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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杰外交活动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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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王世杰是我国民国时期的杰出外交家,他以他独特的外交手段和人格魅力影响着当时的中国内政以及国际地位。本文以各种历史资料为基本出发点,简要对王世杰的外交活动进行了研究和述评。
  关键词:王世杰;外交;活动;民国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23(C)-0235-01
  民政府时期的政坛,尤其是抗战开始之后,一大批学者或是出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主体意识,或是出于其他原因,先后进入政府任职,尤其是在外交、经济、教育这些技术性、专业性较强的部门,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影响着当时中国的内政、外交。在当时,这是一个人数众多、能量巨大群体,其中不乏像胡适、蒋廷黻、傅斯年这样的著名学者,而王世杰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在王世杰的整个政治生涯之中,处理与外交相关事务始终是其首要职责,而且从事外交也才是他的真正愿望和兴趣之所在。①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及条件的限制,学界对于他的了解和研究,远逊于胡、蒋、傅等人。近年来,随着各方条件的改善,学界对王世杰外交活动的研究和关注开始逐渐增多,本文即试图就这一主题对前人的成果做一简要的回顾和总结。
  目前的相关研究,主要是集中于他担任外交部长这段时期。最早的一篇论文见于1999年第2期的《民国春秋》,是顾关林的《王世杰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王世杰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一文部分再现了当时中苏谈判的历史场景,在一定程度重新厘定了王所应承担的历史责任。王世杰接任外交部长后,于1945年8月14日在同意外蒙古独立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签字。当条约公开以后,国人纷纷指责王世杰的“卖国”行为,甚至有人称他为民国的李鸿章。然而,纵观整个事件,我们很难说王世杰就是真正的决策者。在发出最终的签字指令之前,蒋介石曾于7月6日下午,约孙科、邹鲁、戴季陶、于右任、吴稚晖、陈诚等商议,最后决定在外蒙古问题上让步。②可见,在这件事情上,王世杰只不过是当了替罪羊而已,就连蒋介石后来也不得不承认,“王世杰去莫斯科是为了国家利益执行一项政府政策。他是奉我的命令行事的。”、“至于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的,一致赞成的,但是我个人仍愿负其全责。”③。
  抗战胜利以后,中苏之间的问题并没有因为条约的签订而彻底解决,尤其是围绕着东北问题的争端,反而是愈演愈烈,符常俊的硕士论文《王世杰与战后中苏东北问题的交涉,1945•8-1946•5》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其在文中指出从抗战胜利至苏军全部撤退完毕历时8月有余,正是由于王世杰所领衔的对苏交涉活动的失败,使得中共得以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在东北抢占先机,从而给此后的局势发展造成重大影响。④对于战后东北交涉问题,蒋仕民的《王世杰与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外交》也有所涉及,但内容基本没有超出上文的范围和深度。对日约问题,《王世杰与战后对日和约问题的交涉》一文的论述更为深入。此外,《王世杰与二战后索赔问题之浅析》⑤也有比较详细的论及,但是同以上两文内容上有一定重合,这里限于篇幅不做详述。
  当然,除了王世杰在任外交部长时期的活动,对其此前外交顾问的角色,也有文章论及。程利申的《王世杰与中国战时外交之初步研究》一文就主要以“七七事变”发生后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一段历史时期为切入点,详细探讨了王世杰与中国战时外交关系及其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并分析了他的战时外交活动和外交思想的主要层面和发展过程,归纳了他的外交思想的主要特点。⑥通过该文,我们可以窥见王世杰对于当时诸多外交问题的看法、主张是如何发展、演变的。
  自《王世杰日记》公开出版以来,人们对王世杰的丰富而复杂的一生也有了越来越深入的了解。但是,相对同时期的其他人物研究而言,当前学界当前对王世杰与民国外交的研究还有相当大的空白和拓展空间。
  同此前已经引起学界广泛注意和研究兴趣的一些民国外交人物不同,对于民国外交研究而言,王世杰有其独特性。首先,与胡适、顾维钧、宋子文等人在台前直接操控外交不同,王世杰对于抗战时的外交的影响几乎都是通过幕后间接的方式来进行的,这就使得他的活动和作用更具有隐蔽性,而这或能反映出在当时党国体制之下国民政府外交决策的某些重要特征。通过对王世杰的研究能够更好的折射出当时内政与外交之间的复杂关系。
  具体到实践操作层面,笔者以为,未来的研究可从以下诸面入手:首先,一些基本的史实仍然有待梳理。虽然,王世杰直至1945年才当上外交部长,但是其从1938年进入参事室担任蒋介石的外交顾问起,十年外交生涯,期间涉及的外交事件不可计数,但当前所关注的只是少数几个较有影响的事件,还有诸多外交活动值得梳理;其次,由于当时国民政府的特殊政治体制和复杂的政治生态,王世杰在外交上处于一种非正常的地位,一方面对于外交他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和主张,另一方面又时刻面临着来自最高统治者、党内派系以及民众舆论的干涉和压力。详细梳理这一过程中他同体制、蒋介石、党内派系及民众舆论之间具体的互动关系,进而考察其最终对当时中国外交内政之影响,也是有必要的;再者,作为当时民国学者型外交家群体的一员,王世杰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而特殊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他是沟通蒋介石与一批学者型外交官的桥梁,梳理他们之间的关系,对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当时的整个外交官群体的状况也多有帮助。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峨嵋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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