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直接投资与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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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一国经济的增长不仅取决于资本、技术、劳动等生产要素投入的质量及使用效率，而且还取决于其产业结构对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和组合效率。“产业结构是诸产业按照社会再生产的投入产出关系有机结合起来的一种经济系统，这一系统在对外界的能量互换中，不断地改善着自身的状态”(周振华，1996)。在现代开放经济条件下，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趋势日益强化，并对一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路径和内在运行机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推动下，高新技术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资源，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并逐渐成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动力，也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标志。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以科学技术和知识经济为主要推动力，正在加速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而这种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与其产业的国际转移并行的。当前，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方式来实现的，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路径的影响和冲击存在着质的区别。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对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浪潮，在成为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基地的同时，如何通过境、内外资本的双向流动，特别是境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充分发挥自身后发优势，打破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依赖，实现跨越式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二、发展中国家传统产业结构升级模式的缺陷
　　
　　产业结构的演进是遵循产业竞争优势的变迁而不断优化升级的自组织过程，伴随着新经济和全球化的持续发展，跨国公司正在通过生产要素的跨国配置，加速其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的建立，因此，以境外直接投资为主要形式的国际资本流动得到了持续、快速的发展，各国产业体系相互间实时进行着大量复杂的非线性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和转移，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受全球产业整合的影响和左右日益显著。在这一新形势下，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渐进式及一般追赶式两种产业升级模式均面临着严峻挑战。究其根本，全球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在于国际分工和专业化，而国际分工和专业化又是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具体形式来实现的，即发达国家基于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利用国际贸易与境外直接投资等手段，不断把低级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因此，分别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角度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路径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1、传统渐进式产业结构升级路径陷入困境
　　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比较优势理论作为解释传统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经典理论，其核心在于世界各国应根据各自的资源禀赋，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加入国际分工体系，从而形成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梯度结构。这样各国都能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建立适宜的产业体系，并通过国际贸易获得各自利益，提高国家福利。同时，各国在国际分工和专业化深入发展以及技术进步的推动下，沿着传统产业结构升级路径实现其渐进式的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但是，在国际贸易的具体实践中，按照这一传统渐进式产业升级路径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却出现了经济发展停滞、贸易条件恶化和贫困化加剧的现象，导致了所谓的“比较利益陷阱”。
　　从国际投资的角度看，发达国家长期以来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输出来实现自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反过来，发展中国家也在利用来自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入来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优化。由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投资通常伴随着知识、技术和市场渠道的转移、传递和扩散，客观上确实能在短期内改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技术水平，增强其与全球经济运行联系的紧密性，进而优化其产业结构。但发展中国家的这种非主导性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方式，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下，正面临着诸多困难并逐步陷入窘境。究其原因，其一，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基本上呈梯度推进的特征，从产业层面看，发达国家总是先转移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然后逐步移出冶金、重化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从地域层面看，发达国家产业转移首先会选择一些具备工业发展基础的国家和地区作为其投资目的地，而后逐步扩大到欠发达的其它国家和地区。因此，一个从劳动密集产业到资本密集产业再到技术密集产业的国际产业级差格局，以及由此形成的由发达国家到新兴工业化国家再到半工业化国家，最后到落后国家的国际产业梯度转移模式，已经形成并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其二，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通过承接和移植发达国家移出的产业和成熟技术，以引进和模仿的方式推动本国产业升级，一方面，虽然在理论上可以缩短甚至跨越产业结构转换的某些阶段，但实际只是产业结构存量比例快速重置或在空间上的布局调整，并非实质性的产业升级(张明之、邱英汉，2004)；另一方面，还会导致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资本和技术的过渡依赖，使本国产业被锁定在国际产业层级的低端，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带有依附性的经济运行状态，会抑制和阻碍本国内生性的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升级，最终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与发达国家间“等距离追赶”的困境之中。
