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开放的经验教训及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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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78年是中国对外开放元年。1978-1994年是中国对外开放最困难的时期。港澳台企业和海外华人企业用“三来一补”的方式，给中国送来了参与国际分工、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的第一桶金。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明确了改革开放的方向。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推动了中国对外贸易、外汇管理、利用外资、对外经济等管理体制的全面改革。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外开放的本质是改革，这是一条最深刻的经验。未来的对外开放年代，将是中国成为负责任大国、开放型大国、包容性大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
【关键词】对外开放;经验教训;未来前景
一、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特点
对外开放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应始终坚持不懈，毫不动摇。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期，中国通过15年谈判加入世贸组织，就是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主动融人世界经济的实际行动。而在逆全球化声浪甚嚣尘上的时期，中国则通过推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举办上海国际进口博览会、扩大国际产能合作和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经济全球化继续前行。
（一）始终坚持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这是中华民族从近代历史中汲取的深刻教训，也是推动中国改革的强大动力。针对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均资源少、经济总量大的实际情况，初期我们率先发展了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利用境外投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大力发展加工贸易，有力带动了体制变革和经济发展。一方面，对外开放引进了国内短缺的外汇、资本和国外先进技术、人才和设备，促进了竞争，增加了国内就业、税收和经济产出，推动了国内消费升级和产业转型。如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人的需求以吃饱穿暖为主，对外开放带动了轻工业和纺织工业的快速发展;2012年以前需求以住行为主，带动了以房地产、重化工业和装备制造业为主的产业发展;2012年以后需求以质量、个性、多样性为主，带动现代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另一方面，40年扩大对外开放，开了13多亿中国人民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窍”，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相互促动，使得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二）调动市场、政府和社会的积极性，形成合力
改革开放40年，中国要完成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内向发展到对外开放的转型发展，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一个重大课题。凡是能较好处理对外开放、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三者之间关系的地方，也往往能够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调动市场、政府和社会积极性并形成合力的以开放促改革的发展之路。一是探索更好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大体脉络是，初期探索在扩大对外开放中创造简政放权、放水养鱼、藏富于民的市场环境;中期探索引入外来竞争压力，培育市场主体，完善基础设施条件;后期探索增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职能。当前，政府从直接推动发展转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通向现代化之路必须迈过去的一道“坎”。二是探索发挥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开放是从市场经济最基本的知识学起，从不平衡开放学起，从比较优势起步，逐步形成开放促进内生增长的机制。中国面临的挑战是，从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到衍生品市场，市场扭曲所形成的普遍的“租”和“寻租”行为，使开放和改革都举步维艰。三是探索发挥社会作为“和谐之手”的作用。一方面，对外开放引入了国际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社会治理等现代化发展模式;另一方面，中国在社会治理和市场监管领域还存在不少问题。
（三）先试点、后推广，以点带面、逐步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从实际出发，先试点、后推广，以点带面、探索发展。从1980年创办经济特区，到1984年开放14个沿海城市，再到后来创办浦东新区，初步形成了沿海、沿江、沿边及内陆地区全面开放的格局。各种类型的特殊功能区域在体制机制和发展模式上的先行先试，成为中国经济最具活力、最具潜力的经济增长点。在改革开放战略的指引下，人口、产业、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优先向这些特殊功能区域集聚，并借助交通、能源、信息基础设施的高效率和便利化条件，形成了诸如一小时经济圈、三小时经济圈等空间集聚和开放新格局。
