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设计平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新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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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宇光 肖立春
中国建筑师的创造之路一直是我们思考的问题。在追求原创设计的同时,我们与国外一些著名建筑师事务所也都有过很多合作设计。随着项目实践的不断积累,我们也在问在高端设计领域中国建筑师还有没有创意的机会?为此我们试图从中国以及世界产业格局的变化当中寻求发展方向。
中国制造给中国创造带来的挑战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科学技术和工业制造相互推动,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创造和制造也长期保持了高水平的平衡状态。这一时期,中国的制造能力和创造能力都处于全面落后,但自身也是平衡的。当中国逐步参与到全球化的产业分工后,西方制造产业竞相转移到中国,促使西方社会代表创造力的设计研发产业与制造产业相互分离。这样,原有两种平衡就都被打破了:高水平平衡的西方设计业和制造业与低水平平衡的中国设计业与制造业,于是在中国产生了一个新的组合关系――西方设计+中国制造,而其它两个部份则陷入困境,西方制造业严重萎缩,中国设计师则丧失了原创权。近10年里,国家大剧院、鸟巢、CCTV在这种模式下相继诞生,迅速改变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国际化形象。客观地说西方设计+中国制造的模式直接锻炼了中国的施工制造行业,迫使他们在国际高标准的严格要求下,不断迎接挑战,取得了许多外国加工制造和施工企业都达不到的成就。
在中国的加工制造和施工企业通过和外国建筑师合作,创造出轰动世界的高水平建筑的同时,他们也开始走向国际工程承包。他们一方面有经验技术,一方面有廉价的劳动力,因此在国际市场上显示出了很强竞争力,与此形成反差的是设计行业的中国创造难改疲弱之态。逐渐地,加工制造与施工企业的眼光高了,看不起国内设计,以中建,城建为龙头的施工企业提出要收购国有大型设计院作为他们的技术支持部门,这样他们就可以直接和外国设计师接口了。这是中国制造对中国设计提出的挑战。
中国创造应给中国制造提供发挥的舞台
面对西方设计和中国制造的双重挑战,引发了我们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探讨中国创造的未来。面对失衡,中国创造的发展一方面有赖于我们通过加强与国内加工制造和施工企业的合作与交流,充分利用坚实的产业基础为中国创造提供支撑。另一方面,创造者自身必须跳出对中国制造业的认识成见,把握设计理念与设计技术的发展趋向,走在制造产业的前端,以自己的创造力为中国制造提供发挥的舞台,这个行业才能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跨越。
就设计理念的发展趋向而言,21世纪是属于复杂性科学的世纪。在建筑艺术领域,复杂性理论尤其改变了人们对城市对生活的认识,城市不再是简单的功能分块的组合,而是一个复杂交叉的系统。如果人们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的本质应该是多元、丰富和个性的,那么这种观念的转变必然延伸到设计行为中来,大量不同以往的高复杂度建筑涌现出来。其中一个典型的表现为建筑在设计逻辑发展及理性控制下呈现的非理性特征。当然,我们并不认为上世纪末以来盖里、李伯斯金德、彼得,戴维森、扎哈,哈迪德等为代表的设计群体设计的具有非周期性表观特征或者具有不规则、流动等倾向的非线性、非标准体类建筑就是高复杂度建筑的全部。这种追求自然、个性和强化复杂度的设计动向可能体现在建筑的整体,也可能体现在建筑的局部,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以极简和理性著称的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的鸟巢,就整体形态而言它是非常清晰简洁的,但在结构体系或者是表层划分上都表现出传统建筑所不具备的复杂性。这些复杂度是用一般的计算机手段所无法解决的,而且需要建立在设计与制造高度衔接的产业平台之上。
我们必须承认,简单的毫无挑战性的模块化生产已经不能代表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前沿生产力水平。高复杂度趋向引导下的设计给本来已经渐渐失去艺术含量的工业化生产建造行为赋予了艺术品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也给制造业提供了自我超越的空间。因为这种表现个性、复杂和不可复制的独特价值需求为本来已经成熟和僵化的工业化加工制造提出了新的课题,从而推动了建筑制造业的新发展。于是在新兴国家、在暴富地区或者是发达国家亟待复兴的地区,建立起一座座属于这个时代的新文明地标。对中国的建筑师而言,我们也需要这种适时地、适度地制造困难的勇气,以自己的创意给中国制造提出新的挑战和课题,才能引领和推动制造产业的发展,中国创造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
中国创造应建立在与中国制造紧密联系的新设计平台之上
如果说敢于制造困难是我们必须要跨越出的第一步,那么形成与中国制造紧密衔接的新设计平台则是必须要开拓的新领域。在西方,应对这种高复杂度创意需求而蓬勃发展起来的与加工制造产业紧密联系的新设计技术――如以参数化设计为代表的数字化设计,正在逐渐形成西方建筑创造领域的核心技术,而这很可能成为中国创造与西方创造的又一道分水岭。
建立这样的新设计平台,中国建筑师必须在实践中弥补两方面的差距
一方面,要完成高复杂度的创意产品,仅在原有的CAD工作平台上是很难实现的。必须重视一些与工业产品设计和生产衔接极为紧密的软件平台在建筑领域的运用。在西方,工业产品领域经常使用的rhino、catia等在建筑领域使用日益广泛。把建筑和汽车、造船、iphone手机等工业产品一样看待,在同等的平台上来设计完成。这些软件体系既能够应对高度复杂的建筑形态,又具有极强的精确性,并与加工制造工业紧密衔接。国外的一些大型设计机构还参与到解决高复杂度建筑设计软件的开发中来,如Foster、KPF的主要人员就参与开发了以Bently为基础的参数化设计软件GC(Generative Components),并建立了名为Smart Geometry的松散组织推动高复杂度创意的参数化设计研究。而Frank O.Gehry则在Catia的基础上组织开发了Digital Project这样的所谓的“万能软件”,来解决他那高复杂度的设计创意。近几年来Digital Project已经被SOM、Arup等很多大型设计公司采用。
另一方面的差距则是掌握相应技术的设计人员奇缺。面对一个高难度的有挑战性的方案,如何运用相应的软件平台,实现从设计到生产、建造的合理转化是反映设计师创造能力的关键指标。尽管数字化设计与生产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标准化生产与非标生产之间的鸿沟。但是高复杂度建筑各种数据定位信息的输出,复杂形态经济上的优化分析对于最大限度地降低造价,提高方案的可实施性具有重要意义。这个过程的实现,对未来的设计人才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更高要求。除了建筑必备的素质外,一方面需要设计人员熟练使用rhino、GC、Digital Project等软件,而且还需要具有以软件为基础,建立逻辑体系,利用二次编程来系统解决建筑问题的能力。
实事求是地说,如何改变中国创造在高端设计领域的尴尬境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尽快打造新的技术平台,在创意理念上敢于引领和推动制造产业的发展,中国创造和中国制造才具有共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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