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金融体系与产业结构耦合度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 要：本文基于最優金融结构理论，选取2006—2015年西部地区各省、直辖市及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利用耦合模型与灰色关联度模型，对西部地区金融体系与产业结构之间的耦合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总体上，西部地区的金融体系与产业结构之间属于高度耦合，符合最优金融结构理论观点;（2）在金融体系的分指标中，除了保险密度外，其他都是导致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但是具体到各个省区市，则存在显著的差异;（3） 在金融体系的三个子系统中，金融结构与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之间的关联度最高，金融规模居中，关联度最小的为金融效率。
关键词：金融体系;产业结构;最优金融结构;耦合度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9）04-0055-05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19.04.009
一、引言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我国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由2000年的17.1%提高到2016年的20.1%;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连年位居全国前列，2016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三省市均来自西部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支持，而根据林毅夫（2009）新结构经济学最优金融结构理论，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最优金融结构取决于当地的产业结构，而产业结构又内生地由当地的资源禀赋决定，只有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相适应时，金融结构才是最优的，才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由于一个地区的资源禀赋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由此内生出的产业结构也是不断调整的。与此相适应的最优金融结构也应该是动态变化的。那么，在西部地区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当地的金融体系是否已经处于最优水平？如何解释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这些问题的解释，对于我们理解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也能为我们制定下一步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提供理论依据。
学者们对于金融体系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上。Rajan和Zingales（1996）从产业层面对金融发展引致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金融发展能够降低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促进新兴行业的产生与发展。鲁钊阳和李树（2015）认为，不管是农村正规金融还是非正规金融，都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王勋和Johansson（2013）构建了一个反映经济结构变化的非平衡增长模型，研究了金融抑制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认为政府通过抑制性的金融政策，阻碍了要素流动和服务业的发展，最终阻碍了经济结构的转型。龚强等（2014）则认为不同的产业结构应该需要不同的最优金融结构。与此类似，范方志和张立军（2003）的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只有中西部的金融发展限制了产业结构的转变。于斌斌（2017）也利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得出类似的结论。而朱玉杰和倪骁然（2014）虽然也认为金融规模对各地区产业升级的影响存在差异，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是线性的，而是一种U形关系。
虽然有较多文献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但是基于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对二者关系进行研究的几乎没有。由于一个地区的资源禀赋是不断变化的，由此内生出的产业结构也应该随之变化，与此相适应的最优金融体系也应该是动态调整的。总体上看，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在解释二者的关系时最具有逻辑事实的一致性（曾繁清和叶德珠，2017）。唯一与我们研究视角相同的是曾繁清和叶德珠（2017）的研究，但是他们主要是从宏观层面上，把我国的金融业看成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由于地区及政策原因，导致我国各个区域内的金融业存在显著的差异（周立和王子明，2002），因此，从全国整体层面上的研究结论并不一定适合于区域层面。基于此，本文首先通过建立系统耦合度模型来分析西部地区金融体系与产业结构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然后再通过建立灰色关联度模型，遴选出西部地区金融体系与产业结构相互作用的主要影响因素，以揭示我国西部地区近些年经济高速发展的机理，同时也为下一步推进西部地区金融体制改革、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有益的启示。
二、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一）指标选择
虽然学者在研究金融方面选择的指标有差别，但是大多数都是围绕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和金融结构等三方面进行选择。本文也从这三方面来刻画西部地区的金融体系。
