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安全规制问题研究：基于法经济学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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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和减少职业伤害，救济遭受职业伤害的劳动者，维护职业安全，是任何一个民主、法制、健康和谐的社会必须高度重视的社会经济问题，也是政府实施社会性规制的重要领域。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社会成本，包括越来越严重的职业安全问题。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的频繁发生，职业病友病人数的不断增加，折射出我国劳工状况不容乐观、劳动者权利未能得到有效保护的现实。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应该从完善政府社会性规制入手寻求破解之道。
　　关键词：和谐社会；职业安全；规制角色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8)02-0047-08
　　
　　一、我国职业安全的现状迫切需要增加政府规制供给
　　
　　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势头，但作为社会进步重要标志之一的职业安全状况却不尽如人意，安全生产和职业病危害形势十分严峻。
　　从安全生产形势观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工伤事故呈现持续高发态势。2001年全国工矿企业共发生伤亡事故11402起、死亡12554人，分别比上年上升5.9％和7.5％；2002年企业工矿发生各类事故共13960起、死亡14924人，比上年分别上升了22.4％和18.9％。2003年，工矿企业共发生伤亡事故15597起，死亡17315人，同比分别上升10.2％(11.7％)和16.0％。2004年全国工矿商贸企业伤亡事故14817起(同比减少780起)、死亡877人，分别下降5.0％、5.1％。2005年，工矿商贸企业发生12826起，死亡15396人(同比减少1878起、1101人)，分别下降12.8％、6.7％。2006年1―11月，工矿商贸企业发生事故10407起，死亡12424人，同比分别下降14.1％和13.8％。工矿商贸企业中，煤矿企业发生事故2584起，死亡4236人，同比分别下降12.2％和20.9％。虽然最近两年工伤事故有所减少，但仍呈现持续高发态势。
　　二是煤矿等行业重特大事故多发。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重大、特大事故频繁发生。全国平均每年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事故约100起，一次死亡3人以上的事故每天都有发生。从2004年10月中旬到2005年12月上旬，相继发生了6起涉难百人以上的煤矿事故。2005年全国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重特大事故134起，比上年增加了3起，死亡人数增加17％，其中煤矿58起，增加15起，死亡人数增加66.6％。2007年1―5月份发生30人以上事故2起，多起一次死亡接近30人的事故，有的事故只是由于侥幸而没有造成更为惨重的伤亡。这些群死群伤的事故主要集中在矿山行业和交通运输行业。以煤矿为例，近2年几起特别重大事故震惊中外：2004年]O月20日河南大乎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死亡148人；2004年11月28日陕西铜川陈家山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死亡166人；2005年2月14日阜新矿业(集团)公司海州立井的特大瓦斯爆炸事故死亡214人。此外，其他行业特别重大事故也时有发生，例如，2005年6月21日山西江阳兴安民爆器材有限公司发生爆炸。
　　我国职业病危害形势同样令人担忧。
　　《职业病防治法》自2002年5月实施以来，我国职业病防治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我国当前职业病人数仍然居高不下。据卫生部统计，2000―2002年的三年间，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缺西藏)统计，职业病统计发病例数由1999年的10238例增加为14821人例，增幅为44.76％，年均增长14.92％，2003―2005年发病例数有所下降，2003年为12511例，2004年，全国15个省(区，市)各类职业病发病4423例，2005年发病12212例。2001、2002两年，因患职业病而死亡的人数分别为4432人和4651人，占当年发病例数的33.54％和31.38％。
