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角下财政与金融对农民收入的交互影响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  要：本文基于乡村振兴新背景下，采用我国2009年——2016年的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及其交互作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以及我国东、中、西部三个区域之间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全国样本数据显示财政支农和信贷支农分别对农户收入增长有正向推动作用，但两者的交互作用对农民增收具有负的交互效应，在于金融与财政支农的效果具有相互替代性和挤出效应。其中东、中、西部分样本数据揭示了我国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的区域差异性。
　　关键词：乡村振兴;财政支农;农业信贷;交互效应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2018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以来，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到延续两千多年的农业税宣告终结，从聚焦“三农”的20个一号文件到大力推进城镇化到今年新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可见农业的发展一直都是国家不可忽视的工作重点。
　　从2009年到2016年的数据来看，我国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规模逐年提高，金融支农中的涉农贷款增长超过两倍。我国财政和金融在三农领域的投入体量较大，但是支出占比却不高。在农民家庭人均收入上，东部地区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收入，高于中、西部，而中部收入水平高于西部地区，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也在侧面反映了体现了我国在东中西部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非同步性，在城镇化进程中不仅存在城乡发展差异也存在区域不平衡发展的特征。
　　二、文献综述
　　（一）政府财政及金融信贷资金必须投入“三农”的原因
　　公共财政理论认为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具有履行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功能，提供那些市场不能满足的具有外部效应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而农业由于具有弱质性，抵御自然风险能力较差政府必须介入农业投入。同时财政支农具有乘数效应，财政支农属于政府支出，在宏观经济中的IS-LM模型中，增加政府支出具有产出效应。
　　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金融支农通过将储蓄转化为资本，农村资本投入量增加，从而发挥规模效应，产出增加。同时金融要素的投入也是将社会上闲置的资金聚拢发挥到真正需要资金的地方，促进了资源的有效配置。
　　（二）金融与财政投入共同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作用
　　国内也有一小部分学者将这两个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结合起来研究，倪旭等（2018）则得出农业贷款对农业产出的增加是显著的且农业产出增加拉动了财政支出水平的结论。另一部分学者则主要研究金融支農与财政支农的协作性与联动效应：温涛（2005）通过1978——2002年数据得到财政支农对农民增收没有作用，农业贷款对农民收入反而是阻碍作用，并揭示了我国现实中财政与金融支农存在的问题。
　　由此可见，现有的文献更多是将金融支农和财政支农的作用独立、割裂开分析，而这两个变量在现实中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着影响农民收入的增长。但研究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的交互作用的还比较空白。本文拟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选取我2009年——2016年的面板数据，重点探究金融支农与财政支农的交互效应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在乡村振兴新战略的背景下与时俱进地对我国三农问题提出一些参考意见。
　　三、模型、变量及数据说明
　　（一）模型的选择
　　传统刻画投入与产出的生产函数一般都是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但巴罗（Barro，1990）和萨拉伊马丁（Sala-Martin，1992）曾将财政支出引入到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而Feder（1982）、Greenwood （1990）等也将金融发展水平当做“要素投入”引入生产函数中。本文借鉴蒋柳（2011）的做法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加入金融要素与财政支农要素，构建包含财政支农与信贷支农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函数：
　　其中，Y是产出水平，K是资本投入，L是劳动力投入，F是金融要素投入，G是财政支农投入，T是科技投入，A是一个常量。结合剩余劳动力理论和边际收益递减理论，以及我国农村确实存在劳动力供给过剩的实际，参考Prescott（1991）、温涛（2005）、余新平（2010）等做法，对劳动力投入加一个容量限制，即：
　　此时，对（3.2）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得到
　　即[LnA、LnL]都为常量，在影响产出水平时可以暂不考虑。
　　（二）变量的选取及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的数据时间是从2009年开始，到2016年结束。而空间上本文选取的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因为西藏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数据缺失，难以找到。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EPS数据库、中国商务部对外贸易司网站。
　　四、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以上理论变量与指标的选取，最终构建如下面板数据模型：
　　其中i表示地区（30个省份），t表示时间（2009年—2016年），?it是随机变量。
　　（一）平稳性检验与协整检验
　　根据平稳性检验得，各变量均是一阶单整面板数据。说明他们之前存在协整关系，需要进一步协整检验。由Kao检验，P值<1%，拒绝原假设，说明五个变量存在协整关系。
　　（二）面板模型设定检验
　　设定双因素固定效应模型，LR检验拒绝原假设，说明面板模型存在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接着设定双因素随机效应模型，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拒绝原假设，个体存在固定效应;时间序列接受原假设，时间序列存在随机效应。因此面板模型存在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随机效应。
　　（三）面板模型估计
　　由模型设定检验结果可知，本文多元线性估计模型采用截面固定效应+时间随机效应，回归结果如下：
