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结构优化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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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袭来，各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愈加密切。对外直接投资（OFDI）作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大驱动力，对一国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等具有重要影响。基于发展中国家视角，从理论综述、存在性分析、作用机制、影响因素以及启示和建议五个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并提出提升对外直接投资质量，实行区域差异化发展战略，增强政府服务职能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优化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rious economies has become closer.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is a powerful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world economic growth and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a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his paper comb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from five aspects： theoretical review， existential analysis， mechanism of ac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inspiration and suggestions， and hope to help relevant scholars’ further study.
　　Keywords： Developing Countries; OFDI;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
　　国际投资最早以资本输出的形式出现于19世纪后期，早期国际直接投资以跨国公司的出现为产生标志，主要指投资者直接到国外设立公司并投入资金、设备、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长期性投入。经发展，国际直接投资有了新含义。联合国贸发会定义“在投资者经济体之外经营的企业为获取持久利益而进行的投资”为对外直接投资，并为投资者设定10%股权的最低标准。新加坡学者M.Sornara jah则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是投资者将有形或无形资产转移到东道国并在自己的经营控制下使资产增值的过程。
　　国际直接投资涉及资本流入国和资本流出国，对外直接投资正是相对于资本输出国而言的国际直接投资。本文基于资本流出国展开分析，因此可将国际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应用于对外直接投资。上述关于OFDI的定义虽有差别，但都强调资源转移和经营管理权。综上，本文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资本、技术、劳动力、管理经验等生产要素在国与国之间转移，并在投资者的全部或部分控制下实现长期增值的活动。
　　垄断优势论是最早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理論，其核心思想为：企业为充分利用自身在某方面的垄断优势（知识、资产、规模经济等）占据东道国市场并获取高额利润而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较好地解释了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以及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投资的现象。
　　小岛清（Kojima，1987）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具体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他认为投资国应从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部门开始对外直接投资，推动资源向高端产业聚集，优化母国产业结构。该理论从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阐释了如何提高国际直接投资效益。
　　邓宁（Dunning，1981）的投资发展周期论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拓展，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要素禀赋结构和市场结构、政治和经济体制、中间产品市场失灵的种类和程度，并按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将经历四个发展阶段。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逐步提升，净对外直接投资由负转正。然而该理论仅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指标，具有片面性和局限性。
　　威尔斯（Wells，1983）的小规模技术理论用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相对竞争优势来解释其OFDI，认为发展中国家拥有小规模制造、当地采购和特殊产品优势、低价产品营销策略等优势，解释了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生产和经营规模不大的发展中国家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
　　拉奥（Lall，1983）的技术当地化理论对小规模技术理论进行补充，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除具有上述解释企业内创新的优势之外，还可通过OFDI进行技术引进和创新，形成自身特定优势进而带动行业的发展。该理论基于微观企业创新活动的视角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强调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动性。
　　坎特威尔和托兰惕诺（Cantwell 和Tolentino，1989）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将发展中国家的OFDI动态化和阶段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意味着其技术能力的稳定提高和扩大，而这种能力的提高与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直接相关。该理论较全面地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
　　二、OFDI对母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存在性分析
