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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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全胜
[摘 要]随着城市化的快速进行，城市生活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日益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推动各人文学科纷纷转向对城市化的考察，促进了城市研究范式的转变。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研究涉及城市化发展进程、城市化建设、城市化区域平衡、城市化问题、城市化发展战略等，也有些学者对中国城市化内涵、城市化特征、城市化的提升路径做了探讨。城市化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地理等很多学科，所以，很多学科都对中国城市化道路做了研究。研究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不仅有助于推动城市化理论的整体性研究，而且有利于实现城市化质量的提升、探索城乡一体化的路径。
[关键词]中国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小城鎮发展道路;研究述评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模式在全球走红，这让国外学者开始研究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他们的研究视野开阔、视域多元化，重点关注了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特点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国内学者对中国城市化的研究涉及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特征与评价、中国城市化的多元动力机制、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及其影响、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速度等。这些研究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概貌。
一、国外学者对于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模式的走红，国外学者日益关注中国独特的城市化道路，他们分析了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特点，关注了中国城市化道路中宏观政策的影响，并以个别城市作为案例分析了中国城市化道路的轨迹。
（一）分析了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特点
国外学者分析了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由来和形成机制。美国社会学家怀特（Martin Kim Wright）和帕里什（William Parrish）在《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一书中，从西方古典社会学的城市化理论出发，考察了中国城市化模式的特点：中央集权和计划体制。他们认为，这种模式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并导致了人口迁移限制、消费水平不高、城乡资源分配失衡等问题。市场化改革也日益让中国模式的特点发生变化。美国乔治亚大学地理学教授克利夫顿·潘内尔（Clifton Pannell）的《现代中国城市发展》，力求从城市平民的角度看待历次政治运动对于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影响。他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城市化因为不断的政治运动而发展缓慢，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也因此得不到提高。[1]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在《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9 年）》一书中，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城乡人口的迁移，详细整理了中国此时期的城市化资料。美国学者施坚雅（WilliamSkinner）在1964年的《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一书中，根据其亲身经历提出中国城市化是独特的集市体系，存在不同等级的中心地，上一级的中心地有着更多的货物供应和腹地。[2]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珀金斯（Perkins Dwight）在20世纪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一书中，对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城市化数据进行了详细的搜集，并对中国城市化道路做出了自己的解释。[3]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赵冈在1995年出版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一书中，分析了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形成机制。[4]总之，国外学者认为，计划体制推动中国城市化道路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让人口迁移和城乡经济都有层次性的特点。
（二）研究了宏观政策对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影响