对于金融规模指标体系，本文选择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金融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比重（%）和金融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三个指标来衡量。对于金融效率指标体系，本文选择金融中介配置效率（贷款/存款余额）（%）、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元/人）这三个指标来衡量。而对于金融结构指标体系，本文选择金融中介发展规模（贷款余额/GDP）和人身险保费收入占GDP比重（%）来衡量。
关于产业结构指标，之前文献多采用三次产业之间的变化来衡量，比如，第二产业总值占GDP的比重，或者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为了避免采用单一指标对实证结果的影响偏差，本文借鉴曾繁清和叶德珠（2017）的方法，从高度化、合理化和高效化三个维度来衡量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
高度化指标方面选择高新产业产值占GDP比重、R&D经费占GDP比重和高新产业就业人口数占城镇就业人口数的比重作为衡量指标，合理化指标选择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和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高效化指标选择第二产业增加值占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比重、第二产业增加值占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数比重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数比重作为衡量指标。
（二）指标权重确定
对于指标权重确定，本文采用熵值法计算，因为熵值法属于客观赋权法，是利用各评价指标值之间的差异程度来确定系数，能够在确定权重系数过程中避免主观因素带来的偏差，较为客观地反映各指标在综合指标体系中的重要性。借鉴宋祺佼和吕斌（2017）的研究，在计算熵值前，首先要对这些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以消除评价指标间存在的类型不一致和量纲不一致带来的差异影响，此处运用归一法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①。最终得到西部地区金融体系指标及各指标的权重（见表1）。 （三）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6—2015年西部地区各省、直辖市及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西部地区包括宁夏、重庆、四川、新疆、陕西、甘肃、内蒙古、云南、青海、广西和贵州1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数据来源于2006—2016年各省、直辖市及自治区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网站和中国统计信息网站。
三、实证分析
根据最优金融结构理论，由要素禀赋内生出的产业结构是动态变化的，最优的金融体系也应该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二者之间是紧密配合的关系，也是一个“金融体系—产业结构”耦合的过程。
（一）耦合度模型
本文构建的金融体系与产业结构耦合度模型如下：
其中，U1、U2分别代表金融体系综合指数和产业结构综合指数。C是指金融体系综合指数和产业结构综合指数的耦合度，C的取值位于[0，1]。当C=1时，说明金融体系与产业结构之间的耦合度最大，金融体系与产业结构之间彼此达到良性共振耦合;C=0时，耦合度最小，表示金融体系与产业结构之间要素处于无关状态。
参考鞠晓伟和赵树宽（2009）的研究，对西部地区金融体系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度按照数值的高低，划分为如下四个等级（见表2）。
（二）耦合度结果及分析
利用前文构建的金融体系与产业结构综合体系指标，运用耦合度模型测算出我国西部地区在样本区间内的耦合度，并对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各年份的耦合度取平均值，再根据耦合度的等级对西部地区金融体系与产业结构之间的耦合度分类，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整个西部地区只有宁夏金融体系和产业结构的耦合度是中等耦合，其他地区的金融体系和产业结构的耦合度都是高度耦合。主要原因是宁夏的金融体系综合评价指数在整个西部地区排名第一，然而产业结构的综合评价指数在整个西部地区排名最后，说明宁夏地区的金融体系和产业结构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情况。金融体系和产业结构的耦合度达到高度耦合的地区是云南、甘肃和青海等地区，说明这些省市的金融体系和产业结构的发展基本是同步发展。金融体系和产业结构的耦合度达到优质耦合的地区分别是重庆、广西、贵州和四川等地区。
总体上，本文的实证研究说明，西部地区的金融体系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度较高，绝大部分处在高度耦合和良好耦合的阶段。这说明虽然相对于经济较发达地区而言，我国西部地区的金融体系与产业结构的发展都较为落后，但是产业结构调整的讯号能够及时地传递给金融体系，金融体系也能够及时地做出反应与调整，以适应调整后的产业结构，从而最终使得这二者之间在不断变化过程中始终表现出较好的协调发展关系。这也印证了新结构经济学最优金融结构理论的观点，不管是什么样的产业结构，都有与之相匹配的金融体系，只要二者相互协调发展，就能促进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同时，这也为近些年西部地区高速发展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定的理论解释，正是因为西部地区的金融体系与产业结构是相适应的，金融体系为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最大限度的支持，从而有力地促进了西部地区近些年经济的高速发展。
四、影响耦合效应的主要因素
（一）模型建立
通过分析，我们知道西部地区金融体系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较好的耦合关系，但是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二者之间的耦合效应呢？为了更深入地揭示西部地区金融体系与产业结构之间相互影响的机理，本文利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对该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灰色关联计算步骤如下所示：
首先要确定反映系统行为特征的参考序列和影响系统行为的比较序列。参考序列可以表示为：[X0=x0（1），x0（2），x0（3），...，x0（n）]，比较序列的可以表示为：[Xi=xi（1），xi（2），xi（3），...，xi（n），i=1，2，...，m]。
其次，对各序列进行初值化处理，以消除量纲对计量结果的影响，公式为：
