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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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维
摘要：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开放程度不断加深，经济快速发展，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区域经济的领头羊，GDP已经超过了10万亿元。2019年2月，我国出台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从规划背景、总体要求、空间布局等十一个方面对未来近20年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建设进行了总体部署，指明了区域未来经济、社会、生态、制度等诸多领域努力的方向。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将迎来更大的机遇与挑战。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战略背景;机遇与挑战
一、 引言
2019年2月18日，筹备多时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得以公布，该《纲要》从规划背景、总体要求、空间布局等十一个方面，对未来我国近20年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发展进行了总体部署，指明了区域未来经济、社会、生态、制度等诸多领域努力的方向。根据该《纲要》规划，粤港澳大湾区由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等珠三角九个地级市组成，整体区位优势显著、自然环境得天独厚，作为中国最早进行改革开放的阵地，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据相关数据统计，该区域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不到1%，2018年末人口为7 000万人，在全国占比不到5%的人口创造了全国约12%的GDP。除此之外，粤港澳大湾区还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中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重要区域性节点，《纲要》特别就该区域如何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湾区进行了相关规划与部署。在美国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日本东京湾区之后，作为即将崛起的又一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将会对全球产业格局调整、包括资本、技术、人才等资源要素流动及世界城市群的分布都将产生深远影响，未来的发展空间和潜力巨大。然而，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政治经济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革，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事频繁发生，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也面临很多机遇与挑战。
二、 “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和意义
1. “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当今世界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的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国际多变贸易规则和投资贸易格局不断在酝酿调整，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十分严峻。共建“一带一路”能够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潮流，通过开放的跨区域合作精神，维护世界贸易体系的自由与开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总人口约44亿，占全球总人口的63%，经济总量約21万亿美元，在全球经济总量中占比29%。“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项目将推动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发掘区域内的市场潜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从“一带一路”的走向来看，它与我国西行远航航线基本是一致的，并与亚欧大陆第二条大桥是重合的。这条路线从东向西一路延伸，将亚欧大陆的所有重要枢纽贯通连接起来，同时也将东亚与西欧贯通起来。在这一范围内，许多国家与我国有密切的经济往来活动，因此在这些沿线国家中进行经济建设和投资活动也是具备重要的战略意义的。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经济全球化受到威胁的前提下，各个国家需要具备合作和互助共利的意识，努力探索和打造健康良好的国家关系，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一同创造新型和谐的全球化格局。可以说，“一带一路”战略既是我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既为我国及沿线国家经济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为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
2. “一带一路”战略的意义。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因对外开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有些地区受到地理区位、发展基础和资源禀赋等条件的约束，对外开放格局呈现东快西慢、海强陆弱的特征。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可以扩大我国区域经济的范围，为原有的区域经济提供了与国外经济进行融合发展的机遇，同时还打破了传统区域经济的范围，促进各地区经济的平衡发展。
三、 粤港澳大湾区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优势
与三大世界一流湾区比较，粤港澳大湾区实力雄厚，已经是世界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GDP是东京湾区的3/4，与纽约湾区不相上下，是旧金山湾区的1.8倍，增长潜力最大。GDP占全国比例为10.8%，高于纽约和旧金山湾区。机场旅客吞吐量在四大湾区中列第一，且领先优势明显。
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政策支持的重要发展部分，它在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中一直处于领头羊地位。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在大湾区中进行的各项经济建设能够得到较快发展。同时，粤港澳大湾区聚集了我国“一带一路”建设所需要的重要要素，这里有市场化程度较其他地区更高，生产力水平也更先进，产业集群的密集程度也是最高的，具有一定发展优势。除此之外，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优越的地理区位，这里的经济体系、社会结构和基础设施都能满足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需求。同时，从空间位置来看，粤港澳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路线中属于重要的枢纽，它的建设与“一带一路”倡议具有互补优势，也具备良好的战略对接条件。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粤港澳大湾区作为重要战略支撑区，具有地理相连、人文相通、交通一体、政策共享、优势互补等特点。通过集聚广东、香港和澳门三地的优势资源，可把体制机制、市场应用、人才资本、产业配套等方面优势整合起来，并将它们形成更加强大的发展合力，从而构建更优质的投资环境和营商环境，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和发展质量，以此将粤港澳地区建设成具有世界响力和竞争力的国际大湾区。构建具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国际大湾区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环节，随着国家不断将“一带一路”战略落到实处、执行到深处，粤港澳大湾区的对外贸易将会呈现更高的开放水平，相关产业的竞争能力和适用能力也会得到进一步提升，为建设成我国“一带一路”提供新动力。 四、 粤港澳大湾区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作为东南沿海区域一体化不断发展的高级阶段产物，粤港澳大湾区已经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即将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现实经济载体，推动湾区高新科技创新、现代城市服务业、自由港贸易、配套基础设施等产业的发展更上一层楼。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机遇有以下三点：