国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城市化是政府主导型的，政策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国外学者关注了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城市化政策的变化，尤其是计划体制导致的逆城市化现象。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在《中国都市史》一书中认为，中国政府长期推行重城市轻农村的策略导致城乡差距很大，为了维护政权稳定而偏重城市居民利益。这种观点是城市经济学的偏激观点。[5]国外学者还考察了政府政策导致的中国城市人口的划分等级问题。美国芝加哥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系的范芝芬指出，中国的城市等级划分应该参照人口结构和规模，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还应该结合地理、经济、文化等因素，中国幅员辽阔，存在地区差异。国外学者还关注了中国城乡人口的流动问题，尤其是关注了农民工问题。如驻北京的《中国经济季刊》（China Economic Quarterly）总编辑汤姆·米勒（Tom Miller）在《中国十亿城民：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人口流动背后的故事》一书中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大规模人口流动现象应该引起注意，进城劳动力为农业节省了资源，也为城市建设贡献了力量，但这种候鸟式的人口流动，导致了各种农村问题，也引起城市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等问题。[6]总之，国外学者关注了政府政策对中国城市化的双重影响，并重点分析了户籍政策对人口流动的效应。国外学者的城市化研究为中国城市化和人口迁移提供了一定启示。
（三）以个别地区为案例研究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
国外学者以珠三角、汉口等地区为案例分析了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形成历程。国外一些学者关注了珠三角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作用和演变，如法国学者塞尔日·萨拉（Serge Salat）关注珠三角城市化的可持续问题，他认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能够缓解城市承载压力和推动城市居民福利完善。国外一些学者还关注了中国个别城市的城市化进程，如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 T. Rowe）重点关注了汉口这座城市的商品经济发展进程，并在1984年和1989年分别出版了《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和《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在这两本书中，他重点讨论了汉口城市人口的变迁、社区的冲突、市民社会领域的让渡等问题，从一个城市的角度展现了中国城市化的宏伟进程。[7]这些研究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城市化道路波澜起伏的过程，有利于中国城市化吸取历史教训，更好地发展。
总之，国外的城市化研究融合了不同学科，丰富了城市化研究成果，但是西方学者由于角度和时代局限性，导致对中国城市化的研究存在与中国现实脱节的情况。西方城市化理论并不是适用于一切国家，中国城市化要立足本国国情，消除二元经济结构，促进产业聚集，促进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思想观念的革新，合理引进西方城市化理论。 二、国内学者对于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研究
改革开放后，城市化研究成为热点。国内关于中国城市化的著作、学术论文很多，已知的城市化专著有700多部（其中关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有110多部），在知网上搜到的关于城市化主题的相关文献记录有90 000多条，相关的期刊论文6 000多篇（其中关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有700多篇），博硕士论文800多篇（其中关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有40多篇）。
（一）对于中外城市化道路做了比较研究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不断进行和对城市化研究的持续深入，一些学者总结了国外城市化经验教训，探索了城市化规律，对中外城市化过程进行了比较，以期对中国城市化研究有所启示。林广、张鸿雁在2000年出版的《成功与代价——中外城市化比较新论》一书中，采用比较的方法，详细地论述了中外城市化的成功经验和惨痛教训，期望为中国城市化发展提供一些有益启示。李芸在2002年出版的《都市计划与都市发展——中外都市计划比较》一书中，详细分析了中外各国都市规划和建设发展的实践，展示了中外各国都市发展的前景。高佩义在2004年出版的《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一书中，比较了中外城市化道路的不同机制，力图推动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科学发展。国内学者逐步认识到中国城市化的独特性，努力实现与国际城市化的接轨，一方面继续引进西方城市化理论，如对曼纽特（Manuel Castells）等人城市化思想的介绍，对西方新地理学思想的评介等。顾朝林在《发展中国家城市管治研究及其对我国的启发》一文中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分析了工业化对世界城市化的推动，剖析了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理论的方法、范式等，并试图建立中国城市化研究的国际平台。