（四）从不平衡发展到平衡协调可持续发展
1979年，邓小平提出了不平衡开放的思想。他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1984年11月，邓小平又提出了三个方面开放的思想。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当时迫切需要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设备和人才，我们先扩大了对西方的开放。对此，邓小平指出，“我们还有一些人没有弄清楚，以为只是对西方开放，其实我们是三个方面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的开放。”从扩大对西方的开放到“一带一路”建设，中国逐步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五）从“放管服”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扩大对外开放、推动体制创新是一条最重要的发展经验。对外开放40年，中国引入了外来市场经济理念、理论和实践，引入了国际先进资源、要素和产品，引入了外来竞争压力、挑战和激励，推进了政府职能改革、调整和转变，是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政府职能从简政放权转变到市场监管，再进一步转变为公共服务，构建基于法治的治理体系和促進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仍没有完成的重要使命。
二、对外开放中制造业发展的经验教训 （一）以“三来一补”和加工贸易起步
当今世界上有欧洲、北美、东亚三大生产体系，构成了三足鼎立的世界经济格局。其中，东亚生产体系又有两种不同的生产模式：一种以台港澳企业为代表，其特征是以代工、贴牌方式参与国际工序分工，嵌入跨国公司全球供应链的生产模式;另一种以日韩企业为代表，其特征是依托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自主营销渠道参与国际产业间和产业内分工，以独立自主的方式参与国际交换和竞争的生产模式。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第一桶金是台港澳投资企业用“三来一补”的方式送来的（见表1）。一方面，在改革开放起步最困难的初期，台港澳企业带来了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创造了大量就业，加快推进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的进程（见表2）。另一方面，台港澳企业无意中也送来了代工、贴牌的小经济体生产模式，这种生產模式的局限性也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生产网络的转型。从表2的数据可以看到，加工贸易方式（这种贸易方式是以外资企业为主、以参与工序分工为主、以全球价值链低端产品为主）创造的就业机会在2006年达到峰值，以后出现逐年下降趋势。这与2005年7月中国重启人民币汇改，启动了人民币快速持续升值周期有直接关系。同时也与2007年6月中国发布新的劳动合同法，推动农民工的最低工资水平快速持续上升有密切关系。这清楚地说明，成本驱动型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加工贸易方式对人民币汇率、工资水平等有很高的敏感性。随着中国要素价格、生态环境标准和规制要求越来越高，加工贸易占比下降以及成本驱动型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转移是大势所趋。
在改革开放初始阶段，这种以境外投资企业为主、代工贴牌为主、低端加工组装为主的加工贸易方式不但获得迅猛发展，而且在比重上超过了以本地企业为主、自主生产体系为主、低端制造为主的一般贸易方式，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2008年。从表3的数据可以看到，中国加工贸易出口/一般贸易出口的比例，从1981年的5.44%很快上升到1993年的102.4%、1999年的140.12%。到2008年，仍保持101.85%的比例。
（二）加工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1.中国加工贸易主要完成低端加工组装工序和环节。作为加工贸易主体的外资企业在全球配置产品的价值链，不可能将高端技术工序和环节配置在中国。加工贸易整体的技术外溢水平不高，从而挤压了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
2.加工贸易方式加剧了区域发展不平衡。由于加工贸易方式对综合物流成本比较敏感，其区位主要选择在产品外销的综合物流成本低、投资效率和便利化程度高的东部沿海地区。
3.加工贸易方式聚集了全球贸易顺差。在一段时期，中国加工贸易顺差达到了贸易总顺差的200%以上。今天中国对美形成巨额贸易顺差，实质上是全球部分贸易顺差转移到中国的结果。国际比较研究发现，及时配套产业政策，对加工贸易政策进行调整，促进产业结构实现本地化转型升级，是十分重要的。
4.加工贸易方式在空间上高度集聚。研究发现，2005年，上海松江出口加工区和江苏昆山出口加工区进出口总值占全国出口加工区进出口总值的66.5%。加上上海漕河泾、江苏苏州工业园和浙江杭州三大出口加工区，这5大出口加工区的当年进出口值已占全国总值的90%。
5.从市场看，“两头”在外：委托方负责/控制出口市场，中国境内企业参与和承担整个生产制造过程中的某个或若干个工序/工艺的作业。由于加工贸易的主体是境外投资企业，龙头是全球大跨国公司，本地企业的代工贴牌很难上升到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水平。
（三）加工贸易和招商引资是“双刃剑”
加工贸易属于小经济体的生产和贸易方式，而不是大国生产和贸易主流方式，为什么会持续这么长时期？
问题之一，加工贸易事实上形成了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加工贸易出口额持续大于一般贸易，代工贴牌的生产和贸易方式持续大于依靠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自主营销渠道的生产和贸易方式，中国依赖境外资本发展低端产品和服务的成本驱动型发展方式一直持续到2008年。
问题之二，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草根经济等内生增长因素的成长是一个生态系统自然的发展过程，增长非常缓慢。一方面是培育内生增长速度较慢，另一方面是招商引资见效快。在政绩激励下，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更加倾向于靠招商引资发展经济。中西部内陆地区培育内生因素和招商引资都很困难。