　　在我国发生的各类职业病中，尘肺病和职业中毒是最为常见和高发的职业病类型。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尘肺病最为严重的国家，累积发生尘肺病人数相当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尘肺病人数的总和。在2000―2002年的三年中，尘肺病新增病例占各类职业病病例的比重分别是77.66％、79.49％和82.64％，病死率分别为29.94％、21.34％和19.13％。据卫生部不完全统计，新发尘肺病例以每年15000人到20000人的速度增长。2005年10月份中国煤矿尘肺病治疗基金会理事会议传出信息，尘肺病发病率不断上升，发病、死亡年龄呈年轻化趋势，它所造成的社会危害丝毫不逊色于矿难。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5年，尘肺病累积病例607570例，其中存活病人为470089例，其中近一半在煤炭系统。目前煤矿尘肺病发病特点一是发病率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二是发病、死亡年龄越来越低。40岁以前确诊的尘肺病患者已由1997年的8％上升到目前的11％，发病工龄由10年前平均15年降低到目前的平均3―5年。三是乡镇煤矿尘肺病危害异常严重，农民工成最大的受害者。此外，全国每年有数千人因从事有害作业而中毒，数百人死亡。根据统计，1991―2003年我国累计发生职业中毒3，3万余例，其中，慢性职业中毒1.9万余例，急性职业中毒1.3万余例。在2001和2002年，职业中毒报告病例分别为1925例和1890例，占当年各类职业病病例的比重分别为14.5％和12.8％；其中急性中毒死亡报告病例分别为165人和196人。但是由于各地生产环境中有害因素实测率一般只在50％左右，加之各地从事有毒有害作业工人的受检率低于30％以下，有的甚至只有百分之十几，在一些企业和地区还存在着伤亡事故漏报、瞒报和“私了”的现象。因此本文引用的报告病例数字远低于实际发病情况。
　　由于重视不够和防护、管理工作滞后，我国职业危害在一些地方正在由城市、工业区向农村迅速转移；由经济较发达东部地区向欠发达中西部地区转移；由大中型企业向中小型企业转移。
　　
　　二、我国职业安全状况的成因与政府规制缺失
　　
　　我国职业安全严峻状况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可以从经济根源和制度缺失两方面来寻找。
　　
　　(一)经济根源：投入不足与利益驱动
　　1　职业安全投入长期不足
　　职业安全状况主要反映在工伤事故、职业病发生的频率和程度上，防患于未然始终是关键。而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的预防效果主要取决于职业安全投入强度。要想扭转事故、职业病多发的局面，必须加大安全投入。用于维护劳动安全资金投入减少，必然会增加隐患。近年来，各级政府财政部门都拨出大量款项用于改善劳动条件，而且通过发行国债用于增加煤矿等行业的安全投入。但是，在市场化进程中，企业安全投资欠账太多”’，不少企业不肯进行安全投入，“拼设备”、“拼人力”现象较为普遍，事故隐患增加。效益好的国有企业每年在劳动安全卫生资金上还能有一部分投入，但投入逐年减少；在国有微利或

亏损企业，安全卫生投资很少或根本不投资，这类企业设施设备老化陈旧，但因资金紧张，无力更新改造，对一些亟待解决的重大事故隐患，虽有改造方案却难以实施。2005年国家组织专家对54个重点煤矿、462个矿井进行了安全技术“会诊”，查出5886条重大隐患，治理费用需要689亿元。一批老工业基地和大型国有企业，多年没有进行大的技术改造，生产工艺落后，设备陈旧老化甚至超期服役。据调查，国有煤矿在用设备约1/3应淘汰更新。一些小煤矿甚至靠人拉肩背，原始野蛮作业。此外，大部分省市80％以上的乡镇企业在新建、改建、扩建、引进工程项目时，没有按国家规定进行劳动安全卫生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投产；不少外商投资企业急于收回投资成本，获得利益回报，对包括安措费的非经济效益性的资本投入是极不情愿的，使企业早已存在的事故隐患长期存在；从职业病防治技术角度看，由于经费支持不足，全国各级各类职业病防治科学研究机构不断萎缩，设备老化，人才流失，职业病防治的技术和能力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