另一方面也是大力推动西方城市化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应用，对具体国家的城市化特点、问题、趋势做了考察，分析了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的城市化模式，认为中国城市化应该避免国外城市化出现的问题。简新华、刘传江在1998年发表的《世界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一文中，分析了同步、滞后、过度、逆城市化四种模式，认为城市化发展不能牺牲农业利益，而要与经济发展同步，采用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道路。金元欢、王剑在1996年发表的《韩国城市化发展模式研究》一文中，分析了韩国城市化的进程及特点，认为韩国的城市化是以优先发展大城市为基础的。付恒杰在2003年发表的《日本城市化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一文中，认为日本的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互动关系，是分散和集中相结合的，政府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许可在2005年发表的《美国大都市区化及中国城市化模式选择》一文中，分析了美国城市化的历史轨迹，认为都市区化已经成为美国城市群发展的主导方式，促进了美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高了美国大城市的国际竞争力，中国也应选择发展都市区。李瑞林、李正升在2006年发表的《巴西城市化模式的分析及启示》一文中分析了巴西的城市化，认为巴西的城市化是过度城市化，大量人口进入大城市，导致贫民窟现象等，中国需要吸取教训。朱红根等人在2005年发表的《城镇化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其借鉴》一文中，分析了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城市化经验，期望中国城市化不要重复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冯尚春在2004年发表的《发达国家城镇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一文中，分析了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并总结了其对中国城市化的启示意义。纪晓岚在1996年发表的《21世纪亚洲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对策》一文中， 对亚洲几个主要国家的城市化道路进行了分析，总结出了中国城市化应该吸取的教训，有利于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建构。国内学者在研究西方城市化时，指出了西方国家的城市化模式和路径的差异。国内学者普遍认为，世界各个国家的城市化都有自己的特点，中国无法照搬别国模式，但是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促进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工业化的协调发展，避免拉美模式的弊端，不能牺牲农业利益。中国城市化是政府主导的，是非均衡的，有着滞后性的，但又是科学发展和统筹城乡发展的道路。
（二）对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战略做了研究
中国城市化应该采取何种战略？不同学者有不同看法，但大都认为，推动城市化发展需要战略调整，需要合理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模式。城市化战略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很大争论。学者主要讨论了中国城市化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模式？是优先发展大城市，还是集中力量发展小城镇，是以中等城市为主还是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城市化发展模式归结起来就是大城市论、小城市论、中等城市论、多元城市论、城市体系论等。”[8]大城市论主张发挥大城市的聚集、辐射、溢出效应;小城镇论主张发挥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作用，避免大城市的就业和生态压力;中等城市论主张发展中小城市，避免大城市的城市病和小城镇的粗放发展。中国城市化应该走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协调的多元化道路，发挥市场和政府、集中和分散的作用，发挥各类型城市的作用。城市化道路要扩大内需，缩小收入差距，提高第三产业比重，促进城市化方式转变，加大外资和财政投入。
1.小城镇论
这些学者主张尊重中国国情，改革开放初期这种观点占主流。他们认为，小城镇不仅是国家决策的结果，而且是国情的必然产物，能够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解决。在1983年召开的中国城镇化道路学术研讨会上，大部分与会学者认为，中国应该走特色城镇化道路，积极发展小城镇。在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主张发展小城镇，他认为，小城镇比农村高级，与农村有着密切联系，在人口、经济等方面都能引导农村。因为中国有太多农村人口，存在严重“三农”问题，而小城镇能实现农村人口的就地转移，是有特色的城市化道路。他认为，“小城镇的发展建设是提升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大问题”[9]。政府也倡导发展小城镇，对小城镇发展模式的概念做了阐述，提出宏观和微观相结合来发展小城镇。罗淳等人认为，小城镇是能够连接城市和农村的，是农村向城市过渡的聚集地，对于连接城乡有重要作用。