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间的合作关系：基于嵌入关系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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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在分析市场交换关系与嵌入关系不同特征的基础上，研究了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对于组织间合作的影响。研究表明：关系性嵌入影响组织间专业性信息的传递、组织间的互利、事后支持以及组织间的适应；而结构性嵌入通常会产生经济的外部性，并通过多次博弈、重复嵌入等方式使组织获得通过市场交换所不具备的优势。但是，如果组织间的关系嵌入过度则会导致关系从一种资产转变成了一种负担，并产生锁定效应。
　　关键词：嵌入关系；组织间合作；市场交换关系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8)02-0096-06
　　
　　社会网络理论的提出使人们开始认识到经济活动是嵌入到社会结构之中的，社会关系对组织的经济活动具有一定的影响。那么，社会关系到底对组织间的合作起什么作用?对此，大部分组织理论家认为社会关系在经济活动中确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仍有许多经济学理论家坚持认为组织间的社会关系或者极少影响到经济交换，或者由于阻碍了来自市场的交换而造成无效率。这些相互冲突的观点使得有必要对社会关系是促进还是阻碍组织间的合作、组织之间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关系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一、组织间的关系：市场交换关系与嵌入关系
　　
　　工业经济时代主流经济学理论对企业间关系的研究基本上是沿着竞争层面展开的，并从完全竞争市场的有效性出发，将企业间的合作行为简单地归并于垄断或市场合谋，从而将其与经济的低效率相提并论。对此，一些学者曾进行过较为全面的分析，他们认为，从消费者角度看，企业之间的市场合谋(比如价格联盟)，确实会降低消费者福利水平，但从生产者角度看，企业要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么这种市场合谋或合作行为，就是一种双赢的理性选择。例如，威廉・鲍莫尔通过将两个厂商联合利润最大化的价格与独立竞争下的古诺均衡价格进行比较得出，如果利润函数为凹函数，那么要使纵向联盟的利润最大化，就应使这种产品价格小于古诺价格水平。可见，企业的价格协调或共谋未必会损害社会利益。
　　一般来说，组织间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简单的市场交换关系，另一种则是嵌入关系。鲍威尔认为，交易可以通过松散的个体之间以非私人化的、经常变换交换关系的方式发生，就像在市场中发生的那样；或通过保持着紧密社会关系的、稳定交换对象的网络发生。这两个体系之间的关键差异在于交换关系的结构和质量，因为这些因素影响到预期和机会。对于市场交换关系，学者们的观点比较一致，例如，麦克尼尔认为在理想的以个体为单位的市场，交换对象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交换者经常转向新的购买者或出售者以避免依赖性。私人关系是淡漠的和原子式的，如果双方之间存在增进的关系或潜在的契约，那么也只是因为双方为追逐更多的私利和利润，而不是基于坚定的承诺或利他情感。与此类似，交易成本经济学对于组织间是机会主义的还是合作的关系的基本假设是，不考虑买方和卖方之间的社会关系，如果交易退化为一个少数人议价的情况，那么买方和卖方将基于其自身的私利，机会主义地榨取高于市场的租金或者逃避责任。然而，对于组织间的嵌入关系，学者们的观点则存在较大差异。博弈论认为，自私的参与者在最后阶段来临时，即使有正在进行中的社会关系，并且相互很喜欢对方，他们仍背叛合作。但是，许多实证研究却发现嵌入关系具有许多与市场交换不同的特征。例如，海珀发现，在汽车产业里，供应商与制造商之间的关系因他们对于隐性的、专有的技术诀窍进行“密集”的信息交换而与众不同。另外，罗莫等在关于公司在地区性生产网络中嵌入的研究中指出，嵌入的参与者追求满意而不是最大化价格，并且他们将着眼点从当下获得的收益转向培养长期的合作关系。
　　
　　二、关系性嵌入与组织间合作绩效
　　
　　嵌入性(embeddedness)也称根植性，最早出现于卡尔，波兰尼对市场经济起源的研究，其原意是指社会对经济行动的影响，即经济行动的社会嵌入性。格兰诺维特对嵌入性做了发挥，认为嵌入性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属于关系性嵌入，另一类则属于结构性嵌入。
　　关系性嵌入(relational embeddedness)是指经济行动者嵌入于其所在的关系网络中并受其影响和决定。对于关系性嵌入，格兰诺维特从互动的频率、感情强度、亲密程度和互惠交换四个维度将关系类型进一步划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两类。他认为，强关系使行动者之间的行动更默契，并进而有利于行动者之间的学习和模仿，提高相互间的信任程度，减少不确定性所造成的风险。然而，具有强关系的组织之间由于彼此在知识结构、经验、背景等方面相似之处颇多，并不能带来新的信息和资源，因此，弱关系有时反而是获取新资源的重要通道。
