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发展经验的回顾与思考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张燕生

　　一、 改革开放的战略选择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发展面临着两个基本问题：
　　一是社会主义大国如何实现经济体制转轨；由于受前苏联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影响。中国选择了国家动员和分配资源，重化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实践证明这不是一条成功之路。1978年底，中国实现了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改革开放成为基本国策。其主线之一，是调整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
　　二是发展中大国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发展。也受到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战后多数新兴国家面临着两个不同的战略选择：一是出口导向；另一个是进口替代。当时一些最有影响的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是无法通过出口实现经济起飞的。如当时的普雷维什、辛格和纳克斯等都持这种观点。后来的事实证明，出口导向模式的发展业绩要好于进口替代。但“一切为了出口”的小经济体模式是否适用于大国，始终是一个未解之迷。
　　这两个问题是世界性的难题。邓小平说过，“改革、开放是一个新事物，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一切都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实践证明，步子放大些有利。当然步子大风险也就大”。
　　
　　二、 中国的大国特征
　　
　　首先，中国人口众多、内需容量大，总储蓄高。当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和贸易大国时，与世界经济形成的互动关系就会成为影响相互决策的大问题。其一，人口众多。2005年，世界人口超过1亿人的发展中国家，有中、印、印尼、巴西、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日利亚、墨西哥。其二，内需容量大。2007年，中国内需规模超过3万亿美元，GDP的年均增长率达11.4%。其三，总储蓄率高。2004年，中国总储蓄率为46.57%，远高于美国的14.3%、法国的20. 7%、日本的25.5%、韩国的31%、墨西哥的20.8%、印度的28.3%。总储蓄率一旦转化为有效增长动力，其对世界增长的影响不可低估。
　　其次，中国有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政府一旦动员资源向一个方向努力时，其影响重大。这次奥运会开幕式的巨大成功也证实了这一点。
　　再次，中国制定了以出口导向和招商引资为主要抓手的外向型战略，集聚了全球的资源、工序和要素。如中国2007年的进出口总值达21738亿美元，累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7900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超过18000亿美元。其中，进出口额的五成、工业增加值的二成以上是外商投资企业的贡献。这既进一步放大了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也增加了中国的南北矛盾和南南冲突的大国困境。
　　
　　三、 改革开放与国有经济体制演变
　　
　　（一）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主体（1979-1992年）
　　1.对国有企业“减税让利”。
　　2.非国有企业实行低税负政策。
　　3.三资企业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所得税实行“三减二免”政策。
　　（二）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1992-2001）
　　问题：一是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实行不同的差别税率；二是国有企业债务负担重，承担了巨大的公共部门应承担的责任，资产负债率偏高，1994年国有工业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是68.5%，考虑明亏和潜亏则更高。三是技术改造存在大量缺口，据统计，国有工业企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装备的比重不到10%。四是社会保障缺口很大，企业都把应留下来用于养老、医疗和住房方面的钱用于了资本积累。
　　一是公平税负。新税制统一了内资企业的流转税，1993年以后实行新的税收征管制度，堵塞了税收征管上的漏洞，进一步缩小了企业间实际税负的差距。
　　二是理顺了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实行新税制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一样，在全面实行《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的基础上，依法缴纳所得税，税后利润按资分配，实现了政企分开、利税分流。同时，考虑到国有企业比较困难，国家对国有企业税后利润实行暂不上缴政策。
　　三是理顺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将维护国家权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划为中央税，主要是关税，海关代征的消费税和增值税；将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划分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种，主要是增值税，其中75%归中央，25%归地方；将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划为地方税种，主要是个人所得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印花税、屠宰税等。
　　1993-2001年，实施新税制后，财政开始全面退出了竞争性领域，不再对工业企业进行投资。1998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又进一步明确国债资金不用于工业项目。
　　（三）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市场体制阶段（2001以来）
　　国有经济要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保持绝对控制力，即在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里，国有资本要保持“绝对控制力”。
　　在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九行业，国有资本要保持“较强控制力”。
　　自然垄断行业的特点：一是存在网络供应系统的规模经济效益；二是资本刚性沉淀；三是这些行业中的多数企业提供的是公众所需要的基本服务。
　　七大行业中的电网、电信（网络设施部分）、民航（航空基础设施）符合这一定义，应该由国有资本绝对控制。但电力、石化、煤炭、民航（非基础设施部分）、航运，这些应该属于竞争性行业，具有充分的竞争性和排他性，生产的是完全可以通过市场销售的私人物品。
　　这些命脉行业和关键部门，大部分都是利润回报比较高的。央企之所以能获得高额利润，主要拜央企所在的行业所赐。从最近3年以来的央企经营业绩看，利润排名前40强的企业，瓜分了央企95%的利润，主要分布在石油石化、冶金、通信、煤炭、交通运输和电力等行业。