　　2　受利益驱动，不良雇主漠视劳动者生命健康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某些雇主无视国家法律，违法生产，以低廉的生产成本，获取更多非法利益，从而导致安全事故频繁发生。主要表现为：(1)节约生产设备成本，使用简陋的生产设备，损害工人健康。马克思曾经分析过煤矿主降低成本、削减最必要支出的情况。“在煤矿主之间……盛行竞争的情况下，除了为克服最明显的肉体上的困难所必需的费用之外，不再花费别的费用；在煤矿工人(他们的人数通常总是过多)之间存在竞争的情况下，煤矿工人情愿冒极大的风险，忍受最有害的影响，为的是争得比附近农业短工略高的工资，此外，还因为矿山能使他们的儿女找到挣钱的机会。这种双重竞争，……使大部分煤矿只有极不完善的排水设备和通风设备；往往是竖井建造的很差，支架很遭，机械师不够格，坑道和车道设计和修建得不好；结果是生命、肢体和健康遭到损害，关于这方面的统计展示出一幅令人不寒而栗的景象”(2)节约生产场所的建筑物成本，缩小室内劳动空间，造成工人的身体伤害。马克思曾经写道：空间节约“使呼吸器官的疾病大量增加，从而使死亡人数增加”，“工人在同一工厂里大规模地集中，一方面是资本家利润的源泉，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劳动时间缩短和特别的预防措施作为补偿，也是造成生命和健康浪费的原因”。马克思还引用西蒙医生提出的一条规律，并用大量的统计数字加以证明：一个地方靠室内工作共同劳动为生的人越多，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那个地区由肺病引起的死亡率就会越高。原因之一是通风设备差。
　　近年来，在我国，由于煤炭价格上涨，经营采煤业可以获得十分丰厚的利润。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很多不良雇主不惜铤而走险，置国家法律法规于不顾，甚至触碰人类道德底线。国家已经多次严令关闭的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小煤矿屡禁不止。某些地方政府官员对国家关闭整顿小煤矿的规定置若罔闻，有的官员甚至与违法者相互勾结，为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开绿灯。更有甚者，事故发生后，还想方设法帮助肇事矿主逃避责任。在这种气氛下，一些黑心雇主采用简陋生产设施，降低生产成本来追求不当收益，同时压低工资，榨取工人的最大利润。《安全生产法》16条明确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安全生产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但是一些煤矿企业却心存侥幸，违法生产，对安全的投入只维持在能够生产出产品的低水平。《安全生产法》21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但是一些黑心的雇主为了尽可能减少成本的支出，连最基本的安全技能的培训和安全保护设施的提供都免了。我国很多非法开采的小煤矿中，80％的采煤工都是不具备岗位安全操作技能又未经任何正规培训的农民工，而且在发生矿难时保障这些农民工逃生的工具也往往不配备，虽然《安全生产法》43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为从业人员缴纳保险费，但是，为职工购买工伤保险者寥寥。
　　
　　(二)制度缺失：政府规制不力导致违法成本过低
　　在职业安全领域，一些企业和不法雇主之所以有法不依、知法犯法，主要是违法成本过低，而违法收益却充满诱惑。所谓违法成本，是指因违法行为而付出的代价，包括道德成本、经济成本和法律成本。违法收益是指由违法行为本身带来的各种不同形式的有形或者无形的满足。当违法成本小于违法收益，违法行为有利可图时，人们就有可能选择甚至主动选择违法行为，违法现象就会大量发生；而当成本大于违法收益，违法行为无利可图，并可能给行为者带来损失和制裁时，人们就会根据趋利避害的原则，尽量规避违法，从而减少违法行为。我国经济的转轨特征决定了包括职业安全问题在内的许多领域的立法、司法和执法过程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缺陷，而政府职业安全规制制度也缺乏相应配套支持。这是现阶段职业安全问题凸显的制度根源。
　　1　法律法规不健全
　　建国以来，我国颁布并实施的职业安全法律法规共280项o，初步构成了我国职业安全卫生法律体系，对预防安全生产事故和职业病，提高职业安全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与工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职业安全法律法规还不健全，远未达到有效控制职业安全危害的目的。主要表现在：
　　(1)法律制订和修改相对滞后。我国现行职业安全方面的条例、规定、标准大都是计划经济时期针对国有企业制定的，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量的非公有制中小型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个私企业已很难适用。同时随着科技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换代升级，越来越多的高新技术被广泛应用，由此引发出许多新的职业安全卫生问题也缺乏配套法规和国家标准。另外，随着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农民工已经成为受职业伤害的主要人群，对于农民工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但是我国许多法律法规对改革开放以来新出现的农民工群体缺乏明确的法律保护条款，立法上空白较多。
