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环境治理倒逼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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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环境治理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战场和抓手，在倒逼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包括促使各级领导干部转变发展理念，牢固树立绿色发展观，促进发展方式诸如：产业、能源、运输和用地等结构方面的优化和升级。
　　关键词：环境治理生态文明 发展方式 两山论
　　一、引言
　　2018年5月18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将生态环境第一次上升到讲政治的高度，将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关系到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和关系到民生福祉的重大社会问题。同时，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时间表，即要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美丽中国和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这两个阶段性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归根到底在于树立绿色发展观，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的发展，建成生态文明大国。而环境治理作为生态文明的主战场和抓手，对实现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无疑有着重要的推动促进作用。
　　二、环境治理反映的根本问题是发展理念错位
　　自2015年底，中央环保督察以河北作为试点至今，实现了全国31个省市区的全覆盖。累计约谈党政领导干部18448人，问责18199人。通过环保督察实施的压力层层传导机制，以及确立的党政干部在环境治理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一岗双责，党政同责”的领导主体责任，抓环保就是抓发展、抓环保就是讲政治、抓环保就是抓经济、抓环保就是抓民生的思想理念逐步深入人心，重发展轻保护的发展思想和状况得以明显扭转。各级领导干部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紧迫感明显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正在逐步牢固树立。但与此同时，通过环保督察总结的问题仍能反映出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着理念错位，发展方式粗放等惯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七个共性问题：
　　共性一：强调客观原因多，主观原因少，落实不到位。督察组对7个省市的反馈意见中几乎都首先强调了这一点。其中对辽宁省特别指出，2013年和2014年省委常委会连续两年没有研究环境保护工作；天津市抓大气污染防治时松时紧，导致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程度时好时坏，甚至个别时候还出现污染反弹；湖南省一些地区和部门抓环境未形成自觉行动，也缺乏统筹规划，一些领导愿意做有利于当前、看得见的事情，不愿做有利于长远和打基础的事；福建一些领导干部对当地环境质量盲目乐观，一些同志归于客观原因，没有从主观上找原因找差距；贵州不少干部对生态环境脆弱性认识不足。
　　共性二：发展与保护关系认识不到位，不愿清退“土政策”。山西省一些地方面对突出环境问题强调客观因素多，主动作为少，重发展、轻保护观念没有得到有效扭转；安徽《巢湖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出台后基本没有落实，甚至仍然存在大量违法开发建设；湖南保护为发展让路情况时有发生，一些地方为追求一时经济增长，不愿清理地方“土政策”，甚至还出台新的“土政策”，包括涉企首违免罚、下限处罚等；贵州省个别县市县城建设用地大量侵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城进湖退”问题十分突出。
　　共性三：违规上马污染项目。天津在全市结构性污染问题依然突出情况下，仍然不顾环境承载能力上马或准备上马火电项目；山西2015年不顾大气环境质量超标、省内火电产能严重过剩的严峻形势，批准20多个低热值煤发电项目。尤其随着经济形势好转，放松环境治理要求，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增加，出现全省多数地市空气质量严重恶化等事件。
　　共性四：漠视群众诉求，突出环境问题长期不能解决。督察组指出，山西往往在媒体曝光或上级督促后才被动应对。有的甚至被多次督查约谈后仍行动迟缓；辽宁一些长期投诉的环境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尤其是生活垃圾污染问题，群众反映十分强烈；湖南有些地方压制群众意见，小问题变大问题。衡阳市金龙矿业环境污染被群众举报17年，有关地方整改避重就轻，邵阳合山养殖场污染问题自2014年以来群众投诉不断，但治污长期不落实，只说不干。
　　共性五：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山西不作为、慢作为现象多见；辽宁大规模违法围海、填海问题突出，采取一罚了之，以罚代管，处罚金额远低于填海所得；湖南省湘潭、郴州两市违规干预环境执法，甚至为违法企业出具虚假证明。
　　共性六：工作导向出现偏差。天津滨海新区、武清区在空气质量检测站周边采取控制交通流量、增加水洗次数的手段，宁河区黑臭水体治理做表面文章，静海区水务局编造假会议纪要和工作台账，影响十分恶劣；贵州全省各市县空气质量考核均得满分，考核流于形式。
　　共性七：对大企业环境问题不愿管、不敢管。湖南省对境内部分企业累计高达数十起的环境违法行为没有依法查处，企业长期违法违规，偷排工业废水，屡禁不止。
　　这七个共性问题，其实根本问题就一个，就是思想重视不够，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唯GDP是举的发展理念错位和行为惯性，因此，以环境治理为抓手和突破口，倒逼各级领导干部发展理念的转变是建成美丽中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三、倒逼发展理念的转变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但与之相伴随的却是发展过程中严重存在着资源损耗大，质量偏低，环境污染严重和发展难以为继等问题：因此，实现十九大提出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必须根本彻底扭转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形成的唯GDP是举的错误发展观。而作为关键少数，转变各级领导干部的发展理念，使广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绿色发展观，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变得尤为关键。具体而言：
　　一是要牢固樹立正确的资源观，即自然矿产资源及其他资源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开发的固有思维。而是首先应树立资源即保护的资源观、重保护轻开发、合理有度开发等的资源观。彻底改变对待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进行简单、粗暴和无节制开发的错误理念。
