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新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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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徽商雄起的征兆是,作为一个日渐成熟的商帮,皖籍创业人士人数众多,遍及海内外,经商济世行为极为活跃,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正在发挥着重大的影响。
“徽骆驼”行走之路
历史上的徽商巨贾,富可敌国、尊匹王侯,纵横天下达300余年。他们冲破重农抑商的禁锢,浮游四方,驰骋商海,其活动范围之广影响力之大,名城重镇和边陲海疆,无不留下其踪迹,创造了“无徽不成商”的空前辉煌。
当前,新徽商在整体实力上,还无法和浙商相提并论,在气势上,更是不能和历史徽商同日而语,但承载着“徽文化”精华的当代徽商,自主创新,高速成长,成为改革和发展中的佼佼者,成为了中国工商业版图上和世界产业链条中的中坚力量。据安徽国际徽商交流协会的一项统计显示,目前,走出安徽创业的皖籍企业家,资本规模超过百万的,有300多万户。以下一组并不完备的数据可以为证;
在北京,有皖籍务工创业人员60万人,企业工商户近5000家;
在上海,有皖籍人员200多万人,创办的工商企业近万户;
在深圳,安徽乡友会自1996年成立后,现已成立了12个分会;
在温州,皖籍人士达45万人,温州安徽商会目前已有重量级会员200余名;
在湖北,有20多万皖籍人士,投资经商或办厂的达1500多家:
在新疆,有皖籍企业5000家左右,资本总量达60亿;
在内蒙古,皖籍人士用于投资创业的金额达到数十亿元……
从总体上看,徽商徽企发展规模普遍较小,资料显示,徽商徽企在行业选择上,主要分布在以下四个领域;一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如建筑安装、餐饮娱乐、商贸服务,以及文教用品、服装、皮鞋、眼镜等的生产与销售,约占皖籍企业家总人数的40%左右;二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如地产开发、仓储物流、金融投资、信息通讯等行业,约占总人数的25%左右;三是知识密集型行业,如IT、新型材料、医疗制药、精细化工、投资咨询、教育文化、广告传媒、法律审计等行业,约占总人数的20%左右;四是形成了一批规模化运作或规模化大生产的大型集团公司,主要涉及汽车制造、电子产品、医药、石油等行业,约占总人数的5%左右。
近几年来,在全国经济“高地”的北京,一批优秀徽商企业,如仁创科技、希玛集团、华威家具等公司脱颖而出,名震京城。在商家必争之地的上海,新徽商在高科技、金融、房地产、生态、农业、物流等产业上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徽商企业已经成为上海经济发展的一支生力军。在民营经济“圣地”的温州,当温州商人纷纷“出走”另觅发展空间的时候,安徽人却“逆潮而上”,凭借个人的奋斗制胜商场,时刻拼搏在“温州经济”的风口浪尖上,为闻名天下的“温州模式”做出了的巨大贡献。而在浙江绍兴中国轻纺城,安徽商会的成员九成以上都是安徽枞阳人,控制了棉布批发的80%市场,控制的资本规模近百亿,徽商的影响力由此可窥一斑。
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20世纪90年代,浙商挟先发优势,在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用资本“投票”,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扩疆拓土。相比之下,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人生寻梦的安徽人,不仅起步较晚,而且是一穷二白在打天下,因而,新徽商的商业行走,与100多年前的先辈一样,创业历程充满了坎坷和艰辛。
由于安徽人吃苦耐劳的天性,加上安徽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聪明才智,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千千万万的“徽骆驼”,就在全国各地开创了一片新天地。
在这个速度大于一切的新经济时代。新徽商超常规的发展速度,实证了新徽商不可遏制的崛起势头。而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徽商徽企在从低端到高端的行业体系中,创业人数虽然呈“金字塔型”分布,但资本分配区间却越来越呈现出“倒金字塔型”分布的特征。这表明,历史徽商的资本没有向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转化的旧痛,正在由新徽商来医治。
隐形徽商