　　(2)处罚力度不够，有法不依现象严重。我国《劳动法》、《劳动监察条例》、《工会法》等法律法规对于农民工作为企业职工的工资标准、劳动安全、工伤医疗保险、劳动时间、休假权利和民主权利等都有明确规定，但事实上却存在普遍违法的现象。原因就在于我国现行有关劳动权益保障的具体规定，有的只是部门规章，立法层次较低，处罚条款力度过低，不足以阻止企业主的违法侵权行为。例如，我国《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对事故伤亡人员的赔偿标准以及对事故责任人的经济处罚的额度都很低，一起事故死难者的抚恤费和一次性补助金大约是5―6万元。按《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规定，企业发生工伤事故对责任人的最高罚金也不过20万元。我国《刑法》第131～139条的规定，安全事故责任刑罚最多判七年，执行中还可能减缓或保外。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并导致事故发生的企业，这些惩罚对漠视安全生

产的企业主和管理者难以产生震慑作用。
　　(3)有些法律条文的规定比较原则，可操作性不强。对现阶段大量生产事故进行分析就不难发现，我国有关职业安全的现行立法的某些规定比较原则，可操作性很差。例如，对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的规定，我国《宪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待遇。”《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有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矿山安全法》和《煤炭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从业人员在获得劳动保护和防护用品、参与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身自我保护和紧急避险等方面的安全生产权利也有相关规定。但是这些规定都是原则性的，很不具体。同时，我国现行法律有关工伤事故法律责任追究的规定也不明确，例如，我国《刑法》规定涉及伤亡事故一般是追究直接责任人，但对事故中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企业法人和管理者，我国《刑法》却很难适用。同时，在涉及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又只适用于公务员和国有企业领导，致使大量非公有制企业的法人和管理者逃避了安全生产“企业全面负责”的法定责任。正是因为这方面法律规定的不具体、不明确，一些业主就趁机规避法律，或者知法犯法，明目张胆地剥夺从业人员的正当权利，不进行安全投入，不提供劳动保护用品，不参加工伤保险，甚至签订非法的“生死合同”，将职工的生命和健康权益置之度外，把职工置于极其危险的作业场所中，榨取超额利润。
　　2　职业安全规制体制不完善
　　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我国职业安全规制体制历经多次变化，但是政出多门、职能交叉等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监管效率较低。
　　(1)规制主体不明确、职能分散。国外的职业安全规制机构一般都设在一个部门，如美国贯彻实施《1972年职业安全与健康法》的最高监察权力机关是劳工部，其下设立了职业安全与健康监察局和矿山安全与健康监察局；澳大利亚是国家职业安全与健康委员会；日本是厚生劳动省。而我国的职业安全监管工作却由四个部门承担：安全生产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负责；职业卫生监察由卫生部负责；工伤保险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负责；锅炉压力容器监察职能由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分管。上述机构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执行落实国家劳动安全卫生法的情况实施监督，但是由于各监管主体之间职能交叉，责任并不明确，更缺乏相互配合。