问题之三，中国技术发展路径始终在依赖引进拿来主义还是立足本土自主创新之间徘徊。拿来主义和山寨抄袭成为“干中学”的两种阶段性现象。2012年以来世界科技创新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美国近年来不断挑起贸易战、创新战，将加速推动中国的自主创新。
事实上，加工贸易的顺差、就业和收入都是跨境转移来的，代工贴牌很容易在短时间内形成规模生产、规模贸易、规模就业。这尤其符合主管部门对外贸、外资、外汇、外经的业绩考核要求，符合高速增长阶段地方政府的政绩导向要求。当时，对外开放和国内发展“两张皮”也加剧了这种局面的长期延续。
这种贸易方式长期持续主导的代价是什么？
一是形成了事实上的“血汗工厂”。据调查，1995-2005年的10年间，珠江三角洲等地的农民工名义工资只增加了几十元钱，名义工资增长率显著低于同期的通胀率。农民工是靠无休止的加班，赚取加工费寄回老家。2005-2008年，随着人民币汇率升值，新《劳动合同法》出台，国内开展以去产能、减顺差、上档次为主要内容的结构调整，才开始大幅提高国内要素成本。
二是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遍地开花。伴随改革开放进程，出口加工区、区港联动、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等综合保税区遍地开花。一方面，这促进了中国对外开放。另一方面，由于管理问题而占用了大量的财政、土地和行政资源。新形势下，这些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未来的功能是什么，尤其是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发展方向是什么，需要深入系统研究。
三是外向型模式积累了规模巨大的外汇储备资产。中国积累了巨额的对外净资产，但给国家和人民创造的投资净收益是负值。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背景下，中国扩大加工贸易方式和引进全球供应链的开放政策必然积累巨额贸易和投资顺差。另一方面，中国在较短时间内积累了峰值规模近4万亿美元的储备资产，如何多元化管理和运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客观上，这既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之一，又没有造福于本国企业和人民。 （四）从加工贸易转向自主生产的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加工贸易方式转型发展有三种不同的模式：一是以深圳为代表的特区模式;二是以佛山为代表的自主和内生增长模式;三是以东莞为代表的招商引资和代工贴牌模式。
这三种模式中，深圳最早从加工贸易方式转向自主生产和创新发展模式。经济特区的体制创新优势为深圳带来了要素创新效应，即全国甚至全球优质人才、资源和要素向深圳集聚，形成了深圳在制度上的先发优势。一方面，体制创新先行先试，较容易在一些综合物流成本和全球供应链管理具有区位优势的沿海区域形成优质要素、人才和产业的集聚效应，逐步构建创造性模仿、国际化经营、全方位合作等更高层次的自主生产体系。另一方面，扩大对外开放使这些区域可以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本市场、全球采购网络、现代化基础设施的高效率和便利化，形成要素创造效应。当前，深圳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探索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成为排头兵。在这个探索过程中，深圳传统的模式和创新活力成否成功转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深圳如何进一步加强开放合作，打造一流大学、一流科研院所、一流关键共性技术和公共技术支撑体系、一流创新型企业、一流直接融资体系，通过开展全方位国际合作，构建新型要素创造体系。
加工贸易方式转型的另一个方向是形成自主生产体系，代表性模式是佛山。当时佛山民营企业的代工贴牌“干中学”过程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加工贸易方式逐步转向自主生产体系。民营中小企业作为主体，从全球价值链低端产品做起，逐步形成低成本竞争优势。通过一般贸易或内销方式进入国际和国内市场。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佛山等地的民营中小企业转型会遇到很大困难，缺技术、缺人才、缺资金、缺品牌、缺渠道、缺转型的经验和能力。为了使得民营中小企业从全球价值链低端转向中高端，佛山开始推动新一轮招商引资，试图引进高技术服务业、制造业和全球化人才，促进传统制造业与之合作，完成从游击队到正规军的转型。
第三个方向是继续沿着招商引资、代工贴牌、产品行销全球的路径依赖向前发展，形成台港澳投资企业为美欧投资企业代工或贴牌，本地企业为台港澳投资企业代工或贴牌的加工贸易生产链。本地企业比台港澳投资企业的分工档次更低。民营企业参与工序分工的比重普遍不高，存在内外产业隔离的现象，如广东的东莞模式。目前，东莞模式也在转型。一是打造松山湖自主创新示范区，培育内生性、自主性、本地化的供应链生产体系。二是培育裂变中子源基础研究集群，逐步形成基础研究、基础应用研究、开发试验研究、共性技术和公共技术研究支撑体系。三是引进华为等科技创新型龙头企业、华科东莞研究院等机构，形成境内、跨境、境外一体化的全球创新网络。四是构建新型加工贸易转型基地，通过激励加工贸易供应链的高端增值服务本地化，形成扎根本地的新型加工贸易产业体系。五是培育本地创新型企业集群。
三、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经验
（一）参与国际分工，培育内生动力
回顾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面对严重的外汇短缺、资本短缺、商品短缺。一方面要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口或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人才;另一方面，要满足人民的温饱等基本需求以及平抑物价，急需进口一些商品和服务，像彩电、洗衣机、电冰箱。在供求关系严重失衡、存在价格、汇率、税率等双轨制的条件下，市场机制很难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因此，大力发展鼓励招商引资和货物出口的外向型经济，是当时走出困境的有效途径之一。