而在安徽本土,尹同耀、左延安、蔡文龙、叶世渠等人,可以说是名震天下。上海安徽商会会长张静说,上海是一个全球性商业大都会,改革开放以来,新徽商再次成批来到上海,成为上海现代化进程的积极参与者。由于徽商重商德、经营有方,有不少企业家名震上海产业界,成为上海各相关行业中的重要领军人。例如,在上海的安徽人中,有“混凝土大王”之称的江守城,有“浦东船王”之称的霍桂财,有将自己的企业做到上海松江区行业“老大”的史一松等。
有“外省民企收购上海国企第一人”之称的安徽深华集团董事长李国亮,在成功收购上海减速机厂之后,通过几年努力经营,把这家一蹶不振的老厂改换成一个生机勃勃的现代制造龙头企业。近几年,深华先后承担了“神舟”五号、六号飞船等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仪器配套等工作,均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上海、也为安徽争得了荣誉。
安徽无为人何帮喜,凭借一把木锯起家,在北京扎下根来,并于1996拿出4000多万元,在众人的反对声和美国人的嘲笑声中,开始了保龄球的研制工作,最终填补了中国保龄球制造业的空白,打造出了全世界最大保龄设备生产基地,成为世界顶级的保龄球大王。
从安徽大别山区走出来的秦升益,在1992年怀揣着自己的发明成果和从亲戚朋友处借来的3.5万元钱,只身一人从济南来到北京,经过900多天、6000余次试验,终于研制出了“耐高温覆膜砂”,把砂子卖出了钢铁的价,秦升益也因此成为冶沙业的领头人。
在深圳,安徽人王文银曾在2004年与李嘉诚、曾宪梓、李东生以及王石等人一起,被评为亚太最具创造力的华商领袖。王文银先后投资几千万元港币,攻克了业内公认的“国际安规”及产品认证这一技术堡垒,顺利获得美国、德国、加拿大等世界主要工业国家和市场的产品认证证书,取得了进入全球市场的通行证,成为线缆行业通过国际安规认证最多的生产商之一。目前,王文银正在打造国内铜业最大的产业链。深圳的另一位皖籍企业家刘磅,在自动化领域目前同样也没有能撼动其地位的对手。
广东皖籍金融家李思聪说,安徽人比较适合做两种职业,一种当官走仕途,第二个就是做那些很细腻很高端的产业,比如高科技制造、金融、风险控制,因为安徽人比较谨慎,文化底蕴比较深厚。由于深受徽商文化的洗礼,在不久的未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皖籍人士以自己的聪明才智进入更多的知识含量高和产业附加值高的领域,摘得更多的行业冠军的桂冠,在各自的领域创造出新的商业奇迹。
文化是商帮的软性粘合剂,商会则是现实中的连接器。作为一个成熟的商帮,商会是最核心的元素之一。今天,越来越多的徽商徽企意识到大家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有一种身份认同
感,有共同的利益诉求。
“严同文”们的大想法:新徽商开始抱“团”行天下
徽商之所以能在明清时期纵横四海,除了恪守“诚信为本”的商业信条外,徽商“结伙经商”的做法也是功不可没。在激烈的商战中,古徽商往往以亲情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成规模庞大的群体,人数多以千计,发挥出了很强的集团优势。
历史发展到今天,在宗族势力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结伙经商”、再造“新徽商”的重任,就落到了商会身上。
浙商之所以能够横行天下,与其建立的遍布全国的20多个省级商会和100多个地市级商会网络大有关系。
其实,徽商不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单个龙头企业的规模,与浙商相比并不逊色。差距就在于安徽人缺少合作精神,小老板缺乏商业原则,过于功利;大老板又独来独往,不屑与人为伍。这也是人们对于安徽人的诟病所在。商海浩瀚,孤军难挡狂风巨浪。这个道理还需要老板们自己从心底去体会,实质上,这是一个从“老板”到“企业家”的发展过程。
商会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今天,人们对于“商会”多重价值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如与政府交洽、资产重组、资源整合、企业家话语权、多角度互助、产业的上中下游通力合作等方面,以及后来者借助商会快速而又低成本地切入陌生市场等,企业家抱“团”打天下是徽商振兴的必由之路。
如今,徽商对于商会的呼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在无锡经营木业的皖籍企业家徐平说,安徽人在无锡经商小有气候,在服务业、煤炭、木材、汽车配件制造等领域有着一批安徽人创办的企业。他强烈期盼无锡的安徽商会能够成立,使在无锡经商的安徽人能够“抱成团”。正是基于这样的愿望,目前,20多位在无锡创业的安徽商人自发筹建无锡安徽商会,谋划着从“散兵游勇”到“集团作战”、从个人到商帮的道路。
上海安徽经济文化促进会工商业联合工作委员会执行会长严同文称,进入2006年以后,加入世贸组织的很多承诺都将兑现,WTO过渡期行将结束,国内的新一轮市场竞争热潮会随之而来。因此,目前上海徽商最需要加强联合,通过乡情的纽带进行经营上的深度合作,通过集群化来提升徽商的市场竞争力,换言之,也就是从一种概念化的称谓,向真正的商帮转型,才能共渡难关。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政府有效引导之下,近几年来安徽商会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发展得有声有色、如火如荼,北京、上海、深圳、重庆、温州、昆山、内蒙、云南等省市区的新徽商们,已经联合起来成立了安徽商会:佛山、肇庆以及湖北等地皖籍企业家也都在积极谋划与筹备安徽商会及联谊会。