　　二是严格压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主体责任，夯实各级领导干部所在辖区的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中负有的领导责任。与此同时，除了强调属地管理职责外，对各个职能部门的环保责任，如：经信、发改、教育等部门也有尽快出台详细责任和权利清单。以此形成各部门环境治理的协同责任，形成齐抓共管环保的大格局。 　　三是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规划，进行国土空间的合理利用和开发，即对禁止开发、限制开发、重点开发和优化开发的四类区域划出红线，并严格落实。
　　四是科学制定各级领导干部对环境治理的评价考核体系，彻底扭转经济发展中唯GDP是举的理念导向。
　　因此，抓住领导干部这一关键，通过制度建设和操作层面的措施彻底扭转长期以来形成的发展理念错位，才能真正让抓环保就是抓经济，抓环保就是促发展的理念真正入脑人心.才能自觉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四、倒逼发展方式的转变
　　牵一发而动全身。环境污染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的系统性和全局性问题。发展方式的转变涉及到我国的产业结构的新旧动能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升级、构建绿色运输结构和用地结构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当前和今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的发展。而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抓手和突破口——环境治理，可以说是推动去产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的题中应有之意。
　　一是推动产业集中，解决多小散乱的产业无序发展问题。产能过剩，尤其是煤焦冶电等能源原材料领域的产能过剩，是制约中国新旧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些传统产业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环保门槛过低，资源消耗大，污染严重，产品低端和空间布局不合理等问题。因此，通过对“散乱污”企业的治理，科学计算资源承载量，提高准入门槛，优化空间布局，是推动传统产业化解落后产能，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式。以河北省石家庄市为例，2012年到2017年期间，通过环境治理，产业结构明显优化，钢铁工业和石化工业等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下降5.7%。而高新技術产业增加值458.2亿元，增长14.1%。而2017年PM2.5浓度比2014年下降25.86%，S02实现了三年累计下降49.23%。环境治理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推动作用非常明显。山东省700多家造纸企业通过市场优胜劣汰、兼并重组只剩下十几家，但产量却是原来的两倍，利税是原来的四倍，行业的排放量下降了80%多。近岸海域消除了劣四类海水，59条省控重点河流全部恢复鱼类生长。
　　除了工业，推动农业污染治理，保证食品安全，也是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措施。据全国污染源普查数据表明，我国水污染中化学需氧量总量（cOD）中48%来自于农业。2011年至2015年间，我国畜禽养殖化：羊需氧量fcOD）、氨氮、总氮、总磷排放量占到农业污染排放总量的比例分别稳定在95%、75%、60%、75%以上。因此，通过环境治理，科学划定种养区域。促进粪便和秸秆资源化，减少农药和化肥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农业由增量向提质转变的重要手段。
　　二是推动能源结构的优化，实现清洁能源供应。“富煤、贫油、少汽”，这是我国当前，甚至长远来看所面临的能源现实。2016年，煤炭和石油等传统能源，在我国整个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高达62%和18%左右。而就天然气而言，目前我国人均消费与发达国家人均消费有很大的差距。我国水泥、冶金等传统产业都是能源消费大户，这与我们的产业结构低端直接关联，使得可以预见的未来，对煤炭等传统能源的消费依旧是个无法摆脱的事实。因此，改变能源消费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增加可再生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尤其是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能源，实现低碳化和可循环也是环境治理推动能源消费革命的本质要求。2017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达44.9亿吨标煤，同比增长2.9%。能源消费结构的多样化、清洁化不断提升，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同比下降1.6个百分点，为60.4%。非化石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3.8%。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比重同比上升13个百分点，达到20.8%。电能消费比重同比提高约1个百分点。环境治理对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作用日益显现。
　　三是改变不合理的运输结构，构建绿色物流体系。以环保治理为契机，对推动厢式运输，油品升级，以及绿色多式联运，构建更加绿色的现代物流体系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
　　四是推动用地结构的布局优化。通过环境治理，对用地结构的治理，可以更加发挥土地的最大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使土地根据不同的功能进行用途开发与管制，充分发挥宜林、宜耕、宜草、宜果等不同土地功能的综合效益，这也是环境治理促进农业布局合理保护和优化开发的一条重要途径。
　　五、结语
　　摆脱低端经济拼资源、拼消耗的路径依赖，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的发展，环境治理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手段。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以环境治理倒逼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涉及到经济社会以及民生等方方面面。不仅要保持环境治理自身的独立性，不受地方利益的掣肘，但同时也要考虑到经济社会民生的可承受度。尤其是很多区域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历史问题，与发展理念的惯性制约，短时期内不可能予以改变。因此，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必须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予以稳步推进，尤其要注重以市场化的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干预，推进各地的结构优化，才能保证环境治理能力的法治化和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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