首先，中国对外贸易经历了从指令性计划管理和国家统负盈亏到简政放权、藏富于民、放水养鱼，再到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最后到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制变迁过程;经历了从外贸经营权高度垄断到逐步放开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再到构建自己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和跨境电商等新型贸易方式的新阶段;经历了从外贸企业吃大锅饭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成为自主经营主体，再到“走出去”打造共享型混合所有制全球跨国公司的演进历程。其中一条重要经验是始终坚持了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不动摇。值得汲取的一条重要教训是，渐进式、增量驱动、先试点后推广方式推动下的改革开放，到了一定程度，所面对的既得利益阶层将会阻碍改革开放进一步全面深化、攻坚克难、走实走深。因此，需要引入外来竞争压力，尤其是主动有效借助国际金融危机、区域生产网络危机、大國博弈冲击等各种具有系统性全局性战略性影响的重大事件，趋福避祸、化弊为利、转危为机，打破各种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和障碍，构建面向未来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国际竞争合作的新格局。
其次，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一桶金是从“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出口起步的，是从招商引资引入外来竞争压力起步的，是从“摸着石头过河”起步的。其中一条重要经验是实事求是，始终坚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原则，创立了用加工贸易这种嵌入跨国公司国际工序分工体系和小经济体的生产和贸易方式，撬动了一个大国的改革开放并获得了经济贸易高速增长之奇迹。其中值得汲取的一条教训，是如何克服工序分工嵌入式路径依赖的锁定效应。直到2008年，中国加工贸易出口的规模仍大于一般贸易出口，招商引资仍是许多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关键核心技术靠“拿来主义”而不是自主创新。2012年以来，科技创新、工业服务、独立自主才开始成为主导的发展趋势。
再次，对外贸易是连接中国经济和国际市场的重要渠道。为了鼓励出口增长，中国曾实行了“奖出限入”的对外贸易政策，并采取了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相结合的混合发展战略。出口创汇曾经被作为最重要的绩效考核指标。1992年明确改革开放方向，尤其是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后，对外贸易从“互通有无、调剂余缺”转向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参与国际交换与竞争。如取消了多重汇率制，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汇率制度，实行外汇收入结汇制，解决了进出口企业购汇结汇难的问题。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额的位次，从改革开放之初的26位上升至2001年的第6位。其中一条重要教训是，培育内生性增长因素，需要处理好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和社会这只“和谐之手”之间的关系，并形成合力。 （二）引入外来压力，动态调整战略
中国推动“引进来”的重要经验之一，是引入了外来竞争压力，引入了国内短缺的外汇和资本，引入了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人才，促进了就业、外贸、税收和经济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期，外资企业出口额占中国出口的比重为16.75%。到21世纪初期，外资企业出口占比已超过一半，达到52%。其意义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与国际市场经济之间搭了一个体制对接的窗口和桥梁，促进了经济和贸易体制转型。
而由此带来的教训之一是，开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市场是一个渐进适应的生态体系，但中国经济体制的特点决定了政策和战略很难相应灵活调整。如“引进来”，我们至少经历了引进外资类型及其投资动因的三个阶段性变化：1979-2000年以引进成本驱动型境外资本为主;2001-2011年以引进市场驱动型境外资本为主;2012至今以引进效率驱动型境外资本为主。这些变化要求中央与地方、部门的体制机制政策发生相应的变化。事实上，这是很难做到的。要适应这种变化，一是中国体制机制和政策要更加贴近市场、贴近投资者、贴近民众。二是投资环境和治理能力要加快面向现代化改革。三是主管部门与境外投资者之间要共同与时俱进。
教训之二是，如何解决好“引进来”、“本地化”和“走出去”之间协调推进的问题。如推动“引进来”需要构建一个好的投资环境，制定一套好的优惠政策，打造一个好的服务型政府，引进的企业主体是境外企业。如果优惠政策实施力度过大，就会产生挤出效应，抑制内生增长。同样，推动“本地化”需要构建一个好的市场环境，制定一套简政放权的公平政策，打造一个法治化的“放管服”政府，企业主体是本地企业。而推动“走出去”则需要构建一个全球化运作环境，制定一套国际化政策环境。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开拓第三方市场和开展全方位国际合作的“走出去”战略，合作主体包括中国企业、东道国企业和发达国家企业。这三者之间分类管理容易，统筹协调一致很难。
教训之三是，保持各项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透明性很难。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战略和体制机制调整的幅度很大。要保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透明性，就必须探索旨在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事实证明，改革的最大阻力恰恰来自于政府自身。