姜爱林认为，小城镇化能够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转变，推动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认为，中央政策很明确支持小城镇发展，支持小城镇完善基础设施，努力推动农业人口就地向小城镇人口转变。小城镇论者认为，将农村人口转移到大城市会加剧城市基础设施压力，加重就业形势，而小城镇能够缓解农村剩余人口转移的压力，是农民进城的心理缓冲地，能够连接城乡，是大城市辐射的基地。发展小城镇可以促进农业现代化，调节城市人口规模，带动农村发展，支撑县域经济发展，为农民提供更多就业。小城镇是低级的城市市区，只是城市化的权宜之计。吴友仁等也主张积极发展小城镇，他们认为，小城镇能够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成為地方市场、农村经济、城乡商品交流的纽带，小城镇可以发展为中型城市、新型城市。李世泰等人在《农村城镇化发展动力机制的探讨》一文中指出，从人口、产业、政府等角度对小城镇动力结构做了阐述。小城镇需要居民、企业、政府的共同推动。罗宏翔在《小城镇是目前我国新增城镇人口的最大吸纳者》一文中指出，小城镇初期需要农业发展带动，后期需要乡镇企业发展带动。小城镇化在推进过程中，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学者对这些问题做了分类研究。沈刚在《中国适合走什么样的城镇化道路？ 》一文中认为，我国农村人口多、城市资源有限，吸纳农村人口的能力有限，且又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城市化建设中存在的观念保守、资金缺乏、规划不合理、协调不够等问题限制了城市化发展。城市化要在完善城市管理体系中逐步完成。王一鸣在《中国城镇化进程、挑战与转型》一文中指出，小城镇化面临农民市民化、城乡居民就业、城市化层次低、城市用地紧张、生态破坏五个问题。城市化能够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对于小城镇化的问题，学者们也提出了解决之道。罗淳在《特色立镇，能力建镇》一文中认为，城镇化应该推动经济、生态、文化等方面改革。小城镇化需要国家政策、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改革来支撑。施文鑫等在《统筹城乡发展视角下的小城镇发展研究》一文中认为，城市化和产业聚集应该相互推动，共同发展。中国仍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很多学者主张城市化要走小城镇道路，利用工业、交通、市场、旅游等带动农村发展，强化中心镇，需要内外力结合，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城市化主要是就地城镇化，学者对就地城镇化有较一致的看法。潘海生、吴青云、杨世松等对就地城镇化的概念做了界定，潘海生指出，就地城镇化是让农民到小城镇进行生产，增加收入，改变生活方式，最终过上城里人生活。吴云青等人认为，就地城镇化是通过提高乡村地区的经济水平，把乡村变为城镇的过程。就地城镇化的形式之一就是大力推动中心村建设，中心村建设可以解决去外地打工导致的空心村问题，中心村最早在苏南地区出现。徐全勇分析了中心村的内涵、优势、建设过程中的原则和问题。国内学者主要是从宏观层面研究农村城镇化，具体的意见和措施仍较少。 2.大城市论
这些学者主张要尊重城市化规律，优先发展大城市，利用大城市带动周边小城镇发展。改革开放初期沿用控制大城市发展的策略，限制了城市发展。城市化起于工业化、城市化初期，一般都遵循大城市优先发展规律。中国的国情也要求发展大城市，遍地开花的小城镇对城市化的带动作用不大。20世纪90年代后，这一战略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同。中国人民大学的李迎生主张大城市发展，他在《转型时期的社会政策：问题与选择》一文中，主张要重点发展条件好的大城市和中心城市，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大城市的迅速、超前发展，是被无数的统计资料所证实了的”[10]。饶会林等在《试论城市规模效益》一文中认为，大城市比小城市更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需要放宽对大城市的限制。城市规模的扩大，能够增加实际效益。王小鲁和夏小林在《优化城市规模，推动经济增长》一文中认为，要发展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优化城市规模区间。中国城市规模与效益有很大关联，规模越大，效益越好。他们认为，人口规模在100万至400万人的大城市，城市经济的规模效益最好。中国大城市的数量仍不多，需要大力推动。限制大城市发展导致资源不能优化配置，阻碍了生产效率提高。周干峙在《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进程》一文中指出， 大城市对于落后地区具有很大的带动作用，需要形成增长极带动小城市发展。大城市能够具有聚集效应，发挥出规模效应。刘永亮在2009年发表的《中国城市规模经济的动态分析》一文中 ，通过不同城市的经济规模分析，证明城市规模越大，越具有效益，特别是人口规模和土地规模效应。同一企业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中，得到的聚集效应不同。张正河等人在《小城镇难当城市化主角》一文中，主张发展大城市，因为大城市顺应市场，能吸纳大量农村剩余人口。实践也证明，中小城市依赖于大城市的发展，而小城镇的带动能力弱，聚集效应低，依赖于政府投资，对资源造成了浪费。发展大城市能够发挥规模聚集效应，形成经济增长带，带动周边地区发展，这也适应中国人口多、土地少的国情。
3.中等城市论
乡镇企业过于分散，小城镇效益低，让一些学者越来越主张发展中小城市为主。《经济学动态》编辑部在1984 年率先鲜明地主张“中等城市”论，但该模式的学术研究相对较少。李清娟在2003年出版的《产业发展与城市化》一书中，主张中等城市可以发挥大城市和小城镇的各自优势，又能避免各自的缺点，避免城市病和农村病。她通过比较中外城市的产业结构，认为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水平，需要大力推动城市化进程，扩大内需。支持中等城市论的郭书田、刘纯彬在《失衡的中国——城市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文中认为，中等城市在具备规模经济效益的同时存在的城市问题较少，所以应该重点投资和发展，“中等城市的发展建设才是中国城市化的重点”[11]。宋书伟等学者认为，应该发展中型城市，大城市容易形成大城市病，小城镇带动作用又差，而中等城市既能缓解大城市压力，又能带动小城镇发展，可塑性强。吴友仁等认为，国外都积极发展中等城市，中等城市的经济建设综合效果较好，对于控制大城市和发展小城镇都起着积极作用。中国小城镇数量较多，需要择优选择一些小城镇发展为中等城市。还有一些学者主张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魏杰等人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不能片面发展大城市或小城镇，而要推动城市化整体前进、稳步发展。