　　
　　2、一般追赶式产业结构升级途径面临挑战
　　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其具有一定的后发优势，可以通过不同于传统渐进式产业结构升级模式和途径，以较短的时间和相对较少的要素投入达到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实现赶超式发展。纵观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主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归纳起来看，其一般追赶式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手段有二：一是通过实施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这种发展思路的典型理论代表是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于1932年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综合原理》一文中提出的“雁行模式”理论，其理论核心就在于进口替代，即发展中国家通过实施“引进―模仿―出口―追赶”的发展战略，最终建立起与发达国家相同的产业结构；二是运用各种优惠政策积极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通过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方式，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其具体做法是制定正确的利用外资政策，逐步提高外资进入的技术门槛，鼓励和引导国外先进技术的持续流入，充分利用技术外溢效应，促进国内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从而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东南亚、拉美的一些国家沿着上述追赶式产业结构升级路径，一方面，积极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相机实施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战略，另一方面，加大利用外资和引进国外技术的力度，加速其工业化进程。这在当时的国际分工背景和条件下，其中一些国家的现代工业得到了较快发展，产业结构得到了快速提升，从而步入了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
　　但发展中国家一般追赶式产业升级途径目前正面临着严峻挑战，首先，发展中国家实行的进口替代、

出口导向以及引进外资等一般追赶式战略，虽然对其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提升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无法消除固有的产业和技术级差，由此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依然不能突破传统垂直型国际分工的桎梏。其次，由于当今科学技术创新环境的变化，国际经济秩序规则的制定越来越有利于先发国家，科学技术和知识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效应，以及技术演变过程中的自我增强机制和路径依赖问题日益明显等一系列因素，使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日益与其固有的落后性相共生，即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只有在其处于相对落后状态时，才具有发挥的可能性。上述因素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同时，也使发展中国家落入了始终追赶发达国家的“陷阱”之中。因此，仅仅依靠上述一般追赶式发展模式形成的“后发优势”来实现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跨越式升级，正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在这一新形势下，研究和探索新的发展途径，不失时机地从“一般追赶型”产业升级模式向“创新跨越式”发展战略转变，是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三、境外直接投资是促进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有效途径
　　
　　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条件下，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和经济体系逐步开放，产业结构演进的自然秩序也在发生着一定的改变。总体来看，当前全球产业转移虽仍未背离产业转移的客观规律，但也并不完全遵从传统秩序，随着对抗竞争规则逐渐被合作竞争理念所替代，双赢乃至多赢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发展中国家在受制于传统产业结构调整规律作用的同时，也有机会和潜力实现产业结构的跨越式升级。这里就存在一个路径选择的问题。
　　目前，新的形势和发展机遇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战略提出了新的要求，过去的后发优势曾给后进国家带来了跨越式的产业发展机遇，但这种被动的和非内生的发展模式始终是一种典型的追赶模式而非赶超模式，因此，也成为后发国家从根本上探索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动力的羁绊。发展中国家突破这种羁绊的关键在于，能否在利用相对后发优势追赶先发国家的进程中采取主动行动，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培育内生性的动力和优势。有条件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资本流动中应努力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合理、有效地开展境外直接投资无疑是实现由自身主导的产业结构升级的有效途径。
　　从客观层面上分析，现代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使世界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进一步提高，分工路径也在发生着重大调整。传统的国际分工不仅主要表现为产业级差下的垂直分工，而且也表现为产业的国际梯度转移。但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现代国际分工表现为在信息技术基础之上，由原来的垂直分工逐步向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立体发展的方向推进，传统的国际产业转移模式也正在被突破，部分具备条件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链正逐步逆向延伸到发达国家，形成与发达国家对产业增殖链的共享关系，即发展中国家通过境外直接投资的方式，逐渐形成与发达国家共同“分割增殖链”的局面(Krugman，1995)。因此，国际分工的深化为境外直接投资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逆向境外投资创造了条件，从而为发展中国家在更高层次上进入国际分工体系，实现其产业结构跨越式升级提供了新的路径。
