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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人才国际流动基本特征研究

作者: 衷玉红 汪永胜 吴超

  [摘要]本文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对体育人才国际流动研究进行文献综述,探讨了体育人才国际流动的价值和意义,对体育人才国际流动现状和基本特点进行了深入分析,进一步对我国体育人才建设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文章认为必须认识到球员国际流动问题的复杂性,国家经济发展、文化选择、政治地位、历史遗产、语言行为、双边交流、生活方式等因素均会对其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应结合本国政治经济与文化教育的实际情况来辩证看待。最终的政策设计目标是破除体育人才国际流动的两难困境,实现联赛经济和文化政治之间的均衡发展。本研究旨在促进我国运动员国际流动问题的解决,为我国体育经济和体育文化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关键词]体育人才;国际流动;基本特点
  [中图分类号]G81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4)03―0173―04
  体育人才国际流动是日渐凸显的国际体坛现象,是职业体育全球化纵深发展的结果,亦是国际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范畴。体育人才国际流动对输入国和输出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带来了变化和影响。本文从政治和经济两个主要影响因素的角度,参考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对体育人才国际流动的意义、现状和基本特点进行思考。本研究采用的是国际体育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属于体育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范畴,以期对后续研究者提供借鉴。
  一、文献综述
  奥运会和世界杯足球赛是最能体现全球性特征的体育赛事。足球运动不需要使用特定的国际语言,竞赛规则在全球范围内日趋标准化。部分商界和政界人士认为,足球运动是跨国交流和自由贸易观念的产物。尤其是在欧洲大陆,足球发展的状况与科技进步的理念、社会现代化的程度有着紧密联系。1908年巴里足球俱乐部成立时,瑞士、德国、奥地利、法国、西班牙、英国商人在同一俱乐部踢球,抱着一种对理想世界的信念,旨在促进国际贸易发展和跨越经济的文化交流活动。代理商在足球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以谈判中间人、记者或前球员的身份,活跃在国际球员劳工移民市场,越来越多的来自足球世界以外的独立代理人参与进来,并且在他们的交易中经常都是具有跨国性质的。代理人除了在国际转会市场的历史发展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外,他们普遍被看作是20世纪90年代足球迁移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足球运动员国际流动现象可以形象描述为“雇佣军”概念。另有观点认为,因为足球是年轻人的运动,许多人在他们的东道国找到了人生伴侣,成立了家庭,也有了稳定的工作,不会轻易作出跨国流动的选择。许多球员作为经理人或者教练的身份继续在为东道国效力。对于一些球员来说,搬到国外代表的是国内成功事业的标志。而更多的则是认为,北美足球联盟经常被看作是欧洲和南美球星的退休养老之所。尤其是一些英国人和北欧人,他们效仿了旅游球员和退休球员惯用的发展路线。
  二、体育人才国际流动的意义
  (一)对政治经济发展的意义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运动员跨国流动迅速发展,从世界杯和欧洲杯决赛阶段球员跨国流动的历史变迁来看,在国外俱乐部踢球的本国球员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10%增长到21世纪初的近50%,总体流动趋势是由东欧、南美洲、非洲、亚洲迁移到西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主要原因是西欧联赛市场提供了丰厚的球员薪金和广告收入。