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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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吕金河
【提要】 城乡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已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种现状与我国长期以来城乡不同的分配制度、户籍管理制度、二元的财税制度等二元经济体制与不平衡的产业结构、教育等因素有密切关系。本文就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着重提出解决措施。
【关键词】 城乡收入差距 收入分配
一、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现状分析
1、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78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之比为2.57：1，而2001年城乡差距之比为2.90：1（见表1）。
2002年,一个农民真正能用于商品消费的每月只有120元左右，而城镇居民却达每月600元，差距为5：1；若将医疗保险、住房、养老、教育等隐性福利计入，差距将高达6：1，这个比例是世界最高的。据统计，1996年我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24，1997年为0.425，1998年为0.456，有逐年扩大的趋势。据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收入绝对平均，在0.4以上则表示绝对不平均。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
2、高收入人群收入超常增长，农民在平均收入水平不高的前提下占的低收入人口比重相当大。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不是表现在低收入人群收入状况绝对恶化，而是表现在城乡收入增长的速度差距逐渐在拉大。尽管农村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状况有所改善，但仍有3000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2001年人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占被调查户的13.2%，1000～1300元的占9.75%，1300～1500元的占7.25%。
二、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
1、城乡不同的分配制度促使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作为经济主体直接面向市场，在自己筹措生产成本、自主经营的同时还要自负盈亏，导致其收入极不稳定。而城市采取的是“职工劳动贡献―企业效益―职工收入”的分配形式，职工的收入不是根据其劳动贡献而是根据企业效益来分配。这样，在国有企业中，由于企业背后有财政做支撑，其对职工的分配要大于他们对企业的贡献，由此造成的亏空则由财政来处理。农民承担了这部分财政转嫁过来的亏空，形成隐性负债，即农民的部分收入无形中转移到了城市居民手中。
2、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是造成农民增收难的重要原因。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生产要素流向能获得最大效益的城市是必然趋势。但在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下，要素流向形成了资本大量流向城市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却被迫滞留在农村的现状。现代城市工业部门规模的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一方面形成了城市居民普遍就业和工资不断上涨的现实，另一方面却使农村剩余劳动力长期处于潜在的失业状态。即便有农民能进城务工，也经常被看作流民，受到不公正待遇。他们不仅无法得到基本的权利保证和社会地位，甚至有时连基本的人身安全也无法得到保障，更不用提享受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了。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体制不仅是阻碍农民增收的重要原因，还是导致二元的社会福利制度和公共资源分享制度等隐性差距的根源。
3、二元的财税制度客观上强化了城乡收入差距
（1）从财政角度看，在城市优先发展的战略下，政府不断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城市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在农村，农民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提供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开支。与城乡居民得到的回报形成鲜明的反差：城市居民不用承担公共开支且享受到交通、医疗、教育等公共物品带来的便利；在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仍然是个严重的问题。2002年全国农村还有184个乡镇、5万多个行政村和大量的自然村不通公路，即便通公路的行政村也有45万个不通沥青或水泥路，自来水通村率也不足50%。另外，民间对城乡投资也严重不平衡。从1990年到2002年城市集体和个人投资增长了14.3倍，而农村集体和个人投资仅仅增长了5.5倍。同时，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出不断减少。1978年财政支农资金占财政总支出的13.43%，1989年下降为9.42%，1999年降为8.23%，2000年降为7.75%，而2002年为7.7%，仅是农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1/3。
（2）从税收角度看，农民承担着与其收入极不相称的高额赋税，赋税比例远高于城市居民。1995年农民人均收入仅相当于城市居民的40%，而人均税款支付额却是城市居民的9倍，若加上名目繁多的杂费，则相当于城市居民的30倍。由于农村税收无论老小、有无劳动能力都必须缴纳大致相同的税费，属于累退税性质。
4、二元的工业发展政策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历史原因。发展经济学认为，各国在由传统农业社会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过程中，由于资本的稀缺性，要经历从农业中抽取剩余为工业发展提供原始的资本积累，农业剩余转化为工业资本是工业化的条件，这样城市就以较低的成本完成了工业化体系的建立。但二元化的工业发展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经济发展。工业发展所需的原始积累是采取从农业发展中抽取资金以形成资本金，主要包括建国初期国家通过垄断农产品国际贸易，在高估本币价值的前提下利用低价出口农产品来换取发展工业所需设备的进口和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支持工业发展。这种政策是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关键因素，在较长时期内对城乡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改革开放后，国家政策在农村工业发展上又有了新的不公平体现，即在我国乡镇企业刚有所发展后，国家政策过早地采取了城市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进程并轨的做法。在这样缺乏资金和技术支持的情况下，农村工业化发展不仅先天不足，而且后天营养不良，成为城乡收入差距不断增大的重要原因。
