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说部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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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满族说部是满族先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积淀和孕育出来的古朴而悠久的民间长篇说唱形式，“说部”一词由满语“乌勒本”转译而来，并于20世纪30年代后正式作为口承艺术的定义名词开始使用。对满族说部的研究主要可以归纳为基本概念及理论研究、文本研究、对传承和传承人的研究几个方面。
关键词：满族说部 基本概念及理论研究 文本研究 传承研究 述评
中图分类号：K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24-0082-02
2008年以前，满族说部的研究成果多是对“满族说部”这一民族文化遗产介绍性与抢救性的文章，也有个别学者具有开拓性意义的研究，比如：富育光先生，他既是满族说部的传承人，又是满族说部的研究专家，发表了一系列在说部领域具有开拓性、探索性和方向性的文章，对后期说部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其著作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研究性的论文。这一类的文章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满族说部自身的研究，如《满族传统说部艺术——“乌勒本”研考》，发表于《民族文学研究》1999年第3期。此文可谓满族说部研究先河之作。富育光先生在文中对什么是满族说部、满族说部的构成要素等均作了详细的解答，将多年在民族地区调查与研究的心得——满族说部艺术的发展成熟规律等书于文中，并将满族说部内容大致分为“窝车库乌勒本”“包衣乌勒本”“巴图鲁乌勒本”三方面内容。第二部分是对满族说部传承和保护的研究，如《满族说部的传承与保护》，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5期。文章发表于满族说部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年之期，对满族说部产生的背景进行了论述，对“说部”的名称进行了考证，对构成满族说部特有的传承和保护特征加以归纳和总结，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
另一类是文化调查类的文章，如《“满族说部”调查》，文章发表于第一批《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即将面世之际。在这两篇文章中，富育光先生分别叙述了《乌布西奔妈妈》采录始末、《东海沉冤录》传承情况、《萨达人传》采录纪实、《尼山萨满》与北方民族等内容，并做了详细的记载和论述，使满族说部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珍贵性得以呈现。
周惠泉先生撰写的《满族说部与人类口传文化》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4期，作者立足史料、引经据典、论证翔实，对满族说部的产生和发展进行考证，鞭辟入里地阐述了满族说部对人类口传文化的贡献和意义;王卓先生撰写的《论清代满族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分野》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3期，作者先是为满族说部“认祖归宗”。满族民间文学沿着满族文学的历史传统，主要以口传的形式传承，同时又随着满族與汉族文化的不断融合，出现了满汉双语兼用和纯汉语的多样化的语言形式及文本形式。清代满族民间文学多为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或新产生于民间尚处于活态的集体创作，而无具体的作者。文章从文学角度进行论述，将满族说部作为满族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作者身份与创作方式的差异、语言形式与传播载体的差异、文学传统与文化背景的差异、受众范围与文本意义的差异等几个方面，将满族说部与满族文人文学从本质上区分开来。
2008年后，满族说部研究的局面逐步打开，研究领域和方向逐渐深入和多元化。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大体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本概念及基本理论
这部分研究成果主要有：周惠泉先生撰写的《满族说部口头传统研究》，于2016年8月出版，内容大致分为三部分：一是对满族说部的渊源、价值与意义、内涵与分类以及传承与保护几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论述;二是以肃慎族和女真族的发展和政权建立为线索，对满族说部的源起和发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三是对传承人富察氏和赵氏家族进行了研究。周惠泉先生的著述以满族说部的口承传统为切入点，先是追本溯源地概述，而后以整个中国文学史为背景，细化深耕满族说部在其中不可或缺的意义，以实例论证满族说部并不是凭空杜撰的，而是代代相传的口传文学。由王卓、邵丽坤撰写的《满族说部概论》于2014年出版，该论述以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为根基，将满族说部的基本概念理论、性质、归属学科等问题做了梳理，为满族说部搭建了一个系统的理论架构。周惠泉先生撰写的《论满族说部》一文发表于《民族文学研究》2009年第1期，文章从满族说部的渊源与缘起说起，以史料佐证，对满族说部的价值与意义、内涵与分类、抢救与保护几方面的研究进行了论述，强调满族说部这一口头文学对保持中国甚至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充实中国文学的学科建设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王卓先生撰写的《满族说部的称谓与性质》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5期，《论创世题材满族说部的文本体系》发表于《民族文学研究》2014年第1期。