（3）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利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参考序列选择本文构建的产业结构指数，比较序列为各西部地区省份的金融体系指标，共有8个指标，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在金融体系的各分指标中，除了X6（保险密度）外，其他指标基本上与各自省份的产业结构存在强关联关系。说明除了保险密度外的其他金融体系的指标，都是导致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影响因素，但是影响程度有一定的差异。平均来看，对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X4（金融中介配置效率）、X2（金融业城镇单位就业人数）、X7（金融中介发展规模）、X8（人身险保费收入）、X5（保险深度）、X1（金融业增加值）和X3（金融业固定资产投资比）。
其次，在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中，各省市也存在较大差异。重庆和四川，其最大的影响因素是X1（金融业增加值），贵州和新疆是X8（人身險保费收入），云南和宁夏X2（金融业城镇单位就业人数），陕西和内蒙古是X7（金融中介发展规模），甘肃是X3（金融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青海是X2（金融业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广西是X4（金融中介配置效率）。
最后，在金融体系的三个子系统中，西部地区各省区市的产业结构与金融结构之间的关联度最高，居中的大部分为金融规模，关联度最小的为金融效率。说明要促进整体的产业结构升级，从金融体系子系统方面来看，主要依靠金融结构的调整。
五、结论与政策意义
本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最优金融结构理论，选取2006—2015年西部地区各省、直辖市及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构建金融体系综合评价体系和产业结构综合评价体系，运用耦合模型计算出金融体系和产业结构体系的耦合度，并利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实证分析产业结构和金融体系的关联度大小。本文得到结论如下： 首先，整个西部地区只有宁夏金融体系和产业结构是中等耦合，高度耦合的地区是云南、甘肃和青海地区。良好耦合的地區分别是重庆、广西、贵州和四川地区。总体上，该结论符合最优金融结构理论的观点，不管是什么样的产业结构，都有与之相匹配的金融体系。
其次，在影响西部地区金融体系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度因素中，除了保险密度因素外，其他都是导致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但是具体到各个省区市，则存在显著的差异：重庆和四川最大的影响因素是金融业增加值，贵州和新疆是人身险保费收入，云南和宁夏是金融业城镇单位就业人数，陕西和内蒙古是金融中介发展规模，甘肃是金融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青海是金融业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广西是金融中介配置效率。
第三， 在金融体系的三个子系统中，金融结构与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之间的关联度最高，金融规模居中，关联度最小的为金融效率。说明要促进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从金融体系子系统方面来看，主要依靠金融结构调整。
本文的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对于西部地区的金融体系与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并不能一味地追求二者的快速发展，相互适应、协调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才能形成基于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最优金融结构，才能最大限度地为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提供资金支持，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同时，由于各个地区资源禀赋的差异，由此内生出的产业结构是不一样的。因此，具体到西部地区的各个省份，应基于自身的产业结构特点，对金融体系进行合理的调整，以此来促进本省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注：
①限于篇幅原因，具体处理方法未予显示，如感兴趣，请联系作者。
参考文献：
[1]]Rajan R G， Zingales L. 1996. Financial dependence and growth[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鲁钊阳，李树.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J].财经研究，2015，41（9）.
[3]王勋，Johansson.金融抑制与经济结构转型[J].经济研究，2013，（1）.
[4]龚强，张一林，林毅夫.产业结构， 风险特性与最优金融结构[J].经济研究，2014，4（3）.
[5]范方志，张立军.中国地区金融结构转变与产业结构升级研究[J].金融研究，2003，（11）.
[6]于斌斌.金融集聚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吗： 空间溢出的视角——基于中国城市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17，（2）.
[7]朱玉杰，倪骁然.金融规模如何影响产业升级：促进还是抑制？——基于空间面板Durbin模型（SDM）的研究：直接影响与空间溢出[J].中国软科学，2014，（4）.
[8]曾繁清，叶德珠.金融体系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分析——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J].经济评论，2017，（3）.
[9]周立，王子明.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1978—2000[J].金融研究，2002，（10）.
[10]宋祺佼，吕斌.城市低碳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研究——以中国低碳试点城市为例[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9（2）.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3/view-1470029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