　　(2)基层规制机构设置不规范、缺乏权威性。国家安全监管局成立以后，各地才开始在原地方经贸委等部门内设机构的基础上陆续组建地方各级安全监管机构，但多不具备独立的执法主体资格，缺乏权威性，难以协调政府部门和有关机构在安全监管实际工作中经常的遇到各种困难和阻力，无力承担日益繁重的安全监管任务。同时，职业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行使权限的手段不多，监察结果往往难以得到落实，预防措施与处罚手段也不能真正实施。例如，《安全生产法》第80条规定：对生产经营单位及其责任人没有依法投入必需的资金，导致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要责令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导致安全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由此可见，国家对违法生产作出了相应的处罚规定，但是事实上，在一些事故中，雇主仅仅只被罚款几万元了事。这与他们所获得的高额利润不成比例。有的地方在执法过程中，以罚代管、重罚轻刑，将安全生产监管简化为罚款，导致违法雇主知法犯法的现象日益严重。
　　(3)非公有制企业职业安全管理不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但在安全生产和职工劳动保护方面却相对滞后，重生产轻安全、无视劳动者安全健康权益的现象普遍存在，具体体现在：部分非公有制企业设备陈旧、条件落后、环境恶劣，安全生产基础薄弱；劳动安全卫生防护用品欠缺，不按期发放，职业病危害严重；任意延长劳动时间，加班加点严重；随意剥夺职工接受安全教育培训的权利；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薄弱等等。长期以来，我国安全生产工作的重点主要放在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而对于非公有制企业职业安全的政府监管制度盲点很多，监管机构普遍存在不具有执法权、监管人员无编制、现有人员缺乏培训、素质较低及执法装备、办公条件、经费保障不到位等问题，甚至导致一些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安全生产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安全隐患多，事故多发。
　　(4)执法力量严重不足，并缺乏有效的技术保障手段。我国目前的职业安全监管力量与国外相比相差悬殊，若按照目前国际较低的水平，我国的专职安全监察员人数至少需配备3万人，但是我国目前的专职监察人员还不足2万人；同时，职业安全监管也缺乏有效的支撑保障体系。例如，从各地的实际情况看，只有吉林、重庆等少数省(直辖市)安全监管支撑保障体系比较健全，大多数地区在安全生产咨询、宣传培训、检测检验等安全监管支撑保障体系建设方面进展缓慢，省级以下基本上还处于空白状态。由于缺少执法装备，又没有建立安全生产检测检验等支撑保障体系，安全监管人员到企业执法，仍然只能靠眼睛看、耳朵听、鼻子闻。
　　3　工会维权乏力
　　中国《劳动法》第88条规定：各级工：会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同时，《工会法》第24条规定：工会发现企业违章指挥、强令工人冒险作业，或者生产过程中发现明显重大事故隐患和职业危害，有权提出解决的建议，企业应当及时研究答复；发现危及职工生命安全的情况时，工会有权向企业建议组织职工撤离危险现场，企业必须及时作出处理决定。可见，捍卫职工利益不仅是各级基层工会组织的权利，更是工会的义务。然而，由于现行体制下各单位工会组织对其单位依赖性极强，国有企业的不少工会实际上成为该单位的准行政科室，一旦出现用人单位损害职工利益情况，工会常常难于坚决同其单位斗争。而非公有制企业的工会成员首先是企业雇员，面对强势的资本所有者，工会几乎不敢为维护职工的合法利益与企业主平等协商谈判。而且，由于法律赋予工会的权利比较空洞，没有实际措施作保障，在私营企业中工会组建率极低。
　　
　　三、借鉴发达国家职业安全规制的经验改进我国职业安全规制
　　
　　主要发达国家的职业安全规制体制十分健全，其主要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是：
　　第一，职业安全规制的法律法规建设健全且细化。发达国家一般将《劳动法》、《职业安全与健康法》作为规范企业行为、维护劳动者权益、保障劳动者职业安全的基本法，相关的职业安全与健康标准也门类齐全，法案设计得比较细致，可操作性强。
　　第二，建立独立、专业的综合规制机构。发达国家大都建立了专门的职业安全与健康规制机构，来监督和检查雇主执行强制性的职业安全与健康法的情况，并对各种违法行为给予严格、科学、公正的处罚。
　　第三，充分发挥中介机构的作用。中介机构对职业安全与劳工健康状况进行评估、认证、鉴定，是国

家安全生产监督工作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工业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例如，在美国中介组织和民间组织已成为联邦和州政府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的重要依靠力量，有力地推动了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工作的发展；德国针对生产事故而建立的职业协会技术力量雄厚，是一个非常专业化的机构。除联邦设立的职业协会外，各州和各行业都设立了劳动保护协会，劳动保护协会设有专门的办公和研发机构，并有一批专职劳动保护监察和专业研究人员，从事安全管理、监督检查、事故预防研究和防护用品的研发工作。