　　从主观层面上看，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同时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既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核心能力”，也是发展中国家打破产业结构升级路径依赖，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而积极开展境外直接投资正是发展中国家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在现代开放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的真正意义在于可以通过国际资本的双向流动，采取“引进来”与“走出去”相互结合和促进的方式，尽快形成从引进模仿到自主创新的技术和产业升级内在机制，缩短产业自然演变进程甚至跨越其中若干环节，进而借助某一产业的率先跨越式发展，牵引和带动其他产业的升级。实践证明，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来”(实施进口替代、出口导向等国际贸易战略，以及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获取外资技术外溢等国际投资战略)的方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效应达到一定水平后，正逐步呈现出相对稳定甚至递减的趋势，与此同时，境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正在日益增强，并成为发展中国家打破产业升级路径依赖，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
　　
　　四、发展中国家境外直接投资促进产业升级的理论借鉴及作用机理
　　
　　1、理论借鉴
　　经典境外直接投资理论大多以发达国家境外投资为研究对象，并且侧重于厂商微观行为分析，无论是海默(S.Hymer，1960)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P.J.Buckley，1974)和卡森(M.Casson，1976)的“内部化理论”，还是邓宁(J.H.Dunning，1980)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西方主流境外直接投资理论，基本上都是对单个企业投资动机、行为和决策的理论研究，没有或很少涉及厂商开展境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发展路径问题。随着发展中国家境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趋增强，且已成为一国宏观经济内外均衡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影响因素。一些境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重点，逐步从企业微观层面上升到国家宏观层面，从产业升级或宏观经济运行的角度来研究一国的境外直接投资问题，其中涉及产业结构升级的境外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有两个：一是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该理论是日本一桥大学的小岛清(Kojima Kiyoshi)教授以战后日本境外直接投资为考察对象而提出的，他在1979年出版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一书中，把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赫克歇尔一俄林的资源禀赋差异导致比较成本差异的原理用于分析日本的境外直接投资，提出了一国应从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陷于比较劣势，而在东道国仍具有相对优势或潜在相对优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并依次推进的理论。该理论主张投资母国通过境外直接投资把原来国内的比较劣势产业转移到别国并转换成为东道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东道国可利用这些比较优势产业扩大生产并出口，而投资母国则通过边际产业的对外转移而保留和发展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扩大出口，从而既可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又可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被称为“顺贸易导向的投资”。尽管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该理论不具有普遍意义，它只能解释日本战后初期对外直接投资的阶段性特点，并不能解释当前对外直接投资产业转移升级的主流现象。但笔者认为，该理论所描述的日本当时的情况与目前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现阶段境外直接投资状况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日本当时的经济和跨国企业相对于发达国家仍处在“学习中”和“发展中”的阶段；境外直接投资中资源开发型投资所占比例相当大，而制造业方面的投资主要是贸易导向型的等，因此，至少在现阶段，边际产业理论对我国通过

境外直接投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二是技术积累产业升级理论，该理论是由英国里丁大学的坎特威尔(John A.Cantwell，1991)和托兰惕诺(Paz Estrella Tolentino)共同提出的。两位学者主要从技术累积过程出发，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强调境外直接投资前期经验的获得、局部技术的变动和技术积累对境外直接投资后期的重要作用，从而使境外投资具有阶段化特点。该理论提出了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过程是企业技术能力提高的过程，而企业技术能力提高则是不断积累的结果；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与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直接相关的两个基本命题。其基本结论是：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企业在技术创新中并不具有很强的研发能力，而主要是利用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掌握和拓展现有技术来实现的，是建立在“特有的学习经验基础上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化的，而且是可以预测的。笔者认为，该理论是对发展中国家通过境外直接投资实现技术积累和产业升级普遍现象的一般性总结和提炼，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但其结论仍然暗含着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活动仅仅局限于对发达国家现有技术的继承和使用，固化了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更无法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
　　
　　2、作用机理