第一篇文章依照“传统说部丛书”给出的“四分法”的分类标准，对当时已出版的满族说部三十余部文本进行了年代和类别的划分;第二篇文章以当时已经出版的满族说部中的四部“窝车库乌勒本”为研究对象，对其中“创世”题材所涉及主题的体系性、人物的同系性功能的体系性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学者们立足于满族说部的基本概念和理论问题，分题材、分类别地对满族说部的文本体系、称谓和性质等进行了研究，推动了满族说部研究方向的架构和内涵并重、汉民族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进程并行、中国文学史呈现书面文学与口头文学兼备的发展趋势，为满族说部的受重视程度造声势，并先行先导，划分、确立了初步的研究框架，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具体文本的分析和研究
随着三批“满族口头遗产系列丛书”的陆续出版，学者们对满族说部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口传”文化和民族文化等基本概念和理论，更多的学者开始着眼于文本，针对满族说部的具体文本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研究。郭淑云撰写的《<乌布西奔妈妈>研究》已于2013年3月出版，研究从《乌布西奔妈妈》的史诗性特点入手，由宏观到微观地对《乌布西奔妈妈》的采录整理、历史文化、部落社会、萨满文化、渔猎文化、航海活动、文学解读等方面细致地分析和研究。朱立春等撰写的《满族说部文本研究》已于2016年8月出版，从传承与保护、类型与特征、研究概况及活态传承、文化属性四个方面对满族说部文本概况进行了分析;研究了满族说部所折射的早期社会文化形态，对满族说部中女性英雄形象与英雄主题进行了研究，并对满族说部中的民间音乐要素和民间舞蹈进行了整理和研究。 对于“窝车库乌勒本”的研究论文主要有：郭淑云撰写的《从<乌布西奔妈妈>看东海女真人的部落战争》，作者以《乌布西奔妈妈》的主线——部落战争为研究对象，对部落战争的起因、特点和性质做了分析归纳，突出了鲜明的地域文化和萨满文化特征。高荷红撰写的《满族说部“窝车库乌勒本”研究——从天庭秩序到人间秩序的确立》，作者依据四部“窝车库乌勒本”，以文本中所表述的众多女神及女神分属的不同层级为研究对象，将女神经过斗争所形成的天庭秩序对应到人间，反映出满族对女性的尊重和敬仰。
对“巴图鲁乌勒本”研究的文章以满族说部文本为研究基础，对其文本内容用不同研究方法进行了不同角度、不同方式的深入研究。一些其他专业，如法学、文学等学者从说部中的宗法制、世袭制、奖惩制、战争中的军功赏罚制等方面作了相关的对比论述。学者们对满族说部的研究，为我们带来了新的角度和研究方法，拓宽了满族说部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视野，为满族说部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令人惊喜的是，从前对于满族说部的研究，大部分局限于长江以北的学者，近年来我们发现，许多南方学者开始参与其中，不同地域的学者带来了不同的研究风格和研究理念，为满族说部的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
三、传承及保护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满族说部，其独特性在于“口传性”和“活态传承”。满族说部国家级传承人富育光先生和赵东升先生为此作出大量贡献，并屡发文章阐述满族说部的传承和保护问题，引起了较大反响。如富育光先生撰写的《富察氏家族与满族传统说部》《满族说部的传承与采录——<鳌拜巴图鲁><傅恒大学士与窦尔敦><扎呼泰妈妈>》《满族传统说部《松水凤楼传》的流传与采录》，赵东升先生撰写的《我的家族与“满族说部”》。以上传承人自述性的文章，既从传承人角度对满族说部的形成、传承及采录过程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又以学者的专业文笔归纳整理。这种既是传承人又是学者的双重身份，不仅道尽满族说部中一些令人困惑的习俗成因，同时还解开了一系列鲜为人知的历史谜团，为学界满族说部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满族说部传承和保护问题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满族说部传承的研究
荆文礼先生撰写的《抢救民族传统文化必须争分夺秒》和《抢救满族说部十七年》两篇文章对满族说部的抢救过程和保护问题进行了叙述和研究。这部分研究的文章多从满族说部的传承出发，对满族说部的形成及传承谱系作了详细梳理，结合当代社会环境，对满族说部的传承和保护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2.满族说部传承人的研究
随着满族说部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满族说部的传承和保护问题进入了学者的视线。在满族说部的形成和传承过程中，传承人的作用和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荆文礼先生撰写的《富育光：畢生守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根》发表于《地域文化研究》2018年第6期;汪丽珍撰写的《“你坐在那儿，我为你讲述”——满族说部传承人富育光讲述传承说部的家族性》发表于《民族文学研究》2014年第1期;高荷红撰写的《国家话语与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以满族说部为例》发表于《民族文学研究》2015年第4期。这些研究有的是针对某一特定传承人的，有的是基于满族说部特定的传承模式——家族传承的，对传承人家族的研究，有的则是对传承人这一群体的研究。
满族说部的独特性在于其“口传性”和“活态传承”，满族说部传承和传承人的研究，能使人更清晰地了解满族说部形成和发展的历程，这对满族说部的保护工作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杨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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