这反映了西欧五国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先发优势(宗主国),凭借这种历史遗产和霸权影响,西欧在战后的职业足球市场上形成了主导世界的力量,即世界足球五大联赛市场。对输入国而言,来自世界范围的精英球员确保了西欧联赛的质量和国际地位,促进了欧洲国家经济的发展,2004年欧盟体育产业达到4070亿欧元,约占欧盟国家GDP的3~4%,约占欧盟劳工经济贡献的5.4%。联赛市场将提升西欧城市的国际竞争力,带动西欧城市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促进外来经济合作与融资发展。同时,大型体育赛事和职业联赛将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提升国家与城市的自豪感、认同感,这些无形利益将有助于防止城市精英人才流失,加强社会团结和城市各阶层间的理解。运动员跨国流动对输入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对输出国形成了互利双赢的局面。
  (二)对运动员职业生涯发展的意义
  体育人才的国际流动对输出国的球员职业生涯发展具有提升作用,具体表现在国内与国际影响方面。例如,尼日利亚精英运动员大部分来自经济与社会地位较低的家庭,运动员的经历、成就与社会流动显著提升了他们的经济与社会地位。来自美国、芬兰等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运动员的成就以及向更高技术层次联赛的流动,能够提升运动员在国内社会阶层中的地位。当国内的联赛市场不能满足球员职业发展预期时,会引发球员向国外更高联赛市场的跨国流动。这能为球员带来更多的经济收入,赢得更高的国际声誉,并且对于深受种族问题困扰的球员来说,有助于消除种族歧视影响和提升种族地位。对输出国而言,球员的跨国流动对缓解分流本国经济增长压力和促进经济结构性调整也提供了机会。球员的国外经济收入能形成一定的资金回流,是本国对外劳工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能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由农业、工业经济向人才、服务经济的结构转型,同时球员在国外取得的成就和地位,能在本国体育行业内形成示范效应,调动更多的人从事体育行业的热情,促进本国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例如,加纳通过对足球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建立足球训练学校等措施,促进和保障了加纳球员的“出口”质量,为本土年轻球员的价值实现提供了发展平台,提升了加纳在世界足坛的影响和地位。
  三、体育人才国际流动现状与基本特征
  (一)体育人才国际流动现状
  对于21世纪初的国际形势变化,有学者引入现代化、帝国主义到依赖理论以及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强调“全球范围”和“全球体系”的重要性,建议建立各种可能的跨学科框架来研究运动员国际流动问题。另一项研究试图把沃勒斯坦的理论应用到英国足球移民的研究当中。在试图建立足球运动员移民的模式过程中,作者表明足球运动员的流动已从大洋洲、亚洲和北美洲的外延地区转到了非洲的周边地区、南美和中美的半边缘地区,然后最终以欧洲(主要是英格兰)为核心。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核心地位成为全球范围内劳工移民的一块吸引磁铁。国内学者对世界足球主要联赛球员国际流动特征的实证研究也有力地支持了该观点,即西欧是世界职业足球发展的核心区域,招募与吸纳全世界的优秀球员,导致了世界足球洲际间发展的不平衡,形成了一级市场联赛的核心地带和全球精英球员供给分配的科层化结构。二级市场联赛大量启用本土球员,以及利用一级市场联赛人力资源溢出效应和招募一些足球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精英球员,组建了世界职业足球的二级市场,参与本土足球市场竞争。   (二)博斯曼法案的影响
  1995年颁布的博斯曼法案被认为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职业球员国际流动状况的条款。许多研究者把此看作是足球市场全球化的标志,以及国界随之打破的象征。毫无疑问,20世纪末的英国和其他地方一样,电视覆盖率允许横跨欧洲的观众观看其他国家主要大满贯的比赛,而欧冠联赛的新组织也有助于增加国家电视播出非本国足球比赛的数量,促进了充满活力的国际转会市场的发展。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自博斯曼法案以后,球员只是与他们直接的雇主打交道,即单独与俱乐部取得联系,协会的作用正在日渐边缘化”。可以说,欧洲的转会市场已经根据财富和地位完成了分层化,一个鲜明的跨国精英市场为了欧洲最富有的“超级俱乐部”而出现。因此,当一个像阿内尔卡一样的年轻国际球员决定离开其雇主时,就正如他在1999年夏天所做的那样,他选择的新俱乐部只局限于那些欧洲大陆的足球贵族成员,这些人能够支付他的天价工资。虽然他可以名正言顺地签约马赛、拉齐奥或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但是他绝不会去凌兹、威尼斯或塞尔塔足球俱乐部。