　　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重点转向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关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能否促进母国产业结构优化，目前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方法，部分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OFDI显著促进了母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但也有学者认为OFDI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并不明显，甚至起到反向作用。
　　赵伟、江东（2010）使用传统的OLS方法进行检验，得出对外直接投资能有效促进我国产业优化的结论。杨建清、周志林（2013）概括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包括相对规模偏小但发展迅速、投资区域广泛、行业分布多元化等，同时选取1993—2011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为样本，运用协整方法实证分析我国OFDI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我国OFDI每增加1%，国内产业结构层次系数提升约0.0136%。李俊久、蔡琬琳（2018）基于“一带一路”视角分别对静态、动态面板数据展开分析，结果表明，OFDI对一国全球价值链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杨超、林建勇（2018）选取我国2004—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探究OFDI对产业优化以及逆向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显示OFDI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 　　部分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只在一定条件下推进母国产业优化。李超、张诚（2017）认为我国OFDI的作用具有明显的时间界限，并以2003—2014年我国18个制造业行业数据、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等为样本进行建立计量分析，发现2008年之前OFDI对制造业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但之后的带动效应逐渐增强。
　　较多学者经研究发现，这种促进作用存在门槛效应。朱玮玮（2018）选取2003—2015年全国30个省（市）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水平三个方面均存在最低门槛值，跨越门槛值后OFDI的制造业升级效应才会显著。胡琰欣等（2018）选取我国2006—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OFDI对区域创新效率影响的异质门槛效应和约束机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创新溢出效应总体表现为显著的U型非线性规律，且在人力资本、金融支持和市场化门槛条件下，我国的吸收能力达到一定条件时才能显著带动的逆向创新溢出。
　　少数学者认为，OFDI对母国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是不显著甚至不存在。例如潘素昆、袁然（2014）将2003—2012年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58个东道国划分为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技术寻求型三组，经相关数据实证分析发现，三种不同动机的OFDI对我国产业优化的促进作用均不明显。杨英、刘彩霞（2015）基于VAR模型的研究则表明二者之间存在单向促进作用，即产业结构的调整能够促进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大，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调整的作用却尚未显现。张远鹏、李玉杰（2014）的测算结果显示二者关联度仅为0.73，意味着OFDI对产业优化的促进作用较为微弱。这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晚、规模小不无关系，加之国内传统产业根基深、国内配套设施不完善，导致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路径不通畅。
　　少数学者经分析得出否定结论。范欢欢、王相宁（2006）认为OFDI未促进我国产业优化的原因除上所述外，还包括我国的投资中固定资本形成的比例小、投资产业结构与国内不符等，使得我国外部经济与内部相脱离。与美、日、韩进行对比分析的结果也表明，美、日、韩三国的OFDI對第二、三产业影响较大，推动了其国内产业结构优化，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并未影响我国第一、三产业的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未产生促进效应。毛海欧、刘海云（2018）另辟角度，从出口劳动结构视角分析得出顺分工梯度OFDI、逆分工梯度OFDI均抑制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结论：逆分工梯度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通过增大高技术和中高技术劳动占比对母国产业优化带来积极影响，但价值链转移效应通过提高出口低技术劳动占比对母国产业优化产生负面影响，且前者的积极影响小于后者的消极影响，因此总体表现为抑制作用;顺分工梯度OFDI正向价值链转移效应小于负向技术溢出效应，同样抑制了母国产业转型优化。
　　三、OFDI促进母国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
　　关于OFDI如何促进母国产业结构优化，汪琦（2004）从资源补缺效应、产业关联和辐射效应、传统产业转移效应、新兴产业促长效应以及海外投资收益5个方面较全面地阐释OFDI对母国产业结构的积极影响，得到广泛认可。在此基础上，赵云鹏、叶娇（2018）补充了技术进步效应，即对外直接投资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获取先进的知识、技术等进一步产生竞争与示范效应，知识、技术的传播带动了母国产业结构优化。
　　部分学者从其他方面展开分析，更好地解释对OFDI促进产业优化的具体路径。例如，潘素昆等（2014）、尹忠明等（2015）基于不同投资动机解析其主要机制：资源获取型OFDI主要通过突破资源限制、带动出口效应促进上游和下游产业的发展，推动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市场寻求型OFDI使企业绕过贸易壁垒在东道国直接生产，并根据需求调整生产策略，弥补国内产业结构的不足，同时利用产业转移效应集中资源和空间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技术寻求型OFDI则通过逆向技术溢出、利润汇回、引进海外消费模式等使得国内企业拥有技术、资金等资源，从而实现更好的发展。
　　李超、张诚（2017）则表示，投资国在东道国开展新建投资、跨国并购、合作建立研发中心等项目亦可开辟跨产业链结盟、跨创新体系研发与跨知识网络学习等途径，推动国内产业向高级化发展，并实现价值链升级。
　　汤婧、于立新（2012）按产业分类具体分析促进作用的产生机制。他们表示，投资于高端技术产业可通过逆向技术外溢效应弥补国内技术空缺以及管理弊端，推动国内企业进入全球价值链中的技术前沿;建筑业由于较强的产业关联性，其“派生需求”极大地带动我国金融、保险及交通运输等产业的发展，有效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批发和零售业则绕过贸易壁垒，开拓国外市场，同时吸收先进的设计创造理念，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四、OFDI优化母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因素
　　既有研究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优化的促进作用存在较显著的地区差异、滞后效应等特点，因此本文就区位因素、滞后效应以及其他因素三方面对OFDI促进产业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归纳梳理。
