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的实证分析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李中煜

　　【摘要】 以中国为例分析了实际汇率、工资水平、交通运输能力、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四个因素对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运用OLS以及协整分析,得到交通运输能力和实际汇率对外商直接投资有促进作用,而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和工资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负的影响的结论。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不断扩大。国内的许多学者也都对FDI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李平、高峰(2003)在理论上重构东道国的贸易自由化对FDI流入影响的分析框架,并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贸易与FDI流入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计量分析的结果表明,中国的贸易自由化与FDI的流入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
　　冼国明、严兵、张岸元(2003)运用单位根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证明了外资与我国的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出口的增加反过来对我国吸收FDI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张长春(2003)通过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投资环境进行评估,推断环境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前者主要指交通设施、通讯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后者则主要从经济发展水平、开放度和科教水平等方面来衡量。
　　谢正勤(2003)在张长春结论的基础上,考虑到模型的可信度、变量的量化、数据的获得等限制,选取了苏南四市并选取GDP、累计FDI、职工平均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和高校在校生占全部人口的比例等指标进行了回归分析。证明了除固定资产投资对FDI的影响不显著外,国内生产总值、累计外商投资水平对FDI的流入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职工平均工资和高校在校生比重对吸引FDI有相反的影响。
　　本文选取实际汇率、工资水平、交通运输能力、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四个解释变量来分析它们对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得到交通运输能力和实际汇率对外商直接投资有促进作用,而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和工资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负的影响。
　　
　　二、模型建立
　　
　　我们采用1980～2006年数据选取外商直接投资为被解释变量,汇率、工资水平、交通运输能力、劳动者受教育水平为解释变量。其中,汇率(hl)采用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工资水平(gz)采用的是人均平均工资;交通运输能力(jt)是采用铁路和公路的运输总长;劳动者受教育水平(edu)采用平均每万人中高校大学生数量。
　　为了验证每个解释变量是否对被解释变量(外商直接投资)有显著影响以及估计的系数是否具有预期的符号,我们先采用OLS对自然对数形式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下表1:
　　
　　数据显示R2接近1,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很好;但F检验的相伴概率为0,反映变量间呈高度线性,回归方程高度显著。所以,下面我们进行协整分析。
　　为了检验各变量的时间序列特征,我们采用Augment Dickey Fuller (ADF)的单位根法来检验模型中各变量一阶差分的平稳水平。对于任意变量Yt,检验零假设Yt～I(1)相当于检验 是平稳的。用ADF方法对样本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上表可以看出五个变量的原始序列都不平稳,而它们的一阶差分变量都是平稳的,即它们都是I(1)序列,因此在此基础上进行协整检验。
　　接着我们使用Johansen和Juselius等人提出的基于向量自回归(VAR)的多变量系统极大似然估计法对模型进行选择和协整检验。首先必须确定VAR模型的结构即VAR模型的滞后阶数。令Xt表示lgyt、lzyrs、lzc构成的列向量并进行VAR模型设定。为了保持合理的自由度使模型参数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同时又要消除误差项的自相关,因此选择最大滞后阶数为四阶,从四阶依次降至一阶来选择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使用AIC、SC信息准则和LR统计量作为选择最优滞后阶数的检验标准,并用自相关LM统计量检验残差序列有无自相关,JB检验(Jarque-Bera)检验残差的正态性。检验结果表明滞后阶数为二阶的VAR模型(以下用VAR(3)表示)整体及各子方程拟合较好,残差序列具有平稳性,不存在自相关且服从正态分布,因此确定VAR(3)模型为最优模型。用Johansen方法的得到的结果如表4所示:
　　方程(2)表明了1980年-2006年间的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以上结果表现在样本区间内,模型中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工资水平 (gz)、实际汇率(hl)、劳动者受教育水平(edu)和交通运输(jt)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如预期的一样,实际汇率、交通运输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有正的相关性,工资,劳动者教育水平对外商投资有负相关性。
　　
　　 三、脉冲响应分析及Grange因果检验
　　
　　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描述的是当某一内生变量的扰动项受到一个单位的冲击而其他变量及其扰动项不变时,对所有内生变量的当前值和将来值的影响。
　　从上图可以看出:(1)实际汇率的一新息对外商直接投资在前8都产生正的影响。虽在9期产生了负的反应但只是短暂的,从10期开始又发生正向反应。(2)外商直接投资对交通运输能力的一个标准差新息冲击在前7期发生正向反应且第7期达到最大。随后一期发生负反应,紧接着又发生正向反应,整的来说交通运输能力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正反应。(3)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在前6期对外商投资产生负的影响,但影响不强。随后2期内发生正的冲击.从第8期后开始又发生负的反应.总的来说是发生负反应的。(4)工资水平在前9期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正的影响且反应不大,但从9期以后就一直发生强的负反应,说明工资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是负相关的。
　　外商直接投资(fdi)、实际汇率(hl)、劳动都教育程度(edu)、工资水平(gz)、交通运输能力(jt)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这表明他们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因果关系。Engle & Granger(1978)提出的因果关系检验是解决这类问题的常用方法,Granger因果关系是基于VAR的F检验来实现的,如果要检验序列x是否是序列y产生的原因,先估计当前的y值被其自身滞后期取值所能解释的程度,然后验证通过引入序列x的滞后值是否可以提高y的被解释程度。如果是,则称序列x是y的格兰杰成因(Granger Cause),此时x的滞后期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文章结尾表格)
　　说明:H0表示列变量不是行变量的Granger原因,P值是根据Wald系数检验x2统计量计算出的相伴概率,df是自由度,由软件Eviews5.0给出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10%的显著水平下实际汇率、劳动者受教育水平都是外商投资的原因。同时实际汇率、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工资水平、交通运输能力四个变量联合检验更表明在1%显著性水平下,四者都是lfdi的Granger原因。
　　
　　四、结论和政策
　　
　　对影响我国吸收FDI的因素分析表明,交通运输能力、实际汇率对外商直接投资有促进作用,而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工资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负的影响。说明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越好、实际汇率越高对FDI的吸引力越强,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功经验。这对于我国西部地区的发展可以起到借鉴作用,同时,我们应该加大力度引进技术含量高的外,以改变人力资源状况与FDI不相称的格局,将重点放在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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