　　
　　1　专业性信息的传递
　　信息在组织间的传递通常受到嵌入关系的影响，对此，许多学者曾进行过实证分析。格兰诺维特就指出，信息是有质量差别的，人际关系网络内传递的信息通常质量较高。例如，日本的丰田公司在其供应商身上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其目的就是为了了解本行业产品的最新发展动态和变化趋势。也就是说，丰田公司与供应商保持强关系的目的是为了对现有的技术和革新有更深入的了解，因为他们需要的是专业性的信息和知识，而不是范围广泛的一般信息。类似的，戴尔等通过对丰田公司的供应商网络进行分析，发现其核心部分是一个由5―7家企业组成的企业群体，在这个群体内，各个企业从事着同样的工艺流程，为的就是分享工作经验和传送默会性知识，以期对原有的技术进行必要的改进。
　　
　　2　组织间的互利
　　正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在市场交换关系中，当一个组织在生产经营中遇到困难时，其合作者通常会机会主义地利用这一信息，以图获取更高的收益。然而，当组织间存在嵌入关系的情况下，一个组织则会在生产经营出现意外情况时及时通知交易伙伴，并放弃获得即时经济收益来帮助生意不好的交易伙伴渡过难关。对于这种不自利行为的一个解释是，当行动者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相混合时，关系在经济交易结束后仍然独立存在，共同的成功、共同的经历以及共享的符号会生动地、持久地产生影响，使得行动者为没有可预期收益的对象提供资源。这些因果机制得到大量心理学研究的支持，它们表明紧密的私人关系能增进感情，从而增加利他行为的发生。也就是说，组织之间的关系性嵌入，可能产生简单追逐私利所无法出现的互利行为。
　　
　　3　事后支持
　　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存在，不仅意味着签署合同是有成本的，而且合同的成功实施也会遇到困难，用威廉姆森的话来说，就是事后支持制度变得很重要。他认为，不同的交易特征要求不同的治理结构，而交易的特征，主要取决于三个要素，即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在这三个要素中，威廉姆森特别重视资产专用性，因为当交易双方交易次数不多且未作专用性投资时，双方维持良好关系的意义不大，这时市场治理是相对有效的方式。但若双方签约后并投资于具有高度专用性的资产时，如果一方行使机会主义行为，就会导致专用资产拥有者遭受重大的损失。因此，在组织间缺乏信任等关系的

条件下，即使交易双方达成了契约，也往往不愿意作专用性资产的投资，这时，组织间的关系性嵌入对于合同的顺利实施就至关重要。
　　
　　4　组织间的适应
　　一般来说，当组织之间是简单的市场交换关系时，资源的分配主要是依靠价格体系，这时市场情况的变化与生产者的调整之间是有时滞的。时滞越长，市场不均衡的时间就越长，导致资源次优分配的时间越长。尤其是当产品从设计到产出需要较长的生产周期时，这种情况就更明显。而当组织之间存在嵌入关系时，由于信息交流更顺畅，使公司能够更好地将生产能力同消费者的需求相匹配，这种匹配超出了市场交换关系中价格体系所起的作用。也就是说，嵌入对于紧密联结的网络中的企业成员，更容易拥有共同的行为预期，因此有利于网络中行为规范的形成和实施。
　　
　　三、结构性嵌入、外部性与治理机制
　　
　　结构性嵌入(structural embeddedness)是指行为者们所构成的关系网络是嵌入于由其构成的社会结构之中，并受到来自社会结构的文化、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在现实中，结构性嵌入常常表现为企业与区域内其他组织之间的联系以及受该区域特定的信任水平、习俗与价值观等结构性特征的影响。
　　
　　1　经济的外部性与区域竞争优势
　　早在马歇尔关于产业区的论述中，就可以看到结构性嵌入对集群竞争力的影响。他认为，产业区内企业经济外部性的主要来源是产业“氛围”(air)。正是这种面对面交流、信任以及协同的氛围使得集群内部的新知识与思想不断被激发并得以迅速传播，使得集群内部企业获得外部企业所不具备的竞争优势。与此类似，普特南对“第三意大利”传统产业集群的研究也表明，“第三意大利”的成功在于其高度信任的公民社会传统以及社区参与力，正是这种社会资本为该区域分工经济的迅猛发展提供了外部文化支持。另外，萨克森宁的《地区优势》一书对硅谷竞争优势的解释也为我们理解结构性嵌入提供了很好的范本。她认为，与波士顿128公路地区相比，硅谷密集的社会网络和开放的劳工市场弘扬了不断试验探索以及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各公司之间在展开激烈竞争的同时，又保持着良好的信任、合作关系……正是这种独特的区域文化与思维方式，为硅谷集群的创新和良性演化提供了不断衍生的土壤和持续动力。
　　
　　2　内生交易费用与多次博弈