　　企业从开始进行OFDI到获取收益再到对国内其他产业产生影响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因此，多数学者的研究中指出OFDI促进母国产业优化存在滞后效应。赵云鹏、叶娇（2018）采用动态面板模型研究其滞后效应，结果显示OFDI对当期产业结构优化的推动作用最强，且促进效果随时间的推移而减弱。于世海、陈光春（2015）基于1985—2014年时间序列数据的研究表明，由于我国OFDI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且集中投资于采矿业等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短期内OFDI对处于质变关键期的国内产业结构的推动作用较为微弱。
　　关于东道国区位，李逢春（2013）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结果显示，我国对亚洲的OFDI对母国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远大于欧洲、北美及非洲地区。原因在于亚洲地区的投资环境与我国相似度较高，且优惠政策较多，大规模的OFDI扩大了国际市场份额，也解决了国内资源短缺的问题。而欧美等地区与我国相距较远，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有差距，优惠政策较少，中国企业投资这两个区域的资本额度较少，因此促进作用不明显。李超、张诚（2017）的研究同样表明，2009年以后投资于高收入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均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产生积极影响，但由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会设置一系列严苛条件限制外商投资，而发展中国家提供的优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我国OFDI对价值链升级的促进效果。贾妮莎、申晨（2016）的结论则与之相反，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于发达国家更易实现产业转移效应和资源补缺效应，投资于发展中国家则会因政治制度、经济环境、文化差异等因素产生挤出效应，从而削弱OFDI为母国带来的正面效应，最终得出“以发展中国家为对象的对外直接投资不会显著促进母国产业结构优化”的结论。 　　关于产业优化效应在我国的地区性差异，赵云鹏、叶娇（2018）基于2004—2013年省际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OFDI对东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西部地区，同时OFDI不仅促进本地产业发展，对邻省产业优化也产生积极影响，原因在于邻省可借助区位优势获得其他省份生产要素、学习模仿先进技术等提高自身发展质量。王滢淇等（2013）、杨建清（2015）也通过实证探究得出我国OFDI对产业优化的促进作用在东、中、西部存在较大差异的结论，且一致认为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强烈。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影响OFDI对母国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王英（2009）以1985—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选择进出口规模、进出口结构、就业结构等作为传导变量建立计量模型，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技术进步、进口结构、资本固定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正面影响且影响力度依次减弱，就业结构产生负面影响。
　　李逢春（2012）通过修正钱纳里的“标准结构”的产业变动模型进一步分析，并结合中国OFDI不稳定的特点加入节奏和不规则度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随着投资规模扩大，OFDI将带动国内相关原材料、中间产品的出口，进一步促进母国产业结构优化。
　　汤婧、于立新（2012）认为投资的目标产业是影响促进效果的重要因素。通过2003—2009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七大行业数据的灰色关联分析，发现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所产生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原因在于选择中低技术水平产业为目标主要基于开拓市场、利用当地廉价生产要素进行投资，而选择高技术水平产业进行投资则可通过嵌入高技术密集度环节推动中国高端制造业的价值链升级，因此得出“积极对外直接投资于技术密集型产业能够有效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的结论。贾妮莎、申晨（2016）从微观企业的角度进行上述分析，以2005—2007年我国17872家企业为样本利用倍差法证明了该结论。此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还存在波动性及不稳定的特点，这都将对母国产业结构优化产生消极影响，而市场化可对其产生正向调节作用（李逢春，2012）。
　　五、启示与建议
　　基于以上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结构优化关系的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多数学者对此持赞同观点，认为OFDI可以通过资源补缺、产业关联、技术外溢、新兴产业发展等途径促进母国产业结构优化。但随着对外投资的全方位发展， OFDI在当前特殊背景下仍存在一些潜在风险。为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健康发展，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提升对外直接投资质量，注重扶持和推进对产业优化作用较大的产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增加技术寻求型产业的投资力度，借助“一带一路”搭建的对外投资平台开展资源获取型和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加快转移产能过剩的相关产业，缓解供需失衡问题，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2.实行区域差异化发展战略。由于OFDI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存在较大的地区性差异，因此要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状况实施不同的战略。东部地区应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推进技术寻求型OFDI，鼓励企业自主创新;中西部地区应加强对外贸易水平，同时重视人力资本和技术能力的发展，使其跨越门槛值从而增强OFDI对产业优化的促进作用。
　　3.增强政府服务职能。简化审批程序，加强财税支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同时建立信息化管理与服务平台，提高服务效率，不断适应新形势下的需要，为技术获取型OFDI营造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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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张彤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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