5、城乡产业结构发展的不平衡。从经济效率上看，工业和第三产业的效率要远高于农业，而工业和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城市。这使城市经济获得极大发展，城市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高。相比之下，农村工业、第三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行业发展极其缓慢，土地仍然是农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农村工业发展受资金和技术的制约，一般规模小、效益差。由于农村公共设施建设落后，阻碍了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等的发展。文化娱乐业也因为农民的收入只够维持生活必需品的消费而发展极其不足。高效率产业发展的缓慢进一步阻碍了农村的市场发展，除了最基本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市场外，稍微高级一些的市场很少，限制了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6、教育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我国城乡居民之间还存在巨大的“知识贫富差距”。农民思想观念落后、知识贫乏，这是制约农民收入提高的内因。教育落后导致农民不理解新事物，思想观念无法得到提高，技术和知识水平低。农民中年龄在40岁之上的中年人大多没有文化，20～30岁的青年多数只有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而城市居民大多能达到高中、大学文化水平。
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措施
1、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解决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要打破户籍制度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限制，消除农民进城务工的障碍，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使资源流向效益最大的地方，为广大农村劳动力消除就业障碍。逐步建立健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体系、服务体系，改革农民工的福利、医疗等制度，使农民工能得到和城市居民同等的发展机会。
2、加大财税体制改革的力度。一方面在税收政策上应向农村农民倾斜，切实减轻税收负担，彻底改变对农业“多取少予”的政策；提高对城市高收入群体的征税边际税率，限制其财富的超速增长。另一方面国家应改变其在农村公共物品提供上的长期缺位的局面，担负起农村公共物品投资主体的角色，加大财政对道路、电力、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为农民提供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以增加政府对农村的基础建设支出作为重点中的重点。
3、改革农村的金融体制，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从农村实际出发，加快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力度，解决农村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扩大农村贷款利率浮动幅度，完善邮政储蓄的有关政策，加大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力度。通过不断创新金融工具，开发适合的金融产品，探索适合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信用服务。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严格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和外资积极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多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为农村工业、商业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增强农村市场活力。
4、在农村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鼓励有特色的乡镇企业的发展。提高农村经济自我发展能力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大力发展农村工业化，开拓并扩大农村市场。应从农村的工业和市场发展入手，充分利用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和靠近原料产地的优势，因地制宜地发展有特色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农村工业的发展必然会带动农村的市场、商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形成一个产业链，既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又解决了农村劳动力剩余的问题。大力发展有地方特色的乡镇企业，不仅可降低农村工业化的成本，还可以加快农村城市化的进程。
5、加大对农村的教育投资，组织农民进行知识和技能培训。必须不断增强农民自身的发展能力，使城乡居民获得同等的发展机会，这才真正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教育收费高、就业难导致农村出现了新的“读书无用论”，所以教育作为一项基础产业仍然要以政府的投资为主。政府应制定完善的公共教育政策，限制和缩小教育差距，真正实现教育平等。应尽快扩大农村及城市低收入群体子女的免费基础教育的范围，加强高校成本核算，增加教育投入，消除社会弱势群体接受教育的障碍，还要发展技能培训以提高农民外出务工的机会。
【参考文献】
[1] 安金川：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及其发展中的矛盾与问题――二元工业化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之一[J].生产力研究2005（6）.
[2] 胡开宇：对我国城乡差距的制度解释[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2（6）.
[3] 赵兴罗：论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收入分配体制[J].生产力研究，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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