　　
　　四、对外开放的成绩及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出口产品结构曾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变。第一次发生在1986年，纺织服装出口首次超过石油出口，实现了由资源型产品出口向劳动密集型的服装、纺织品出口的转变。第二次发生在1995年，机电类产品出口超过纺织服装类，开始实现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向非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转变。
　　由此可见，目前竞争优势一是体现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上；二是体现在中低技术（成熟技术）的劳动密集型机电产品以及IT等高技术制造业中的劳动密集型区段（如零部件生产和组装区段）上。而中国大陆的竞争劣势一是体现在资源密集型的初级产品上，二是体现在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产品上。这就决定了中国大陆主要出口相对劳动密集型产品或工序，进口资本/技术或资源密集型产品。
　　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国内对一些重大问题始终有着分歧和争论。在对外贸易领域，如“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的战略取向；加工贸易的作用和转型升级方向；国际分工地位以及进口的作用等问题；在招商引资领域，如“市场驱动型”、“成本驱动型”、“资源驱动型”外商直接投资的综合成本与效益；跨国公司寻求股权、市场份额、品牌和技术控制力；外资增加就业、GDP和税收、技术外溢与带来污染和耗能等问题；在国际收支领域，如货物贸易顺差和服务贸易逆差，外汇储备性质及运用，人民币升值及资本项目开放，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筹等问题，一直有广泛争论。但对外开放对改革和发展的贡献，是得到一致公认的。
　　日本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可供借鉴。曾几何时，研究和模仿日本产业政策成为美国决策层的时髦，“全面质量管理”在美国几乎成为信条。然而，“日本病”造成了10年经济停滞。1950-197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年均增速为9%；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为4%；1990年到现在则降至约1%。日本既有丰田等世界一流的跨国公司，也有农业、批发零售、银行保险、不动产、物流运输、以内销为主的制造业等效率相对低下的产业。尤其是政府产业政策明确扶持的主导产业反而没有竞争力。波特的研究说明：日本在全球市场上具备竞争力的产业相对很少，其出口集中度更象加拿大和韩国，而不象美国和德国。其次，日本公司的利润率长期低于国际标准，其制造业资产收益率几乎是美国的一半。再次，日本企业受到国内保护，即使这些产业始终没有竞争力。第四，国内低效率导致一些企业把业务转移到海外。最后，整个90年代，日本产业更新停止。使得日本不仅在生物技术、环境技术、新兴服务业缺少新的突破，而且在通讯、多媒体、软件、微处理器、网络等领域落后于美国。如日本不再是半导体的领先者，美国已经取而代之。因此，国际上曾有人预计日本将在10年后赶上美国，但日本现在的经济规模连美国的40%都不到。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日本政府一直在推迟结构调整。如日本银行按照巴塞尔协议规定的资本充足率和赢利率等指标衡量，一直缺乏国际竞争力。但由于缺少自我淘汰、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竞争机制，至今还没有调整到位”。日本管理中缺少战略，其风格是和竞争对手做一样的事情，但做的更好。这种观念导致了竞争的趋同和相互模仿，侵蚀了价格，破坏了利润。从1991年3月开始，房地产价格直落78%，日经股票价格指数从38915日元跌到13000日元，停滞长达10年。对此，日本政界流传着日本被英美资本主义击败的言论。反思起来，问题有三：泡沫经济破灭；规制过多和保护过度；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立国的战略转移失败。

　　上述分析对我们有很多的启示：
　　其一，中国也到了从出口导向到内需立国的战略转移时期。客观上要求出口从“量”到“质”，加工贸易从“特殊”到“一般”，进口从“限”到“放”，发展从出口导向到内需立国的转变。这个转换，首先在战略上是从外向型向开放型，在激励导向上是从优惠出口和招商引资到公平竞争和开放竞争，在体制上是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并扶持内生性增长为基本方向。
　　其二，中国也到了比较优势转型升级的时期。从长期看，人民币升值是一个必然趋势（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内在要求），劳动力相对成本上升是一个必然趋势（刘易斯拐点的内在要求），资源和能源价格上升也是一个必然趋势（节能优先和环境优先战略的内在要求）。这就要求比较优势实现动态的转型升级，要求产出结构有更高的技术含量和增值能力，要求市场和投资软环境的进一步改善。
　　其三，中国也到了要统筹对外开放与深化改革的时期。对外开放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开放有利于发展要以深化改革为基础。为此，应加快推进一些不应再延迟的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企业、社会之间职能科学界定等重大改革。
　　其四，中国也到了进一步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时期。目前的挑战主要表现在：首先是制造业竞争力大而不强。我们的研究表明，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中93%没有研发投入，研发产出的发明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公司手里。按照美国海关统计数据，1995年至2006年，我国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95%是加工贸易方式实现的；90%由外商投资企业完成的。其次，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很薄弱。从为生产提供中间增值服务的部门来看，跨境运输、技术贸易、金融保险是服务贸易的三大逆差项目，咨询和资讯，会计和法律等专业服务的竞争力也不强。再次，对外资产赢利能力较差。2007年底，中国对外金融净资产10220亿美元，增长67%，其中资产22881亿美元，增长39%，包括对外直接投资1076亿美元（5%），证券投资2395亿美元（10%），其他资产4061亿美元（18%），外储15349亿美元（67%）。如果外储持有10年期美国国债，其收益率仅为4.12%，剔除通胀因素之后的实际收益率仅为1.86%；与此相比，2006年，在华三资企业的年净资产收益高达21%。这些问题都是在下一步改革开放中逐步加以解决。
　　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相对劳动力成本持续大幅上升，节能减排和环境优先对开放提出了新要求，巨额外汇储备资产带来了人民币升值和宏观调整的巨大压力，都说明出口导向和招商引资引领发展的外向型战略到了需要调整的转折点。这个战略、体制和机制的调整，将改变过去的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的基本格局，用内需、金融和技术创新引领未来的发展。新形势下，开放将赋予新的内涵，用未来20年的时间构建中国的全球生产体系，将是中华民族和平发展的关键一步。全球引智、开放竞争、要素创新、国际合作，将是中国新一轮开放的主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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