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由盛转衰原因分析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赵婉如　谢启超　朱春龙

　　提要徽商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耀眼的商帮，他们从兴起到衰落历经几百年的时间，这其中主要的朝代更替有明清。兴盛时，它曾富甲一方，修起了石牌坊和宗祠，办起了学校，并热衷于社会公益事业。这里最有名的要说胡雪岩这个晚清徽商，他的胡庆余堂可以算得上是造福一方了；衰落时，它无回天之力，一座大厦顷刻间瓦解，跬积的基业付诸东流，而紧随其后的是当代浙商的兴起。
　　关键词：徽商；衰落；浙商兴起
　　中图分类号：F7文献标识码：A
　　
　　我国在明清的时候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特别是在杭州这样的城市，商业一时兴起，对于一个小农经济社会来说，要想从根本上革除其本身自闭特性的不利影响就得通过市场的力量，通过商业的运作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而徽商正是在这个变革的时期兴起，它的很多商业文化都很大程度上迎合了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但又为什么这么一个庞大的商帮未能承担起持续繁荣经济的重任而又难逃近乎瞬间消亡的厄运；相比之下，现时期的浙商又从很多方面与其相似。
　　
　　一、兴起
　　
　　徽商是在六朝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在明朝的时候兴盛而在清朝的时候达到了鼎盛。它的衰落基本上是和中国的封建社会一道。徽州自古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称，可见从地理特征来说这儿是一个极其不适合小农经济发展的地方，正是因为此，徽州人不得不世世代代地谋划着生存问题，只有走出去。主要自然资源的稀缺必然导致了在没有商业往来的前提下出外谋生。从经济角度看，小农经济最直接的根基是田地，其次是当时的制度，他们相互作用才能维持经济的稳定、社会的稳定。倘若在人口增加的同时没有更高的生产力，又没有更多的生产要素，那么这多余的人口便很直接的成为了负担，而在封建的明清社会，种种因素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动，短期内来看，人们的生活很稳定，人们消费的物品很稳定，物品的市场价值（价格）很稳定，这也就从另一个层面说明经济是不灵活的，商业没有兴起，物美价廉的东西也就自然不容易直接进入市场；而地域的差别导致了各地之间的自然资源迥异，坐落于南方的徽州有山有水，还有一条直达杭州的新安江，于是刚刚沿着水路北上到杭州、无锡等城市的徽州人会发现这里的一些商业机会。当然，在接近万事俱备的同时，资金便成了主要问题，解决方法有两种：一种是资金的积累，它需要刚刚出来打拼的徽州人在当地辛勤地劳动；另一种是融资，通过同乡人在一起的相互扶持，而这几乎成为了徽商以后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徽商是很注重因地缘形成的关联。
　　对于徽商来说，徽州最著名的不是山而是山上的茶叶和木材；不是水而是新安江。这两个本不起眼的与生俱来的方面竟然成了徽州人勇闯商道，兴起家业的主要原因。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要比较晋商、徽商和浙商三者，目的是否能够找出异同，去异存同，然后有所鉴。无独有偶，我们会很惊奇地发现，商业为当时之所用，而一刻意地去找所谓的本质的东西也不过一句“不得不经商，只有经商才能兴家立业”。浙商在开始的时候条件和徽商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当然他们毕竟不在同一时期，但是即便如此浙商所处的时期也是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市场不活、物品奇缺、消费不足。浙商也要面临的是东南丘陵等大片的不易发展农业的地貌，浙商也得面对不开放便成障碍，一开放便成出路的大海。而浙商有的是什么，浙江也是山系水系多、平原农田少，自然景观独特优美，地处沿海，有广阔的海外市场。
　　
　　二、成长
　　
　　徽商获取了市场的需求信息，拿到了市场准入资格后便开始了作为，从熟悉的木材茶叶到经营酒楼、商铺再到盐业和钱庄，他们几乎涉足了当时的各个行业，而晚清巨甲胡雪岩的起家也是从米开始的，不管是什么行业，总之徽商都知晓了需求和供给方面的缺口，通过直接和间接地获取市场信息，他们总会在适当的时机出手，获取高额回报。信息来源对于任何商业社会的企业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对于信息本身来说如果大家都具备了那就不存在劣势，可如果信息不充分、不完全的只是大多数人，而少数人甚至只有几个人完全掌握了市场的信息，那么这时候信息又成为了不公平竞争的开始。徽商是儒商，他们很理解儒家文化又很认同它，“学而优则仕”几乎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大事，这充分反映在当外出的徽州人发家后，留守老家的父母妻妾依旧很重视家教，依旧很想通过读书立学获取功名；另一方面徽商中有很多捐资助学的例子，一时间徽州的文化兴起，培养了硕大数量的中举及第之人。