4.多元论，也叫城市群战略，这是折中的策略
城市化水平是经济水平的重要体现，是实现现代化的保障，目前各省都在大力推动城市化建设，出现了多元的城市化模式。一些学者也认为城市化应该采取多元模式。城市化应该推动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城市化的发展让大城市日益饱和，而中小城市具有发展的潜力，让大城市资源回流到中小城市。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地域广阔，各地自然、社会条件不同，需要发展多样的城市化。实现农村人口转移，需要发挥各类城市的作用。近年来，这一战略成为主流观点，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王嗣均在1992年出版的《中国城镇化区域比较研究论文集》，汇集了中国大陆、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澳门地区的城市化的论文，对当时中国不同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做了比较，对于促进中国城市化的多元化有一定启示意义。支持“大中小城市发展论”的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廖丹清指出，中国要走促进大城市引导、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道路，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化达到平衡。周一星等学者认为：城市化没有统一的模式，不存在最佳的城市规模，城市体系总是各类城市的组合，城乡应该融合。城市化没有固定的规模，要依据现实制定，促进各类型城市协调发展，建立多元城市体系。城市体系必然是由多类型城市组成的，而各级城市都要发展，因此，城市化模式必然是多元的，要根据国家发展战略采用不同的城市化模式。陈甬军等学者认为：城市规模论是计划经济思维，体现了政府干预意识，需要让市场主导城市化规模。要实现城市较佳规模，因为最佳规模很难实现。城市规模不应与政策相關，与经济发展程度也不一定相关，规划最优规模是不可行的。孙施文指出，不能把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经验照搬到中国，要根据国情采取城市化模式。陈彦光运用分形理论和方法，建立了城市规模-产出模型，他认为，城市规模不是决定城市能力的唯一因素，城市不一定非得扩大规模，而要适度发展，合理调节城市规模。他还对诺尔姆的城市化发展S曲线做了深入解读，将城市化三个阶段延伸为四个阶段。城市化战略涉及很多问题，需要政府配合，需要避免大城市的环境、交通问题，避免小城镇的低成本、高浪费，提高城市化效益。
总之，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国内学者对小城镇化道路产生了争论，一些学者主张，中国城市化道路需要尊重城市化规律，借鉴国外经验。城市化是有基本规律的，一般都是大城市优先发展，呈现着一定的阶段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三）对区域城市化战略做了研究
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化随着工业化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出现了城市群和城市带，吸引了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形成了民工潮。城市群的出现表明城市化发展到了一定阶段。较早对城市群做了考察的是李世超， 他从介绍戈特曼（Jean Gottmann）的城市带理论着眼，考察了沿长江城市带的生成背景、发展机制、现实问题和未来趋势。国内学者逐步由对农村工业化的研究转向对大都市、城市群的研究。很多学者认为，城市的空间布局是具有结构性的，与城市发展是互动的。国内学者对区域城市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东部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的城市群，中西部研究较少。 1.珠江三角洲
学者研究了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生成机制、演化模式、空间组成、区域联系、科学发展等问题。姚士谋对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现实特征、未来走向等作了详细而深入的阐释。[12]沈建法则对港深都市圈的特征及提升路径做了研究。香港制造业向广东转移，并没有集中于大城市，而是分散在小城镇，改变了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深圳等因为香港资本流入，提升了产业结构，推动了贸易和金融的发展。香港强化了城市的商业中心地位，城市空间形态得到扩展。港深仍存在政府沟通不畅、经济联系不紧密、基础设施不连接等问题。珠江三角洲的城市扩散集中在经济特区，主要在城市中心进行，随后双轨城市化展开，对小城镇理论造成了挑战。海外投资、外来劳动力、政府力量等推动城市化加快发展，中心城镇的作用越来越大。
2.长江三角洲