　　回归结果表明财政支农、金融支农、资本投入、技术投入都与农民人均收入存在正相关关系，且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以及他们的交叉项最为显著，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水平。资本投入和技术投入也都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水平。因此财政支农和金融要素投入的措施都有利于农民人均收入的提高，符合理论的原假设。 　　交互效应分析：由LnF与LnG的交叉项为-0.01124，可见财政支农与信贷支农的交互效应为负，即两者的共同作用对农民收入增长是负效应，会削弱农民收入的增加。这证实了目前支农资金出现的问题：金融支农和财政支农资金从总量上确实能够推动农民收入的增加，但在资金使用效率上，由于金融的趋利性和农业的高风险、低回报性，金融资金真正投向农业领域的较少。国家财政对农业的直接补贴性，以及财政支农对金融支农的替代性，金融扶农优惠资金更多地转向第二、三产业，因此财政支农的投入增加，会导致更多的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将农业贷款等金融支农资金转向非农领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金融支农和财政支农联合的资金杠杆效用，也减少了金融资金本身对农民增收的推动作用。
　　五、分样本回归：区域对比分析
　　前文是基于全国30个省份总的分析，下文通过将全国30个省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分样本进行回归分析比较，回归结果如下：
　　东部的财政支农投入与金融要素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都分别促进了收入的增加。而两者的交互效应效应为负。而中部和西部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的系数为负值，交叉项为正值。说明我国金融支农与财政支农的效果在中西部并不好，与农民收入增加呈负相关，而且中部地区财政支农变量在实证中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而西部的金融支农变量也不显著，由此说明我国的财政支农政策与金融支农政策具有地区差异性。同时，横向上看，东部的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投入产出效果优于西部，优于中部。
　　全国及东部的金融与财政支农之间的交互效应都为负值，西部与中部的交互效应为正。交互效应为负值反映了增加财政支农的同时增加信贷支农反而不利于农民收入的增加，具有减弱增收的效应。东部在金融要素投入会比其他地区更多，而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之间存在相互替代性和挤出效应，随着金融要素的投入政府会减少对东部地区的财政支出，然而我国的农村金融体系仍不完善，很多涉农贷款最后并没有真正投向农村的发展，而是流向城市，因此产生了一个恶性循环。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欠发达，金融资金明显比东部少，国家相对会增加对中西部的财政补贴，并且政府对中西部的发展还有具有具体的政策强制要求，资金使用在三农领域的效率会受到更严格的监管与控制。
　　六、建议
　　本文基于以上实证结果及2018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下建议：
　　（一）确保财政资金的持续增长，扩大正向增收效果
　　政府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加大对“三农”问题的支出投入，将财政支农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外现并放大，以确保我国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从我国40年的财政数据来看，我国财政支农占总财政支出的比例在波动中下降，最近5年保持在9%，未突破过10%。一是我国农业自身发展的壮大及科技进步对资金支持的替代性，减少了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但是从实证的结果来看，政府及中央应继续正价财政资金的投入，扩大财政支农对农民增收的正向效果。
　　（二）完善支农资金的分配管理机制，保持支农资金独立性
　　在资金的投放过程中，应加强对资金的监管，保持财政支农资金的独立性。同时也要优化农村金融的信贷环境，提高借贷积极性。简化农村贷款的审批手续，省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吸引农民和农业企业去金融机构贷款;对经营良好的农村金融机构或组织实行较优惠的税费政策;要大力改善农村信用环境，减少人为赖账和信用欺诈行为。同时加强对投入到农村和农业产业的资金进行监督和追踪报道，完善农村金融资源回流机制。同时可以开展金融机构支持乡村振兴考核评估，从微观审慎体系中将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纳入监管中。
　　（三）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发挥金融支持“三农”作用
　　银行要完善农业贷款担保机制以及农业贷款定价机制，提高农业贷款的可得性。政府要推进两权抵押机制，给农村贷款提供更多的机会，同时加强社会征信体系的建设，打造一个良好的农村信用环境。想要真正实现乡村振兴，还需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发挥金融资金的杠杆作用，促进农业的规模生产和打造有品牌特色的农产品产业，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拉动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也要完善农村金融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
　　（四）建立财政、银行、保险、担保“四位一体”的多元化支农政策体系，缩小区域差异
　　2019年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建立“财政、银行、保险、担保‘四位一体’的多元化、立体型的支农政策体系，提高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与可持续性”。从本文的实证分析来看全国的样本金融支农与财政支农的交互效应为负值，即反映了金融支农与财政支农的交互作用对农民增收为削弱作用，两者并没有做到“1+1>2”的作用。因此需要加强金融与财政的相互配合，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相互补充、协调的作用，共同拉大金融与财政支农的交互效应。在增加支农力度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区域的协调性，在统筹规划时，也要兼顾东、中、西部地区的差异性，因地制宜，有灵活地变动财政政策与金融支农政策，使每个区域都能发挥两者最大的投入产出效率。
　　参考文献：
　　[1]Sala-I-Martin， Xavier and Barro， Robert J.，1992， Converg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00，Apr.，PP223-251.
　　[2]温涛，冉光和，熊德平.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J].经济研究，2005（09）：30-43.
　　[3]余新平，熊皛白，熊德平.中國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J].中国农村经济，2010（06）：77-86+96.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3/view-1499541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