  (三)国家政策的重要作用
  21世纪初精英球员的国际竞争日趋白热化,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职业体育领域放宽了移民政策,联赛市场也不再限制球员国籍。球员流动在促进输入国体育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输入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带来了棘手的问题,主要的争议焦点在于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问题方面。现代国家不仅是地理边界意义上的政治统一体,还表现在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统一,即所在国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和文化认同方面。来自不同国家、语言、种族、文化的国际球员,对输入国既定的社会与文化生态会形成一定冲击。例如,20世纪90年代末的日本J联赛,分别引进了贝贝托、邓加、斯托伊奇科夫等球星大腕,这些明星球员桀骜不驯的烈性以及强迫球队适应自己的风格打法,在日本媒体与社会引起了负面影响。再如,二战后法国与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情绪间的紧张关系,引发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双边社会与文化冲突,齐达内“用头撞人”事件具有象征意义,一方面法国足球建构了后殖民时代的“新法兰西的标志”和“法国大熔炉的成就”,另一方面足球神话的破灭,难掩精英球员移民所造成的双边国家文化冲突和球员心理问题。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中提出,文化多元化对美国社会具有致命威胁,如果同化移民的能力归于失败,美国将会成为一个分裂的国家,并存在内部冲突和由此造成分裂的潜在可能。对球员跨国流动输入国而言,面临两难困境,在繁荣发展了联赛市场的同时,必须承担国家文化“纯洁性”和社会内部分裂的风险。如果将其归结为一种政策结果,即是实行文化共和模式,还是文化多元模式的政策导向问题。
  (四)体育人才国际流动的基本特征
  发展中国家正在普遍融入全球化进程中,逐渐放弃本国传统项目和软金牌项目(如摔跤、举重、跳水等较低国际影响力项目),而选择发展国际高竞争力项目(如足球、篮球、田径、游泳等)。例如,伊朗的传统项目摔跤在全球化浪潮和社会变迁中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足球运动,伊朗决策高层认为集体项目更能展现国家的精神风貌,同时,足球较之摔跤的项目影响能为伊朗赢得更高的国际声誉和政治地位。又如卡塔尔斥资打造足球联赛市场(QatariLeague),2003年每队仅用于新球员招募就达150万英镑。有批评者认为卡塔尔烧钱式的联赛投资行为,并非追求相应的经济回报,而是向西方霸权发出阿拉伯世界的声音,提升卡塔尔的国际声誉和政治地位。不管是建立本土联赛市场,招募外援帮助本国球员提升竞技水平,还是鼓励本土球员去国外更高级别联赛发展,都是紧密围绕国家队的竞技水平和国际影响而展开的,这就催生出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换技术”发展模式。
  其基本思路是,输出国鼓励精英球员向国外更高级别联赛发展,球员在国外联赛中提升或保持竞技水平,进而提高输出国在国家队比赛中的成绩和国际影响,用本土联赛“市场”换国家队“技术”。“市场”是指联赛的经济收入和竞技水平,“技术”是指赴国外联赛发展的精英球员的竞技水平。也可以理解为球员输出国的“技术外包”发展模式,二级、三级职业足球市场国家球员可以从一级市场获得足球技术的提高,这种在国内联赛难获发展的足球高端技术,是组建一支具有世界冲击力的国家队的基础,被誉为保持世界诸国足球代表队间竞争平衡的最佳方式。例如,韩国是典型的“市场换技术”发展模式,参加2010年南非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有10名球员在国外更高级别联赛发展,分布在英超、德甲、法甲、俄超、苏超、日本J联赛、中超(安贞焕,曾效力于意大利佩鲁贾足球俱乐部)。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在国外更高级别联赛踢球的精英球员越多,说明国家队竞技水平越高。
