢梭的‘民主君仆’并无二致,‘人民作主’的西方近代民主观念与‘为民作主’这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圣君清官思想也被等量齐观,黄宗羲甚至成了中国的卢梭。”总之,因素契合说在历史与逻辑维度的双失从根本上决定了它的论说的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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