1. 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建设国际一流湾区。《纲要》的正式出台，标志着新一轮国内区域发展资源竞争的序幕已经开启，未來国内区域和城市群之间既有经济发展水平和规模的格局将被打破。与要素流向转变、资源重新配置、技术创新变革、区域发展格局重塑相伴随的，是未来区域间再投资机会、产业集聚、行业发展、商业模式、盈利能力的变迁。鉴于粤港澳大湾区在经济规模、产业基础、市场化水平、资源环境、对外开放度、可持续发展潜力等诸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和巨大潜力，该区域在未来产生的强大“虹吸效应”会对其他区域经济、社会资源要素流向产生显著影响，包括资本、劳动力、技术创新、制度变革红利等对中长期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将在全国范围内得到重新配置，由此带来消费、投资、公共服务、企业发展机会等在区域分布上的此消彼长、兴衰更迭。
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区域空间大和产业腾挪布局弹性大的优势，因此要加大在产业引进、人才吸引、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力度，构建更加优越的营商投资环境，推动区域发展走向一体化，增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同时，粤港澳大湾区也可以向旧金山湾区学习经验，探索现代科技创新体系;向东京湾区借鉴发展经验，探索发展先进制造业体系;借鉴欧洲经验，发展现代文化产业;向纽约湾区借鉴经验，发展现代金融产业;借鉴新加坡、爱尔兰等地区，借鉴其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经验，通过不断健全完善法制，实现机会平等、权利平等和规则平等。
2. 较早实现新旧动能转换、产业结构升级和长期绿色可持续发展。根据《纲要》，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为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纲要》提出粤港澳大湾区要建设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不断探索大陆、香港与澳门协同一体化发展的新模式，加深珠三角九市与香港、澳门地区在多方面的合作，促进人员、物资、资金、信息快速有序的流转，共同构建开放的、融合发展的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共建高水平的协同创新平台等目标任务。伴随着后续要素流入，尤其是区域内部包括基础设施、资源要素、制度规则的互联互通，将有力推动区域内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显著提升和包括范围经济、规模经济、协同效应的充分发挥;此外，通过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制度创新与改革红利等诸多因素，也将有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中长期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繁荣。
3. 通过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自由贸易港，提高湾区科技创新能力。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众多港口，但是这些港口存在着同质性，相互之间存在竞争关系，不利于大湾区经济发展，因此港口功能需要进一步细化，减少摩擦。香港已经是国际自由贸易港，广州、深圳、珠海的部分区域也正在建设自贸区，下一步应积极适应全球化发展趋势，将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区打造成自由贸易港，形成自由贸易的集中之势，进而向大湾区其他城市辐射扩散，使整个湾区发展为有着明确分工的自贸港，着力形成法治化水平最高、知识产权保护好、企业运营成本低的世界一流投资发展环境，合力发展，与东京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等国际一流湾区形成竞争之势。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大湾区经过40年高度的创新与发展，已一跃成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地区之一，在全国改革开放大局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是具备战略地位的一环。鉴于自身的区位优势和雄厚的经济基础，粤港澳大湾区已具备成为全球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良好条件。然而，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也面临一些不可回避的困境和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为制约大湾区未来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
1. 社会制度差异导致港澳与珠三角九市在经济交流方面存在困难。与世界上其他的一流湾区不同的是，粤港澳大湾区在5.6万平方公里的地域范围内有着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三个相互独立的关税区，客观上限制了物资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导致三地在深度融合方面尚存在较大障碍。
2. 人文差异导致三地深度融合难度较大，区域认同感有待加强。由于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等原因，珠三角地区在法律体系、法律传统、法制观念和贸易规则等方面与香港、澳门两地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法治难以达到共同融合，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也存在较大差异，导致粤港澳三地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深入交流融合不够顺畅，最终影响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的总体实现，急需建立一个良好的协同发展机制来加强统筹协同，增强区域认同感。
3. 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城市间的发展差距较大且缺乏整体协同性。香港、深圳、广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超级城市，不论是从经济总量、产业发展层次，还是从城市发展水平等方面都已进入国际一流城市行列，而肇庆、江门等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仍处于国内三四线城市行列。珠江口东西两岸在经济实力、产业发展阶段、常住人口数量等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东岸有香港、深圳两个国际化大都市，而西岸则缺乏发展引领城市。另外，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在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新兴产业差异化发展、生态环境同治理共分享、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难以达到协调发展的程度，一些领域如自贸港、劳动力密集型工业存在同质化竞争和资源错配的现象，暂时还无法形成城市群效应。穗、深、港等相对发达城市在促进自身优化发展的同时，如何带动大湾区内其他欠发达城市提速发展，共同打造世界级城市群和国际一流湾区成为大湾区在未来发展中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4.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专业人才队伍匮乏。粤港澳大湾区涉及地域广泛，规划纲要涉及到的领域更是包含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各城市地区之间在这些方面存在较大的发展差异，而导致这种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劳动力缺乏，人才队伍贫弱。因此，大湾区需要制定和谐的人才吸引政策，避免人才在大湾区内部形成差异，从而形成协作统一的、高效有为的人才队伍保障大湾区的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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