  对于输出国而言,普遍选择一条折中的政策路线,可以实现两头均衡获利。如巴西、阿根廷、日本等国联赛,这些国家的精英球员赴西欧联赛发展,提升或保持了国家队竞技水平,同时致力于本土联赛市场的发展。对于输入国而言,运动员跨国流动是一桩只赚不赔的买卖,输出国的“市场换技术”并不对应于输入国的“技术换市场”。在后博斯曼时期,欧洲联赛精英球员流动加快,世界范围的精英球员集聚欧洲联赛市场的状况,对欧洲本土球员竞技水平的提升,以及对欧洲各国家队保持较高的竞技水平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有观点反驳认为,球员跨国流动的过度扩张,导致西欧足球俱乐部选择“廉价”的海外精英球员,削减对球队后备力量培养的资源投入,在节约球员培养成本和繁荣本国联赛市场经济的同时,也挤占了“本土球员”的发展空间。欧足联相应出台了“本土球员规则”,以期保证西欧国家“本土球员”的可持续发展。该观点并未得到实证研究支持,例如西班牙、德国、意大利等西欧强队,在联赛市场和国家队成绩两个方面实现双赢,对挤占“本土球员”发展空间的说法难以成立,该观点背后的政治经济动机尚需进一步讨论。
  四、对策建议
  体育人才国际流动对输入国和输出国政治经济的双重影响,可以简化描述为两难困境。对输入国政治经济的影响而言,体育人才国际流动对开放国家联赛市场、提升联赛市场国际化水平、促进联赛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与此相对应,国家文化边界同时开放,对国家既定的文化政治生态产生冲击。对输出国政治经济的影响而言,体育人才国际流动对提升国家队比赛成绩,赢得更多的国际关注和政治影响具有积极作用,与此相对应,本土体育人才资源外流,导致本国体育联赛市场国际竞争力不足。两难困境是体育人才国际流动输入国和输出国难以回避的核心问题,输入国和输出国为破除两难困境的影响,应制定契合本国政治经济实际的体育人才国际流动政策。在理想状态下,存在激进、保守、折中三条政策选择路线,由此形成了三种典型的球员国际流动状况。输入国和输出国应对3种政策路线进行分析,选择适合的策略。
  (一)输入国政策选择
  对输入国而言,体育人才国际流动激进政策的实施,在本国联赛市场经济最大化的情况下,有可能挤压本土体育人才的成长空间,对国家队成绩产生负面影响。体育人才国际流动保守政策的实施,在维护国家文化边界稳定的情况下,有可能限制本国联赛市场经济发展。体育人才国际流动折中政策的实施,在联赛经济和文化政治之间寻求最优平衡,有可能对联赛经济和国家队成绩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
  (二)输出国政策选择
  对输出国而言,体育人才国际流动激进政策的实施,在提高外流的本土体育人才竞技水平,提升国家队竞技水平和比赛成绩的情况下,有可能限制本国联赛市场经济发展。体育人才国际流动保守政策的实施,在发展本国联赛市场经济的情况下,有可能对提高国家队竞技水平产生消极影响。体育人才国际流动折中政策的实施,在联赛经济和国家队竞技水平之间寻求最优平衡,有可能对联赛经济和国家队成绩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
  以上针对体育人才国际流动所产生的政治经济影响的争论焦点和两难困境问题,以及可能出现的政策结果进行了分析。旨在抛砖引玉,扩宽后续思考空间。实践问题远比理论解释要复杂,同时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中,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文社会学理论,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具体国家发展案例进行综合分析。同样的政策设计,对一国有效,对另一国却失灵,这表明体育人才国际流动问题中的输入国和输出国不论采取哪种政策导向,首先必须认识到体育人才国际流动问题的复杂性,国家经济发展、政治地位、文化选择、历史遗产、双边交流、语言、生活方式等因素均会对其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应结合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实际情况来辩证看待,最终的政策设计目标应是破除体育人才国际流动两难困境魔咒,实现联赛经济和文化政治之间的最优平衡发展。
  [责任编辑:李小玉]
论文来源:《企业经济》 2014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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