　　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境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逆向直接投资规模持续扩大。这种逆向的境外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用机理的关键在于：基于技术外溢效应的空间约束特征，发展中国家只有通过直接投资于先进技术的发源地，才能直接利用当地的反向技术外溢效应。这种学习型的境外直接投资，其目的不是为了获取当期或近期利润，而是为了最大化地利用反向技术外溢效应，获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组织管理技巧并将其转移到国内，再通过示范效应和波及效应快速提升国内产业整体技术水平，进而占据国际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实现产业结构的跨越式升级。同时，境外直接投资也是发展中国家提升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地位的重要途径，发展中国家的境外直接投资不论其跨国程度如何，至少意味着该国利用国际资源的能力，以及厂商国际化经营决策能力已经形成并逐步提高。通过境外直接投资，发展中国家可以将其价值增值链延伸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从而提高该国经济体系整体获取供应的能力，意味着对世界经济资源利用能力的增强，有利于提高该国在世界市场的地位，保障其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利益。随着发展中国家通过境外直接投资主动利用技术外溢效应以及自身技术研发的积累，其国内产业技术水平持续得到提升，进而促进其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和升级。
　　
　　五、通过境外直接投资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1、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境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日趋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发展大力国际贸易和积极利用外资，我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也得到了较快的调整、优化和升级。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巨额外汇储备投向的调整以及加入世贸组织后过渡期的结束，我国在全球跨国投资流动中的地位正在发生变化：作为外国直接投资东道国的相对地位稳中趋降，表现为外资占国内固定资产形成总额的比重下降，同时，境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投资母国之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资金等要素从单向流人为主转向双向流动并重的格局开始形成，企业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增强，国内经济与外部经济的互动关系更加复杂(江小涓，2006)。在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对拉动经济增长、促进技术进步的作用，从过去的强劲上升到目前趋于稳定甚至缓降的情况下，境外直接投资对经济持续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促进作用正逐步显现并日趋明显。因此，在我国进入对外开放新阶段后，积极、合理、有效地开展境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我国调整和提升产业结构的一个重要手段和途径。
　　
　　2、对策建议
　　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在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基础上进行的，从而为其微观经济主体建立国际生产体系创造了有利条件。而我国现阶段的境外直接投资并不具备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优势和先决条件，相反，要通过境外直接投资建立自己的国际生产体系，进而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因此，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将是境外直接投资的结果，而非其前题。这种特定的宏观经济背景和条件，决定了我国发展境外直接投资的目标不应仅仅局限于微观经济主体自身经济利润的增长，还必须体现国家产业政策的客观要求，为宏观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服务。这里就产生了一个产业选择的问题，因为只有在优化我国境外直接投资产业投向的基础上，才能使企业在获取利润，提升自身国际竞争力的同时，通过技术传递和市场扩展来带动国内产业素质的整体提升，为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开辟新的有效途径。目前，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总体上处于中游地位，这就为我国提供了两个不同方向的境外直接投资路径，即“顺梯度境外直接投资”和“逆梯度境外直接投资”，笔者认为，我国应根据两种路径的不同性质、方式和目的，按照分类指导的原则，制定相应的产业引导和扶持政策，努力使其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促进作用最大化。
　　(1)顺梯度境外直接投资，即优势型境外直接投资，就是要充分利用我国在国际产业梯度中的相对级差优势，以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为目的，转移在国内已失去或即将失去相应优势的产业，大力发展对更低阶梯国家的直接投资。虽然我国所具有的这种优势是一种相对的有限优势，但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优势，一方面，有利于延长这类产业的寿命周期，充分实现其转移价值，另一方面，可以为国内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腾出足够的空间，促使生产要素向新兴产业转移和聚集，进而通过对这类产业的培育和扶持，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当前，我国的机械、电子、轻纺、家电等产业具有这种相对优势，国内的其他制造业领域多年来将自主研发与技术引进相结合所取得的技术成果，也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和外部市场。同时，上述产业和技术目前大都面临着生产能力过剩，产品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出口贸易条件恶化的局面，通过境外直接投资将部分生产能力转移到国外，不仅为其自身发展寻找到了出路，同时也为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创造了条件。
　　(2)逆梯度境外直接投资，即学习型境外直接投资，就是要通过到发达国家技术发源地直接投资的方式，充分利用反向技术外溢效应，获取国外先进技术和组织管理经验，从而带动国内产业向更高阶梯发展。按照这一目标，我国应该在先进制造业、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技术、航天技术等领域，大力发展对发达国家相关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通过直接投资于发达国家的科研机构和技术开发型公司，购并技术目标市场的企业或与之合资建厂等多种方式和手段，一方面，可以雇佣当地高水平的科技人员直接参与技术研发，充分利用国外人力资源，获取先进技术，同时，还能够收集相关信息，跟踪最新的国际科技动态，并以此推动国内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密集型国际生产体系的建立，形成对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直接牵引，从国际生产的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在当前形势下，通过对发达国家的逆向直接投资可能是我国目前获取先进技术最主动和有效的途径之一，因此，应将这种学习型境外直接投资作为政府扶持的重点之一，并为其提供金融、财政、税收等政策支持，加强投资信息服务和指导工作。同时，我国政府还应加强与投资目标国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工作，与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签署投资保护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加大对我国境外直接投资企业的保护力度。
　　
　　责任编辑　王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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