　　交易费用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概念，肯尼思，阿罗给它下的定义是“经济系统的运行成本”。这种费用不同于生产成本，通常将其分为内生交易费用和外生交易费用，所谓内生交易费用，是指人们在交易中为争夺更多的好处而不惜牺牲别人的好处(损人利己)这种机会主义行为而引致的效率损失，而外生交易费用则指在交易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发生的那些费用(如运输费用)。对于内生交易费用，杨小凯和黄有光认为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人们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机会主义行为。也就是说，当企业之间基于“个人实施”的、“一次性”的信任博弈时，由于信息不对称是很难建立起高水平的信任关系的。但当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之中时，企业的行为就会受该区域特定的信任水平、习俗与价值观等结构性特征的影响。这时，企业间的关系就转变为“社会实施”的、“多次性”的信任博弈，从而可以降低内生交易费用的产生。
　　
　　3　重复嵌入与治理机制
　　威廉姆森对治理结构的“过程特征”的分析提示我们注意合同缔结后出现的“根本性转变”。他所谓的“根本性转变”的涵义是指即使缔约前存在着为经济学家们所推崇的多人竞价局面，但在此后的合同执行阶段，会因为专用性投资的产生而使多人竞价局面转化为少数人间的交易。在这种情况下，一方就可能利用对方的专用性投资而实行机会主义行为。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一种常用的措施就是利用组织之间关系的多元属性采取重复嵌入的治理机制。例如，委托人为避免自己被某一个代理人套牢，可以实施同时委托多个代理人的组织安排。这种安排使代理人之间相互监督和竞争，其实质就是在众多代理人之间制造出一种重复嵌入的关系，从而减少某一个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
　　
　　四、过度嵌入与锁定效应
　　
　　结构性嵌入与关系性嵌入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例如，罗利等人通过对美国钢铁行业和半导体行业的数据作了实证分析之后发现，在企业已经从所嵌入的高密度网络中获取了收益的情况下，再通过强关系所取得的收益就不会太大。因为，高密度网络的结构性嵌入保证了行为规范的形成与实施，再通过关系的加强，只会使企业陷入一种“过度嵌入”的困境，对于交易的治理来讲，它只能是一种多余的结构。
　　过度嵌入通常会抑制有效的经济行为。例如，波特等在他们关于企业家的研究中发现，企业家的社会化嵌入关系给他们提供了得到资源的机会，但同时限制了他们在网络外的行动。事实上，组织间的关系往往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当一个公司过度嵌入其所在的网络中时，随着网络关系只指向几个特殊的交易伙伴，网络内部的同一性将降低多样性，这时只与少数几个网络伙伴进行的集中交易减少了多余的信息和接触新机会的可能。例如，一个承包商可能会在处理与某个制造商的生产安排方面变得高度熟练，但是如果那个制造商关掉这个生意或迁址海外，那么，这个原来使承包商受益的嵌入关系，这时候就可能会给他带来麻烦甚至失败，因为它很可能缺少转向替代伙伴所必需的资源。
　　过度嵌入的另一个负面效应就是锁定效应。格拉伯赫关于德国鲁尔(Ruhr)地区钢铁业集群的研究，为我们展现了这种结构性嵌入于特定区域所导致的集群锁定效应。他把这种锁定效应概括为三种：①功能性锁定。长期、稳定的企业间网络关系，逐渐在集群内部形成相对封闭、稳固的信息圈，削弱了企业到网络外部获取新信息的动机，降低了集群技术、市场创新的可能性；②认知性锁定。企业、其他组织机构的高度空间集聚使得他们之间可以进行频繁的互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关于本地经济、技术、生产活动等方面“高度趋近、同质性的群体性思维”；③政治性锁定。鲁尔地区的政府及其他组织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行政系统”，这种紧密的网络联系赋予了本地区特殊的生产使命与功能定位，阻碍了区域生产系统根据市场时机进行自我更新和业务转型。
　　
　　五、结 语
　　
　　组织之间的合作往往依赖于双方的关系，一个组织的关系资源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它的成败。格兰诺维特认为制度经济学在解释组织形式的存在时，过分强调了效率的选择机制。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他缺乏对于社会关系是如何影响经济交换的具体解释。我们认为，在组织间的关系上，市场交换关系仅仅占据组织间合作的一个有限领域，也就是说，尽管市场交换关系就组织的总业务量来说，也许比嵌入关系的频度更高，但重要性更小。通过市场交换，组织通常只能获得一般性的资源，而组织最为依赖的关键资源通常是依靠嵌入关系获得的，这种嵌入创造了通过其他方法很难模仿的积极效果。但是，组织也应注意防止掉入“过度嵌入”的陷阱之中，因为当组织过度嵌入于一个特定的网络中时，一方面阻碍了对新知识的吸收和新机会的把握，另一方面，一旦产生竞争优势的社会关系发生变化，就会给组织带来灭顶之灾。
　　
　　(责任编辑：李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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