　　第四，建立完善的工伤保险机制。实行工伤保险是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工业发达国家的工伤保险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1884年德国颁布的《劳工伤害保险法》是世界上第一部工伤保险法，也是社会保险立法的开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伤保险制度逐步在欧洲少数国家开始实行，并得到了完善和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绝大多数国家和拉美、亚洲一些国家都相继建立了工伤保险制度，比养老、失业、医疗保险等更加普遍，也取得较好的效果。
　　近年来，我国一些行业、企业生产事故频发，职业病危害蔓延，使劳动者及其家庭在生理、精神、经济上遭受巨大损害，也破坏了劳动力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条件，更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因此，职业安全绝不仅仅是技术和生产管理问题，也是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结合我国目前职业安全状况与政府规制实际，借鉴发达国家实施职业安全规制的经验，完善我国的职业安全规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完善我国职业安全立法，加大违法成本。
　　一是从立法目的看，应把职业安全规制定位于劳动者职业安全与健康权利的保护，而“促进经济发展”则属于职业安全立法客观上能够达到的效果，不应该成为职业安全立法的目的；
　　二是职业安全立法关乎人的生命和健康，应尽量细化、明确，具有可操作性。例如，可以针对不同的行业制定不同的维护职业安全法律法规，对于我国的煤矿、化工、石油等不同的行业，可以分别制定《煤矿生产安全法》、《化工生产安全法》、《石油天然气生产安全法》等等。在此基础之上，适时制定《职业安全法》替代现有的《安全生产法》，对所有行业的职业安全进行全面保护，改变我国现行的《安全生产法》仅适用于生产经营单位，保护面过窄的缺陷。
　　三是加大处罚力度。目前，我国安全生产领域的知法犯法现象非常严重，恶性安全事故不断发生。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相关法律的惩罚力度不够有关。例如，我国《刑法》第131―139条的规定，安全事故责任刑罚最多判七年，执行中还可能减缓或保外；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并导致事故发生的企业，《安全生产法》规定最高罚款20万元。这些规定都很难起到震慑作用。西方国家普遍建立了严厉的安全生产法律制度。美国多数州取消了死刑，对安全违法行为最高可以判处终生监禁；澳大利亚《煤矿安全与健康法》规定，矿主和经理人员如果违法违规生产，不仅要予以高额经济处罚，严重的要注销其执业执照，终生不允许再从事这一行业。因此，我国的有关法律亟待修改，加大处罚力度，增加违规的机会成本和会计成本，也起到威慑作用。
　　其次，理顺职业安全规制体制，落实职业安全责任，提高监管效率。一是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执法机构，覆盖全国的职业安全规制工作，避免了管理漏洞和空白；二是明确政府和企业两个责任主体，建立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和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制，两个主体、两个负责制相辅相成，共同构成职业安全管理责任制度。
　　再次，建立健全工伤保险制度，把职业安全规制与工伤保险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四，切实发挥各级工会组织的作用，维护劳动者权益。随着国有经济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崛起和迅猛发展，中国工会应该且必须还其本来的面目，即真正成为工人自己的组织，而不是成为雇主的工具或政策的工具。各级政府应充分支持工会依法履行对职业安全问题进行监督的权利和职责，充分发挥工会在职业安全维护中不可替代的作用，逐步建立起“用人单位负责，政府依法监管，行业依法自律，职工群众监督”的职业安全综合管理体制。
　　
　　(责任编辑：蒋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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