　　徽商之所以兴修祠堂，牌坊也是因为他们是儒商，他们的价值理念完全磨合了封建礼教，所以一旦他们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就后都想尽快地获取自己的社会认同，乐善好施，兴建工程，捐资助学，效忠朝廷。从这一点上说，徽商并不如真正商业社会的商人那唯利是图，徽商的商业文化中的绝大多数也都符合了封建文化，他们是很成功的商人，可他们真正想要的是做官兼济天下。
　　值得庆幸的是，徽商并不是完全的看低了自己，他们照样萌生了经世治国与投身商海同样可以实现人生价值的理念，而这几乎成为了他们形成独立的商业文化的开始，于是徽商是商人，不管怎么样他们也得获取自己的回报，哪怕就是同封建的帝王打交道，之所以会和当官的勾结是因为他们有信息、有权力、有空当。既为朝廷效力，也为自己谋利。晚清的胡雪岩最终死于贷款利率的事也足以反映徽商他们是商人。
　　浙商的兴起是在近20多年来，他们利用了政策上的空缺大胆地搞起了商业，加上地处沿海、毗邻港澳台和深圳，应该说，在信息上他们是绝对占据了优势，而这对于当时的整个环境来说是最宝贵的，计划经济很严、很死，都知道不好行不通，可也都知道这是大政方针的问题，而浙商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率先搞起了私营经济，而改革开放后，浙商又获得了巨大的地缘优势，加上早年外出打拼的浙江人中见多识广，充分了解了中国市场，从各个行业干起，一下形成了浙江人独有的一套。
　　
　　三、运作
　　
　　徽商强调儒家文化，运作经营上他们是地地道道的中间商，通过差价的形式获取利润，本不直接参与生产，也很难创造新增价值，他们所经营的木材、茶叶多是从徽州采购，然后在杭州、上海等大城市销售；他们所经营的餐饮、典当等服务行业也不足以带动整个生产力的提升，作为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第一阵地的织布行业也仅仅只诞生了略为改进的织布机，而并没有推广普及更新，进而扩大生产，而一旦外国的纺织业兴起并进入世界市场时，中国生产性的行业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徽商作为一个中间商依旧可以通过要素禀赋差异渔利于国内外市场之间。
　　应该说儒家文化也是徽商的一优势，徽商为公兴办学校，积极纳税，有利于教育的发展，有着良好的声誉；为私则家教甚严，渴求及第，这种氛围也足足地刺激了徽商子弟发奋读书，考取功名。而这两方面都共同促成了徽商渠道广门路多的局面，徽州走出去的官员很多，受徽商恩惠后步入官场的人也很多，他们自然会在徽商有求时相助，这成为徽商后来某种程度上为所欲为的保护伞，也成为他们获得代理官方运营盐业的原因，也足以使得他们在和外商交往过程中拥有足够自信的筹码。
　　有了官方保护，加上自己的财力，徽商都近乎以为这世上没有办不到的事。而一旦他们的屏障离去，就落得人财两空的破败。
　　没有可靠稳定的市场来源，徽商所经营的东西并没有形成一个稳定充足的市场来源，这主要是由当时的生产状况决定，自然原因导致产量质量的起伏是很自然的事，而对一个中间商来说没有稳定充足的货源，无异于眼睁睁地看着有钱不能赚，这只是表面现象，其深层次的含义是没有稳定的信誉，手中的资金没有充分的流动性，因为一旦货源奇缺，资金流向将成为未知，至少短期内是无能为力，盲目地涉入新的行业吗？那又可能造成另一个行业的需求供给冲突，进而导致价格波动、市场起伏。就纺织业来说，相对于英国的布业，中国的棉布是不堪一击，而徽州商人即便有巨大的财力也不可能在布业中有所大作为，这不仅仅是物美价廉的问题，而是一旦他们通过超额供给的压低价格，徽商将无法承受。
　　浙商中的大多数都是直接从事生产的，他们注册了公司，成为独立的法人，具备了很强的生产研发和销售、售后服务能力，所以它从根本上区别了徽商以中间商为主要业务，也避免了徽商作为中间商面临的许多问题，而无工不强，无商不富，这两个方面必须相互扶持才可以形成合力，单方面的运作都会形成一个不充分独立的竞争实体，比如一些以加工服务行业为主的国家往往容易受到世界范围经济波动的影响，而相对综合、具有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国家则可以很大程度避免这种波及效应。而从小范围看，浙商之所以从一开始就具有比较优势，也得益于其私营经济的繁荣，浙江的打火机、衣服、小商品都形成了产业链，有很强大的生产能力，很便宜，很有竞争力。这种优势在短期内很难被赶超，而产业的集聚效应仍然会促使更多的相关产业入住浙江，加剧其规模和优势；长期来看，这种优势会从资本积累、基础设施建设、研发管理水平等方面形成更大的优势。
　　这样看来，徽商似乎从本质上本区别与浙商，他们不仅仅是异同于所处时代，更是中国商业发展历史的先后问题，徽商是落后的生产力环境下，通过相对先进的管理和商业运作来赚取差价，而整个生产力水平并没有很大提高，这显然是从根本上不适合解决资源稀缺性的问题。
　　浙商所面对的是一个依托创新为动力的竞争环境，既强调商业运作又强调生产，并且偏重于生产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下。它可以从整体上不断完善资源的优化配置，缓解稀缺性，甚至短期内解决稀缺问题。
　　（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吴克明.徽商精神―徽商研究论文选（二）［M］.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杨晓民.徽商［M］.人民文学出版社.
　　［3］张正明，孙丽萍等.中国晋商研究［M］.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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