据严同文透露,为了促进天下徽商之间由情感上的联系,进一步走向商业上的联合,增进徽商集群化的市场竞争力,上海安徽文化促进会正在着手准备成立“徽商基金”,由会员企业注入资金,总量为5000万到1个亿。严同文说,浙商之所以能在资金上相互支持,是因为他们的资金流量大。徽商第一步是通过商会走到一起,相互之间取得认同与信任,第二步才能把钱放在一起,第三步对需要资金的皖籍企业进行帮扶,或联手做项目,而这一切都需要时间。
天下徽商终结了“单战”时代,加大了合纵连横的力度,在今后的几年内,必将是徽商商会风行天下的时代。正如严同文所说,在今后5到10年内,徽商一定会赶超浙商。
商帮,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人的组合,新徽商雄起的一个最为关键的核心要素是,如何更好地对传统商业文化进行传承与创新。今天,通过实践,新徽商正在赋予“徽商文化”以新的内涵与元素。
天下徽商蕴酿“基因”跃变
新徽商无论是资本总量的增加,还是产业规模的扩大:无论是要打造商业资本,还是打造产业资本或金融资本,要想保持强劲持久的发展势头,关键在于要在战略层面和思维层面上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新徽商”。
在调研中发现,现代徽商在禀承古徽商优秀文化基因的基础上,通过管理实践,对商业文化做了大量的思考,尤其是在企业管理和思维层面,正在赋予“徽商文化”更为宽广的内涵,极大地丰富了现代徽商管理理想的宝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新价值思想未来的商业英雄,是具有新价值思想的领导者,而新价值的来源,在于真正的战略性思考,没有这种战略性思考与创新,就无法真正地搞清新价值的内涵。
在徽商文化的内核中,并不缺乏自我反思的基因。历史徽商衰落的最大内在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晚期沿袭了自己过去的成功,丧失了内省能力。因此,对于新徽商而言,唯有不断否定自己、超越自己,才能突破自我,走向更大的成功。安徽国合投资公司的总经理阮永刚说,对商业文化的反思,在思维层面上,表现为能够兼容并蓄,学会按照另外一种思维来运作企业,而不是简单地排斥异己商业流派。徽商徽企在走外向型策略时,第一要学会的思维是“蝙蝠与天使”共舞共生,绝不能相互排斥。
在实践当中,古井集团是徽商徽企中把反思文化进行的最为彻底的企业。古井集团董事长王效金说,企业必须通过批判与再造,通过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的轨道,才能真正做到基业常青。对于传统的徽商精神,也只有通过批判与再造,才能让她再次焕发生机、闪耀光芒,再次照亮我们前行的经商之路!
冒险意识如今,越来越多的新徽商把“冒险意识”看成是获得事业成功的一个关键性元素。徽商代表人物史玉柱的成功秘笈是胆大心细,赌就赌大的,只要准备好了,肯定是大赢。考量史玉柱的一生,都充满“赌”的意味。
20世纪90年代至今,天下徽商在既没有资本优势,同时也缺乏产业先入优势的前提下,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地的皖籍企业家之所以还能够快速成长,秘诀之一就是很好地运用了“创新”这一秘密武器。
从早期的史玉柱,再到秦升益、王传福、王文银、刘磅等一大批知识型企业家,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就一直是这些企业运营过程中的主旋律,创新氛围极其浓厚。
从安徽大别山区走出来的上海杰事杰股份公司董事长杨桂生,积极投身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创新实践,27岁时就成为我国首位工程塑料博士,先后完成了11项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申请国家发明专利25项,闯出了一条高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成功之路,成为中国工程塑料行业代表性人物,被国内权威媒体评为“可能影响21世纪中国的100位青年人物”。
再看安徽省内,徽商徽企创新之局呈现出了波澜壮阔的态势。截至2005年底,安徽省纳入统计调查范围的204家企业集团,自主创新能力持续增强,近六成企业集团建立了技术中心,自主开发的新产品和新技术占51%,有近四成的企业集团与大学、研究机构签订了研发合同或建立了长期的技术合作关系。奇瑞、江汽、华菱、丰原、马钢等一大批集团企业,成为新时期企业创新的旗手,成为当之无愧的自主创新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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