学者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群的考察历史较早，主要集中在城市用地规模、城市之间合作、城市化趋势和战略、城市化特征、城市化动力机制、城市化生态效应等方面。城市化需要提高工业化聚集效应，改变苏南模式的弊端，发挥民营经济作用，推动城市群发展，继续发挥经济发展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后，长江三角洲的城市用地不断扩大，城市发展呈现出“一核多带”的趋势，城乡日益一体化，要继续推动大城市发展，积极发展中心镇，形成合理的城市体系，加强省际合作。此外，学者对东部地区城市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城市化水平的测度、农村城市化的动力、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城市化趋势和郊区城市化等，对上海、北京、东北等地区城市化的分析，对城市群发展模式的评价等。
3.中西部地区
学者对中部地区城市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安徽、山西、湖北、江西等省的城市化发展水平，分析了城市化的特征、水平、影响等传统领域。学者较少关注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对西部地区的城市化道路、战略、模式、问题的讨论有所增多，主要分析了城市化的制度、区位、交通等因素，考察了开发区的建设。刘玉和冯健在《区域公共政策》一书中则认为，中国城市化不能照抄国外模式，不能采用统一的模式，而要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发展区域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沿海地区城市化水平高，应该重点消除二元结构，提高城市综合治理水平;中部地区城市化水平不高，应该推动产业发展，提高城市承载能力，用产业带动城市化发展;西部地区人口少，应该推动城市规模扩大，培育特色产业，用城市帶动乡村发展。
因此，国内学者认为，中国应该根据地区特点采用区域城市化发展战略，推动区域综合发展。东部地区要提升水平，中西部地区要重点突破。中国城市化需要统筹城乡经济发展，要立足当地实际，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结构，推动区域产业专业化，加强农村小城镇基础建设，为居民营造良好公共环境。
总之，中国城市化研究蓬勃发展，大部分研究集中于城市化的问题，试图引导城市化和经济同步发展。中国城市化研究要立足实际，不能单从西方理论出发。国内对城市化模型的研究已经有20多年，但对于城市化模型仍没有明确定义。国内学者对城市化做了很多符合实际的研究，但缺乏全球化的整体背景和核心价值的引导，过分注重热点问题，而不能具体指导一些城市的建设，城市化需要从整体上考察新型城市化理论的形成过程和当代价值。
三、城市化道路研究述评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国内学界对城市化道路的研究集中在城市化定义、城市化动力机制、城市化评价指标、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性、城市化类型等。国外学者对城市起源、城市发展、城市问题、人口流动等做了研究。国内外研究城市化已经有大量成果，对城市化模式、提升方法做了较多研究，但较少从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角度考察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特点。国内学者在改革开放前，主要是积极响应政府的各项城市化政策，试图探索出一种有别于苏联模式的城市化道路。改革开放后，国内学者更加积极吸取了国外城市化道路的经验，对城市化道路做了多方面的研究，提出了很多有益的见解，推动了中国城市化研究的快速展开。
国内外城市化道路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研究城市化大多是在单个领域，缺乏综合性和系统性研究;研究城市化的阶段性问题多，而缺乏从微观角度考察城市化进程;较多研究城市化的战略，而对城市化的具体机制研究较少;较多从经济学角度研究，而较少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结合历史和现实两方面角度就更少;注重从增长速度提高城市化水平的研究，而从质量和效益的结合提高城市化发展水平的研究较少。地理学从城乡社区的状况比较研究城市化，经济学从工业化角度研究城市化，未形成完整的城市化理论体系，也较多地将城镇化和城市化混同，一些学者更是把农村城镇化等同于中国城市化的全部，城市化研究仍需要整合学科，具有广阔的研究前景。
城市化道路研究取得了巨大成果，但主流研究也滞后于复杂的现实，滞后于国家需求，而且集中于应用型研究，理论型研究较少;总结归纳较多，推理演绎较少，国内外交流也较少，城市化研究与政策有密切关系，影响了学者立场。因此，从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视角研究城市化道路，既是为了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对这一实践进行阐释，又是为了从过去的经验教训中得出科学结论，以便指导现实城市化实践。目前的城市化的应用研究还存在着两种误解：其一，过于简单化理解城市化，将城市化看成是物理空间的形成过程，如地铁建设、城市美化、城市改造，而对城市化实践和城市化过程背后深刻的社会关系涉及较少，从而失去其原有的理论魅力——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是其相对较早的城市空间概念具有优越性的所在;其二，也有过于泛化理解的倾向，城市化被当作广义的概念，仿佛成了全方位的箩筐，看似新颖的城市学研究其实只是已有城市理论的重复，只是把原本的城市概念“神秘化”，将形式的城市变成对象化的城市，从而让其失去深刻批判反思和现实辩证分析。因此，城市化研究有进一步讨论和完善的需要：一方面需要扬弃城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另一方面应避免文字游戏式的重复。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研究应该力图矫正上述两种城市化认识偏差：一方面要凭借返回相关文本研究城市化理论的形成过程，另一方面要尽力去理清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特色之处，并对城市化道路的提升方法做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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