（三）把握历史规律，顺应世界大势
中国于1986年7月正式向关贸总协定（GATT）递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制度备忘录》，提请恢复中国在GATT的创始缔约国地位。到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了WTO，历时15年。这15年，既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并发挥基础性作用的15年，也是对外开放进入高水平、多层次、宽领域的15年，更是经济发展取得显著进步的15年。
对外开放的本质是改革，改革带来了显著的增长和发展效应。我们的研究显示，以1994年为基期，中国的贸易自由化程度就高于日本，略低于美国。所以，在加入WTO之前，中国贸易的实际开放程度就高于名义值。在加入后，没有出现预期的“狼吃羊”的场景。其原因是开放效应已经预先释放了。那么，加入WTO后是如何带来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呢？事实上，经历了15年按照国际通行规则不断深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国发展的软环境显著改善。全球投资者对中国加入WTO后的良好预期，也促使其加大了来华投资力度。
危机是深化改革的机遇。事实上，由于长期准备、积极应对和全民参与，中国加入WTO后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然而，真正的挑战和冲击随时都会发生。使中国加入WTO后取得进步的改革效应一步都不能停，否则，就无法取得继续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融人世界的长期效应，最终会陷入全球化的矛盾和陷阱之中。
我们没有预见到加入WTO后经常项目顺差和外储余额会如此迅速地增加。没有针对巨量贬值的对外金融资产和升值的对外金融负债所导致的经济福利流失，及时采取对策，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和外向型经济战略。没有预见到大国之间政治经济关系会提前进入最复杂、最严峻、最困难的挑战期。没有准确把握贸易关系的风险点、分歧点和合作点变化，未能把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应对策略及早调整到国内产业政策、人民币汇率、贸易不平衡、知识产权保护、自主创新、政府采购、国有经济部门等问题的解决上，以全面深化改革来保障自主发展的时间和空间。
四、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景
2018年，世界在经历了史上经济复苏最缓慢的艰难岁月后，世界贸易、投资和制造业等领域的增长普遍企稳向好。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告诫说，如不能化解中长期结构性矛盾，下一次衰退将会来得更早，更难以对付。世界经济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前行需要齐心协力，分裂则会陷入长期混乱。在这个关口上，美国单方面挑起了贸易战，要用美国定义的公平贸易原则为全球经济和贸易的未来发展建章立制。
这里引伸出三个基本问题：一是1918年以来基于西方规则的全球化到了一个历史拐点。仅仅是开放经济、市场机制、创新驱动的全球化已经很难走向未来，美国要求基于公平贸易规则的全球化，美国要永保第一，美国要再次伟大。那么，基于公平的全球化治理架构是什么？二是1918年以来美国作为领导或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不再愿意让其他国家搭便车，不再愿意为全球化承担更多公共产品供给责任，不再愿意推行国际主义。那么，负责任大国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三是1918年以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一步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然而，全球化治理并没有合理体现他们的利益和意志，全球化没有朝着更加开放包容、平衡协调、合作共享的方向发展，而是以邻为壑、保护主义、霸凌主义盛行。
预期在2018-2035年之间，中美两个大国将始终处于非理性对抗和冲突阶段，打打停停、好好壞坏、矛盾不断。2035年之后，中美才可能进入理性对话与合作的阶段，才可能真正构建自由、公平、包容的国际经济新秩序。那么，2035年之前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18-2025年是中美两个大国掌控分歧和风险最困难的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风险有可能显著大于机遇。这个阶段，既不能一味迎合美国的高要价，又不能一味强调同等反制。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是关键，包括补好金融货币和国际收支、创新科技和人才、体制法治和治理这三块短板，增强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能力。
中国将建成全球负责任大国、开放型经济强国和包容性发展大国。一是如何做好全球负责任大国。历史上，基于西方规则的全球化三次都陷入危机、动乱或战争。其根本原因是，全球化的三大驱动力——开放、市场和创新，都仅仅指向效率，缺少能够保障公平、平衡、安全和协调的治理机制、治理主体和治理能力。我国应该在保障公平、平衡、安全和协调的全球治理方面有所担当。二是做好全球开放型经济大国。在全球重大需求和供给、要素投入和产出关系等方面，我国会逐步赢得话语权、定价权、规则制定权和逆周期调节权，并在权力、责任和义务方面有所担当。三是做好全球包容性发展大国。“和而不同”，开放包容，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国愿意尊重具有不同制度、文化、宗教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和合作伙伴，创造一个各国公平参与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公平分享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成果、公平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治理模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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